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张伯笠牧师回北维州开布道会，讲题是《踏上回家的路》，讲的是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一整天都在跟几位老朋友们相聚聊天，我们共同的记忆与伤痕当然是六四。
就在布道会前夕，我跟张牧师几乎同时从网上看到，北大校友江绪林在华东师范大学自缢身亡的消息。江绪林也是一名自我选择的“天安门之子”。我还梦想着有一天回到北京大学，跟他一起堂堂正正地在三角地点燃一盏蜡烛；他却突然转身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
比我小两岁的江绪林，选择以自缢这种极其痛苦的方式离开世界，并在遗书中写道： “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
这段话有如一无所有的约伯，在旷野中撕心裂肺的呼告。这也让我想起了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段话：“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向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他也曾向天父发出类似的呼求：
“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
作为基督徒，江绪林当然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是上帝所爱，不应该以自杀结束生命。但是，因为精神的重荷无法承受，他又不得不狠心“打碎了玩具”。上帝会赦免这个大罪吗？自杀的基督徒能不能进天堂，我不知道，但我对江绪林内心世界千军万马的争战感同身受，我愿意称呼他是我“亲爱的弟兄”。
此刻，我想起了江绪林此前为我遭遇秘密警察暴力虐待一事所写的文章，不禁泪流满面。他在那篇题为《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的文章中提及，在得知我的遭遇之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那时，我的遭遇成为加剧他的抑郁症的一根稻草。如今，我在遥远的他乡，为他秉烛，为他歌哭，为他撰文，为他祈祷。
我们在此生失之交臂
在那篇文章中，江绪林也提及我们在香港的一次失之交臂：“那时候我正在反出基督教，觉得基督徒基本上等于伪君子，就有意避开了余杰在浸会的讲座。……但现在读到他遭受迫害，却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查了一下当年电邮，发现细节稍有误差。其实，江绪林主动发给一封电邮，邀请我在香港访问期间跟他见面。因为那时没有智慧手机，在外旅行上网很不方便，我在香港奔波的那几天一直无法上网，等到回到北京家中，才发现江绪林的电邮静静地躺在邮箱中。
江绪林的电邮是2006年3月24日发出的，信中提到其正在浸会大学读一个博士课程，修读John Rawls的自由主义和Michael Sandel的civic republicanism，也希望相约在香港一聚。他还提到他在学习摄影，若在尖沙嘴星光大道见面，或许还可以试一下他的摄影技术。很遗憾的是，我在香港的那几天，每天都在外面奔波，住处也没有网路，直到回了北京才看到他的来信，而我的回信是3月27才发出的。
或许，因为没有收到我到回信，敏感而骄傲的江绪林没有冒失地到我演讲的教室里来找我。殊不知，那一次的失之交臂，使我们此生再也未能谋面。那几年，我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敏感”，我自己有意减少与外界的交往，一般不会主动地跟别人联系，害怕连累到别人。
那时，我刚刚信主不久，在信仰上的思考尚且很浅薄，未必能与早已在哲学和神学上有透澈思考的江绪林做一番深刻的对话。但我至少可以跟他分享信仰见证，彼此鼓励、彼此激励、同走天路。他大概没有教会生活，或许我也能推荐香港或上海的教会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去教会参加礼拜，认识朋友。
如今，听到江绪林离去的噩耗，我感慨万千地对张伯笠牧师说，如果江绪林在我们身边，在教会和团契中，今晚能来听这场“回家就是回到天父怀抱”的布道会，或许他能被上帝的话语安慰，能胜过死亡的诱惑与权势。虽然他还是一根压伤的芦苇，却不致如此猛烈地折断。
为什么黑暗厚重如棉絮？
我更记得江绪林在2000年，在网上发表的那篇纪念六四屠杀十一周年的文章《爱之和解：燃起第11根蜡烛》。他希望用“爱与和解”来化解杀戮与仇恨；他呼吁北大同学在那一天到三角地去点燃一支蜡烛。然而，那一天，他还没有走到三角地附近，就被一群保安绑架、塞上一辆面包车带走。
而真正看到江绪林的呼吁并来到三角地的同学，寥寥无几——其中就有后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郭玉闪。
那时，我已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搬离了学校。此前，我跟江绪林有一年重合的时间住在四十七号楼的研究生宿舍，他比我低两届，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或许，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们曾背著书包和饭盒擦肩而过。本应成为朋友，本该相濡以沫，却无比陌生，却相忘于江湖。
在江绪林的那篇文章中，他也提到了刘晓波：“就拿我最尊敬的晓波老师来说，他说，他心中没有仇恨，只有深深的爱。但那种经历了炼狱的爱，与仇恨一样，也有一种灼人的品质，与优雅或性感的爱截然不同，而我们普通人是天然亲近后者的。”
他没有跟刘晓波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却以极度细腻的心灵，捕捉到刘晓波身上最大的特质：不是对正义、自由的执著与勇敢追求，而是经历了炼狱的、那种灼人的爱。这是我在跟刘晓波夫妇相处十年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发现的秘密。可见，江绪林对“爱”是那么地敏感与敏锐。但他本人身边似乎未出现一个真正的爱人——没有爱人的人生，是何其孤独、何其不幸。（他离世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孤儿，亲人只有一个姐姐）
他也曾提及我写的那本《香草山》，“他还写了本很文雅的《香草山》，大概是解读《旧约·雅歌》”——其实，这个书名虽然来自圣经，但它并不是一本解读圣经的书，而是我和妻子的爱情故事。江绪林显然没有读过《香草山》。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机会送给他一本呢？若是向他分享我和妻子的爱情故事，至少能鼓励他相信爱情，即便不像北岛那样“相信未来”，但至少可以相信爱情啊。
当年的“蜡烛行动”遭到严厉打压之后，江绪林渐渐淡出行动者的行列。北大硕士毕业，他赴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后返回内地，应聘到华东师大任教。他也许向当局作出过不问政治的许诺，这才得到体制内的教职——毕竟，当年的那次抗争，必定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了永久的记载，政治警察们不会那么健忘。
虽然放弃了改变中国的“大气候”的雄心壮志，但他至少还相信可以参与改善身边的“小气候”。正如刘晓波坚持的立场——尽管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却以拥有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知识人的身份思考和写作；江绪林的追求是：“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能淡定。并且，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使得自己配得上一个正义国度（将到来的或乌托邦式的），做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出色的市民，一个有品位的人。
就自己而言，也能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理解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复杂状况中对人类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义的探讨并予以汲取和实践，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这种理想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吗？
我们的故乡已然沦陷，我们的信念正在崩坏，中国大学的黑暗超乎江绪林的想像。他单纯得像一个孩子，岂能玩转以瞒和骗为规则的权力游戏？他也不会炮制那些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以及像砖头一样厚的“专著”。在华东师大网站上的教师简介栏目，江绪林的名字下面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惟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的名字。数年之后，他依然停滞在讲师这个最低职称的位阶上。
周边的教授博导们，颇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之辈；学生则不乏“小粉红”，不仅不愿接受民主自由的启蒙教育，反倒以喝法西斯的“狼奶”且呲牙咧嘴为荣，甚至有人加入“五毛党”和告密者的行列。那么，课堂上还能讲述哪些“政治学”的思想呢？
在绝望中，仍然要寻求希望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江绪林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我记得李登辉在跟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曾提及“身为台湾人的悲哀”；我更要说，“身为中国人的悲哀”乃是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在这个臭气熏天的酱缸中，在血腥的暴政与无耻谎言的挤压下，谁，又不是抑郁症患者？
偌大的中国，已然摆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已然容纳不下纯洁的心灵和睿智的大脑。
其实，一百年来不断在独裁专制中挣扎的中国，哪年、哪月、哪天不是如此？江绪林在遗书中留下小小一笔十万元的存款给姐姐，可见他不是因为经济的窘迫而走向死亡，乃是因为在精神上走到绝望的尽头。江绪林最后读的一本书，是桑德斯写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种左派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价值观，并不能给江绪林以慰藉和满足——如果他读的是班扬的《天路历程》或者路易斯的《返璞归真》，他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吗？
向死而生，乃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抗议。江绪林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
在得知江绪林离去的消息前两天，我正在写关于王国维为何自沉的故事。一九二七年六月月二日，王国维向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他不愿坐以待毙地等候自己所预言的“以共和始，以共产终”的时代的到来，他不愿意与那些张牙舞爪的邪恶者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不愿意像旧约中的先知那样眼睁睁地看着“慈心的妇人，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食物”。
六十二年后，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二十五岁。海子随身携带了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那一天，离学运爆发还有二十天，但海子已然感觉到，最坏的铁与血的时代又要到来了。
又过了五年，就在江绪林服务的华东师大，青年学者胡河清在深夜的暴风雨中从公寓楼上纵身跳下。胡河清的名字正应了一句古老的谶语：“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五年前广场上枪声响过之后，是似乎永不止息的商潮涛声，“河清有日”梦想彻底破灭。胡河清很喜欢晚唐诗人许浑的一首《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红叶水流急。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他便是在这满天风雨中与乌烟瘴气的浊世告别。
又过了二十二年，轮到江绪林了。是无边无际的绝望吞噬了他——“无法反击，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然而，抵抗绝望与荒谬、抵抗谎言与暴力，正是我们活下来的理由。如果他有挚爱的妻子与孩子，他会为了他们的自由和幸福而活著吗？
1921年10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可惜，在江绪林生前，我没有将这句话转发给他。但是，我希望更多的绝望者能读到这句话，重新振作起来，像《饥饿游戏》中那群义无反顾的少年人，用鸡蛋碰高墙的战斗来实现自我救赎。
（余杰，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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