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裏，為江緒林老師送別。我們如何來憑弔這樣一個生命？他的存在與離別都如此獨特，以至於我難以寫下一篇規範工整的悼文。這是我不擅長的，對緒林也未必適合。如果這份悼詞帶有許多個人的感觸，而未能代表一個群體的心聲，請原諒和容忍我。
緒林短暫的一生不同尋常。他在1975年2月出生，五歲時母親不幸病故，十二歲時又失去了父親。此後靠姐姐江壽娥含辛茹苦地撫養他長大。坎坷而清貧的早年沒有埋沒他求知好學的稟賦，緒林從湖北紅安的鄉村走進北京，先後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後來在香港浸會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緒林是這個多難家庭的榮光，他對姐姐懷有難以表達的深厚感情。他對姐姐言語不多、時而詞不達意，甚至許多年沒有回家探望。但他一直給姐姐寄錢，還為姐姐在縣城買了房子，盡己所能報答養育之恩。姐姐，在此請接受我們深深的敬意，請您節哀，保重身體。您能過的好一些，是緒林由衷的心願。
2009年緒林進入華東師大政治學系任教。當時我在歷史系工作。2010年秋天，緒林走進我的教室，旁聽我給碩士生開設的《西方思想經典研讀》課程。我知道緒林有很好的學術訓練，而且已經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論文。他來聽課實際上對我有不小的壓力。我幾次對他說，要是覺得沒有收穫完全不必浪費時間。整整一個學期，他只缺席過一次，還發短信給我「請假」。我們在課間聊天，也經常在下課之後一起去食堂午餐。交談之中漸漸熟知起來，就此結下了友誼。
2013年夏季，我和幾位同事一起調入政治學系，緒林很高興有了更多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行。政治學系的同事們與緒林的交往深淺不一，但都了解緒林與眾不同的性情與風格。他專注於學問和思考，潛心閲讀大量經典著作，同時也認真對待同行的研究，他的評論總是中肯而富有洞見。他熱愛教學，對學生傾注了巨大的關懷和心血，也贏得了同學們深切的敬意與愛戴。而緒林對學術發表有着極為嚴苛的標準，以至於不管我們多少人勸說他發表著作、申請課題、儘快晉升副教授，都徒勞無功甚至顯得庸俗。同時，大家也開始擔心他時而流露的憂鬱情緒。
半年之後，我接任政治學系系主任的工作。但我從未以這個身份與緒林相處，這對我們來說是格外彆扭的。緒林說「我以前就把你看成兄長，以後也一樣」，這使我釋然，也讓我銘記。我對他唯一的要求就是開朗起來，振作起來，「只要你陽光一點，怎麼開心就怎麼來」，如果要「求上進」提職稱，我們大家一起來幫着策劃、一起來推動，如果願意聽憑自己的興趣潛心研究，根本不用理會那些的考評規則。我慶幸我們所在的這所學校，使我能夠不擔風險地行使一點小小的特權，對緒林這樣一個特殊人才予以特殊的對待。而他除了感謝，就是說自己「學問還不紮實」，他願意慢慢來。
後來華東師大推出了一個新的職稱評定方式，稱為「代表作制度」，就是對於特殊人才，不要求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課題成果，只要提交自己的代表作（著作或論文）參加評審，就可以申請晉升。我第一時間興沖沖地帶着這個消息去找緒林。在我看來，這個新規則就是為緒林這樣的人度身定做的。
我請他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作為代表作提出申請，這是他晉升副教授的一個捷徑。但緒林居然不知所措，沉默良久之後說，「其實後來我覺得那篇文章的結論過於草率了，也可能是錯的」。我說我知道，「你可能over claim對羅爾斯的批評，但用理性選擇模式來作解讀這個思路非常新穎。要點不在對錯，而在於代表了你的學術水平」。他說，「可是，這篇文章不能代表我的水平啊」。
我驚訝至無語。不是因為他的不通人情（對此我早就習以為常），而是緒林再次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純粹：對知識的誠實，對學術作為志業的神聖感。這在當今學界是如此罕見。是的，緒林是現代學院中的一枚「珍稀植物」，珍貴而稀少，卻在一個早春的寒夜驟然夭折，這讓我們無比痛惜。這枚植物又是孤獨和憂鬱的，格外需要温情與關愛。
他缺乏朋友嗎？與流傳的說法相反，緒林身邊一直有自己的朋友。他當然不是那種喜歡社交活動的人，尤其不善於泛泛之交。但他周圍有自己願意交流的朋友。最初幾年與他交往更密切的是崇明和劉文瑾夫婦（目前他們在美國訪學），緒林經常去他們家「蹭飯」。還有哲學系的葛四友，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打乒乓球，聚會。那時候沒有微信，許紀霖老師發起了一個「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研討」的郵件群，緒林在其中的發言很活躍。
在政治學系，楊芳、蕭延中和吳冠軍老師，尤其是後來調入的邱立波等老師，都和緒林有比較密切的交往。林國華老師和緒林有更久的淵源，或許是最能和他深談的人，但遺憾的是相逢的機會不多。（請原諒我可能遺漏了許多應當在此提及的名字）。所有與緒林專業上相關的學術活動，我都會邀請他參加，他也都無一例外地參與，而且會認真準備，做出有質量的發言。他在一個跨地域的政治哲學交流的微信群中發言也很踴躍，臨別前兩天還提出了關於桑德爾著作的一個問題。另外，他還有難以計數的學生朋友。
但是，總有一個問題在我心頭揮之不去：「朋友」意味着什麼？對緒林究竟意味着什麼？為什麼通常所說的友誼最終不足以幫助緒林應對內心的絕望？此刻，這個未解之謎變得如此沉痛。
緒林最初給人的印象是謙遜、靦腆，少言寡語。但熟悉之後會發現，其實他非常生動，興致來了可以很健談，時而機智，時而倔強，有出其不意的幽默感。他也格外敏感，善於傾聽和理解。但與此同時，在他身上總有一種侷促不安、一種不自在的氣質如影隨形，時隱時現。即便在非常熟知之後仍然如此。緒林曾對我隱約談及他的幾次戀愛經歷，有的長達半年之久，有的曇花一現。最後一位戀人是90後的女生，當時我真心為他高興。但幾個月前緒林告訴我，因為感到「無法給她一個好的未來」，他提出了分手。許多女生可以遠遠欣賞他、欽慕他甚至崇拜他，但親近之後卻難以持久相處。
我猜想，緒林的許多朋友在和他接近到一定程度後都會遇到一些困難，在通往更加親密的交往中，變得舉步維艱或不知所措。我的一位學生說，「我們大部分人的心靈都會有那麼個庭院，願意讓朋友進來喝茶聊天，江老師也願意。而人心深處的那個小木屋，大部分雖然上了鎖，但也有解鎖的鑰匙，江老師的卻有點像死鎖，或者連環鎖，難以打開。」我自己最終也未能進入緒林心靈深處的「小木屋」。大概是因為愚鈍，我找不到鑰匙，或者因為畏懼，我害怕冒犯，不敢破門而入。
是的，緒林的確有自己的朋友，也有過心愛的戀人。但他始終沒有獲得那種深入而持久的親密關係，那種能温暖地滋養他、陪伴他和支持他面對內心孤獨和焦慮的友愛與戀情，那種温潤而強健的感情依靠。
有一次問及他為何情緒又低落了，緒林說他只是「胡思亂想」而已，不願深談。臨別時我對他說，「no matter what, 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我覺得有些話用英文聽上去不那麼「肉麻」），他很鄭重地迴應說「知道的」。自此之後，我以為我們之間有一個默契的約定：你守着自己的「小木屋」獨自面對內心世界，但要是小木屋「失火了」，你應當及時讓我知道，而我可以闖入救急。
我曾經確信，緒林不會不顧這個約定而貿然行事。以前有過幾次，發現他流露出悲觀低落的情緒，我就會適度干預，他並不反感，還會反過來寬慰我說「別擔心，沒事的」，說自己「只是胡思亂想一下」就會過去的，諸如此類。而那幾次情況都「轉危為安」了。其他的朋友可能也有類似的經歷。有時候在他微博中一些朋友善意的勸解留言，也會幫助他走出一時低落的情緒。所以事發的那天下午，雖然他一直不接電話，但幾次回覆了我的短信，我以為最後還是能化險為夷……。
可是我錯了！當知道他如此決絕走上不歸之路的時候，我無比震驚，一時間悲痛與失望交加：「緒林，我們不是說好的嗎？你怎麼就背棄了我們之間的約定啊？！」。人的自我確信是多麼不可靠，又是多麼可鄙的自不量力。作為基督徒，緒林違背了他本該信守的宗教規條，他和我之間的默契約定又何足掛齒？
那麼，緒林的孤獨和焦慮究竟是什麼呢？以至於他最終走得如此決絕？是「抑鬱症」嗎？緒林長達多年反覆出現的情緒低落、失眠和輕生念頭，似乎符合典型的臨床症候。可是我一直在迴避這個詞。覺得這個詞太輕巧了，太方便地打發了一切，它抹去了緒林複雜而又深不可測的心靈孤獨，也免除了我們所有的負擔和愧疚。 但今天，我願意重新看待這個問題。在和緒林的交談中，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暗示他應該尋求專業心理醫生的幫助。但這個令人不安的話題斷斷續續地難以持續，隨後就轉變為哲學化的談論。心理諮詢行業是現代性的發明，是將道德、價值和信仰的危機完全化約為技術性的心理問題，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對深刻的人性問題。我和他都熟知這種觀點，這背後有大思想家的背書，我們甚至都不用提海德格爾或者福柯的名字。那一次我迎合了緒林，錯過了一次機會。因為我們都不願意在海德格爾和福柯的基調之下討論人生。
但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何等的虛榮！如果那些永恆的哲學與宗教的大問題終究需要無盡的探索，而焦慮和孤獨又危及着生命，為什麼我們不能放下架子來尋求專業心理技術的幫助，而要傲慢地鄙夷它？的確，心理治療或許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人生的終極問題，但至少可能給我們更多迂迴周旋的時間，或者能改換一種心境，讓我們能重新上路探尋那些永無解答的奧秘，包括加繆所謂的「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
緒林的氣質中驚人地缺乏周旋、妥協和迂迴的現實主義態度。他渴望的理想之光如此奪目，以至於自己被屢屢灼傷。他為自己確立的標準，無論是道德的、學術的還是信仰的標準，都如此之高，而對自己的反省又太過真誠和深切，近乎苛刻。在這樣的標準下，他時常感到自己（用他自己的話說）在道德上是「卑下的」，在學術上是「平庸的」，在信仰上也是「未曾虔信」。他從來沒有真正接納自己，接納如其所是的自己。他的自我搏鬥和掙扎驚心動魄，直至精疲力竭也未能與自己和解。最終，他將死亡視為「生命最後的庇護所」，選擇以生命的決然中斷來安頓自己。
今天來這裏送別的有許多年輕的學生，其中有不少受到過緒林理想主義氣質的感召。我想在此誠懇地忠告孩子們：理想主義是可貴的，但健全的現實感以及審慎、妥協甚至迂迴的精神也同樣是可貴的品質，也同樣有古典思想的淵源。追尋理想的道路漫長，請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們走得慢，才能走得更遠。
但在另一面，對於精明於功利、甚至老謀深算的流俗風氣，緒林的真誠與理想主義氣質是一道格外刺目的警策光芒。同時，緒林的經歷也啟發我們，在一個有原子化個人傾向的社會中，尊重和包容是必要的，卻仍然是不夠的，友愛與團結也彌足珍貴。我們不僅需要專業同行的討論群組，我們還應當尋求一種更為積極熱忱的精神、智性和友愛的共同體。
因此，緒林留下的不只是憂傷的悲劇，或者說這悲劇本身藴涵着豐厚的啟迪，讓人想起詩人海子的經歷。緒林的命運是這個世俗時代的一個偏執卻不容忽視的精神判詞，也是橫陳在求真向善的理想主義者面前的一個碩大問號。紀念他的不只有今天聚集在這裏的人們。這些天還有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友，還有各處發起的追思會。而在短短几天之內，網絡上紀念和思考的文章陸續不絕。
這足以證明，對於我們（他的學生、同事、師長和朋友）而言，緒林的生命、他的書寫和未竟的思考，是一份值得珍存和深思的豐富遺贈。緒林在早春離去，卻留下整整一個秋天的果實，讓我們在日後的歲月中品嚐與回味，在緬懷與思考的心田裏萌發新芽。對於緒林，這是一份遲來的親密，或許他會嫌過於隆重了。緒林，願你的在天之靈接受人們心中善意與温情，願你最終得以慰藉，並再次露出你那孩子般呆萌的微笑。緒林，願你安息。
（劉擎，政治哲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