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希根森歷史講座教授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於美國時間2月11日病逝，享年82歲。漢學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2月15日在推特上發布了這則消息。
孔飛力的兒子 Anthony Kuhn 透露稱，父親患帕金森症已有多時；孔飛力的學生、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亦表示，自己上周曾計劃前去拜訪，但當時被告知先生已生命垂危。
孔飛力1933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54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日語及日本歷史，並於1955年回到美國後，在位於加州的軍隊語言學校學習中文。
1959年，孔飛力在喬治城大學獲得碩士學位，隨後回到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John Fairbank）和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學習中國歷史，並在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的博士學位。
自1963年起，孔飛力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後於1978年回到母校哈佛大學，接替老師費正清教授，並曾於1980至1986年間擔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孔飛力被認為是繼費正清之後，引領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的重要學者，卻一反費正清一代漢學家對中國上層人物的研究，而將基層村社作為打開晚清歷史的入口，把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歷史研究中，善於從新的理論視角來解讀中國原始檔案。他解剖中國政治權力結構，反覆研究中國政府治理問題：它如何運行？統治者如何統治？人民如何被統治？
1970年，孔飛力在博士論文《中國太平叛亂時期的民兵：團練的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寫就了《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他提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不應該是1840年鴉片戰爭，他認為就對中國社會內部的變革而言，鴉片戰爭的影響比不上太平天國。這一觀點的提出引起學界重視。
1990年，孔飛力發表了其學術生涯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後稱《叫魂》），生動細緻地剖析了乾隆時期的一次大規模清剿運動。這本著作曾於當年獲得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列文森」（Joseph K. levenson）獎，在中國學界及讀者中也口碑頗高。
孔飛力認為，隨着帝制的衰弱，皇帝不得不在怠政制度中注入大量獨裁權力，只有通過打擊腐敗大臣，才能鞏固皇權，而目標一旦實現，則會回到「相安無事」狀態；對於因叫魂引起的大量冤獄和對流民的極端災難，則毫不關心。通過對「底層」、「小事」的分析，孔飛力將清王朝中晚期衰敗的政治結構凸現無疑。這本書所描寫的帝制晚期病症，被認為對當下中國仍有巨大意義。
每個社會都以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權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沒有哪個社會願意長期容忍不受限制的專權。在清代，普通民眾對於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官方的濫用權力面前，也幾乎得不到任何保護。然而，歷史也表明，皇帝與官僚專制在實施威權時還是受到了某種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國，對威權同樣明顯地存在着某種形式的限制。在我看來，在這些限制因素繼續發展成長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將對之產生巨大的影響。
2002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被認為是孔飛力有關中國現代政治變遷的集大成之作。這本書說出了中國帝制晚期的諸多根本性問題，其中現代中國的構建方法和特質被認為延續至今。
與老師費正清不同，孔飛力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並非完全是因受外國刺激而被動反應的結果；作為「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孔飛力提出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內部就面臨諸多在根本性問題上的深刻危機，晚清對於這些危機的思考和回應，許多已碰觸到了「現代國家」的範疇。孔飛力表示，中國「現代性」的構建，包括「現代國家」的實現，或是透過中國自己的條件與經驗而成的，而非透過西方的路徑。
孔飛力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將海外華人移民史作為個人研究的新重點，曾於1997年出版《故鄉：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此外，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的編撰。
聲音
黃仁宇所要界定的是中國歷史文化中同「現代性」不相容之處；而孔飛力所要追索的，則是中國歷史文化中同「現代性」相通的地方。
孔飛力的細節性描述是那樣地引人入勝而又令人顫慄，生動地展現了各省的恐慌怎樣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