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改革派之死（上）：黨內民主人士的尷尬與失落

「他們現在，就是要把胡耀邦變成共產黨的耀邦，但人們紀念耀邦，是因為他是人民的耀邦。」

2015年11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開胡耀邦百年誕辰座談會的前一天，吳偉對我說。62歲的吳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處長和研究員，參與起草80年代政改總體設想，並擔任原中央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鮑彤的秘書。他於1989年因六四事件而被審查。

「官方紀念胡耀邦的出發點，是把胡耀邦作為一種執政黨所餘不多的正資產，他們希望將這個被冷落的正資產盤活，並且讓它增值。紀念胡耀邦的主題，就是把胡耀邦的一生，歸結為黨的耀邦，把他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做的絕大多數事情，都說成是從黨的利益出發。」

吳偉的這一論斷在第二天，得到了來自最高層的印證。

1 是黨的耀邦，不是你的耀邦

官方越紀念胡耀邦，胡耀邦生前所推行的黨內民主改革、防止個人崇拜專斷，越發遠去。

2015年11月20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舉行了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幾乎同時，《胡耀邦文選》出版，《胡耀邦》電視紀錄片上映。

胡耀邦曾於1980年至1987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由於其在任期間，積極推動政治與經濟改革，推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對學運保持寬容，因此在1987年1月連續七天的「黨內生活會」中，被黨內保守派「逼宮」下台。1989年，因為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學生大規模自發悼念並提出政治民主等要求，由此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也因此，胡耀邦在其身後多年，一直都是共產黨的「心結」所在。

表面上，本次高規格紀念座談會，中共中央給這位曾經的名義最高領袖「平反」了，但處理方式卻值得玩味。

一方面，胡耀邦的後半生──不合程序地被「逼宮」下台，遭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指控，因其去世而引發的八九學運，執政黨完全避而不談。另一方面，若對比10年前的胡耀邦誕辰90週年紀念講話，會發現彼時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與今年習近平所講的內容，顯著不同。2005年，曾慶紅贊揚胡耀邦「探索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2015年，習近平對此段隻字不提。2005年，曾慶紅稱贊胡「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做了大量工作」，這一點在2015年的談話中也大量簡化，其中對胡耀邦「反對個人崇拜」、「完善黨內民主」的表述，已不復存在。

近年來，中國的黨內民主派與黨外改革派常借胡耀邦來紀念80年代中國的銳意改革，並寄望未完成的民主政治改革可以早日重啓。但這顯然不是今天執政黨紀念胡耀邦的意思。

在紀念胡耀邦誕辰100週年時，習近平的講話中專門添加了胡耀邦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堅守：「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 』、『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 』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但對胡耀邦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如何推動民主政治改革，則視而不見。

如吳偉所說，習近平正在將胡耀邦「作為共產黨的政治資源盤活」。「盤活」中共黨史中原本衝突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求取最大公約數，為我所用，從而重建正當性，也成了中共十八大以來鮮明的執政特色。

於是紀念鄧小平110週年誕辰時，習近平將「堅守共產主義信仰」描述為鄧的首要美德；紀念被認為是保守派的陳雲110週年誕辰，習又稱陳雲積極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如何打通？一句「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就解決了問題。

早在2015年初，黨內黨外的民主改革人士就對胡耀邦紀念懷有期待，他們把紀念胡耀邦看成一個象徵改革希望的政治風向標。而紀念會過去，他們卻目睹了最弔詭的場景——官方越紀念胡耀邦，胡耀邦生前推行的黨內民主改革、防止個人崇拜專斷，越發遠去。

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也和他們追隨的胡耀邦一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

2 尷尬的黨內民主人士，微弱的抵抗

僅僅3年時間，改革「派」就幾乎徹底「退場」。

臨近胡耀邦百年誕辰時，大部分中國大陸媒體都接到宣傳部的通知：在專題文章上，市場化媒體不能有自選動作，也就是說，只能轉載官方媒體統一報導。 只有少數媒體堅持了「自選動作」，刊發改革派學者的文章──當然，還是在安全線以內。

《財經》雜誌刊發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授王占陽的文章《胡耀邦的富民思想》。

王占陽被視為黨內民主派學者的代表人物。一直以來，他提倡「普世的憲政社會主義」，在他的論述中，有「兩面大旗」，一面是馬克思，一面是鄧小平。他把馬克思解釋為「主張憲政民主政體」，把鄧小平解釋為「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此前與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共同出席的座談會中，他也曾提出中共是「長期執政，完成執政使命」，而非「永遠執政」。

以此種方式要求黨內改革的聲音，曾在2012年十八大換屆之際頻繁出現。但很顯然，新一屆領導人完全拒絕了這一呼籲——要求共產黨自我改革的強烈聲音，在這兩年來已近乎絕跡。

《炎黃春秋》雜誌一直被視為黨內民主派老人的發言陣地，此次也刊發了與官方定調截然不同的紀念聲音。原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正局級研究員郝懷明發表文章《胡耀邦與黨的現代化》，文章提到胡耀邦反對在任何事上都與中央保持一致，而應該發揚民主。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也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文章，其中引用1980年胡耀邦參與起草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並發出質問：「反對個人專斷，發揚黨內民主，這35年來究竟落實了多少？是不是頗有『好了傷疤忘了疼 』的感慨？」

「好了傷疤忘了疼」顯然意有所指：中共剛剛在幾周前通過了新版的《黨紀處分條例》，其中要求黨員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違反者將被給與警告，撤銷職務，甚至開除黨籍的處分。

財新網發表了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文章《胡耀邦——推動全面改革的政治家》，蔡霞將胡耀邦的形象重新置位，其中詳細論述胡耀邦致力於「推動解放思想、發揚理論民主、糾正黨內左的組織路線、加強民主法治建設、推動政治改革……」這與習近平隻字不提、甚至截然相反的論述相互齟齬，所以甫一發出，即被刪除。

由與胡耀邦家族關係密切，並長期從事胡耀邦研究的李盛平所主持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成為紀念胡耀邦、並且呼籲中國共產黨政治改革的最後一塊陣地。但顯然，胡家人對習近平的紀念講話相當不滿，因此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的首頁頭條，放置的仍然是趙紫陽的講話（追悼會）、曾慶紅的講話（90週年），而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或許是作為無聲的抗議，則不見蹤影。

在2012年，十八大中共換屆之時，學者榮劍曾預言，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很可能隨着習近平的上台而「返場」與「登場」了。但事實情況卻是，僅僅3年時間，改革「派」就幾乎徹底「退場」。在「不講憲政」、「不講普世價值」、「不講公民社會」的官方主張佔據輿論場的今天，這零星的四五篇文章，便是體制內改革派最後的微弱集結了。

3 曾經集體亮相的黨內民主「派」

2009年是自1989年以後，黨內民主派最接近「派別」氣象的一次集體亮相。

對比胡耀邦百年誕辰官方的大規模紀念，黨內民主派的微弱的紀念和「抵抗」，自然微不足道。

然而六年前，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週年之際，黨內民主人士曾有大規模的紀念活動，甚至被民間視為一次「黨內民主派」的集體亮相。

彼時，在前中宣部長朱厚澤的支持下，自由主義學者張博樹等人策劃了《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在香港出版，以此紀念胡耀邦逝世及天安門運動20週年。眾多赫赫有名的黨內民主人士——李銳、胡績偉、謝韜、何方、辛子陵、張顯揚、杜光、鍾沛璋、林京耀、宋以敏、王家典、周成啓等12位老共產黨人，都各寫一篇要求中共推動政改的文章，港媒和外媒均跟進報導，一時引發海內外劇烈反響。

不止於此，同年，李銳、朱厚澤、杜導正、曾彥修、張思之等黨內民主人士在香港《爭鳴》雜誌發表給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開信，要求擴大輿論監督、保障公民社會，進行政治改革。這被媒體稱為「零九上書」，一些人士甚至認為，「零九上書」與政治反對人士劉曉波所組織的「零八憲章」相映照，成為黨內黨外合力推動民主的寫照。

不過，當事人認為，中共黨內民主人士從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派別」。在採訪中，當我稱一位中央黨校教授為「黨內民主派」的時候，他明確拒絕這個稱號，因為「從來就沒什麼派」——而2009年，則是自1989年以後，黨內民主人士最接近「派別」氣象的一次集體亮相。

除了09年的集體亮相，這些黨內民主人士以個人之聲，多在《炎黃春秋》發表自己對時局的見解，以及對政改的大聲疾呼。

前社科院副院長謝韜於2007年在《炎黃春秋》雜誌直言不諱──發表文章《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因為「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然而天不假年，他於2010年逝世。

曾任毛澤東秘書的耄耋老人李銳，現在仍然擔任《炎黃春秋》顧問，他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週年之際，發表文章《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其中已經直白無遺地提出，如果要完成胡耀邦的遺願，不能再走一黨專政的老路，「首先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依法治國，實施憲政。」

更為悲觀的是同樣已經逝世的前中宣部長朱厚澤，他與胡耀邦關係深厚，被視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靈魂人物。晚年朱厚澤對「中國模式」嗤之以鼻，直言中國的政治專制、經濟發展模式，很可能給本國和世界造成災難後果。

然而這般呼籲民主的景象，今天已經絕跡。

（未完待續）

（維諾，記者，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