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是蔡英文集結筆陣的網站。從名稱來看，把「想」字疊綴在一起，不無再思而行的意思。如果蔡果真在本週末後當選總統，我覺得她該認真想想的人物是重慶時代（1937.11─1945.8）的蔣介石（註一）。
若民進黨重新執政，必定面對北京的步步進逼。台灣不但經濟上被紅色資本穿透掏空，而且邦交國可能陸續出走，國際空間一定更形壓縮。隨之而來的將是民意分裂，北京甚至可能內外聯手，架空合法的政府。
形式相近的威逼，抗戰時期的蔣介石都以更慘烈的方式面對過。蔣最後撐到日本投降，勝利還都；卻在關鍵時刻失去美方信任，更擋不住共軍崛起。重慶時代蔣介石做出了許多關鍵決定，或好或壞，都值得當前借鑑。
一、和戰之間，敵乎友乎?
回顧蔣的一生言論，最有戰略高度的，應該是1934年假徐道隣之名發表的《敵乎？友乎？》當時形勢是日強中弱，滿州已建國三年，而日本軍方內部的皇道派與統制派鬥爭激烈。蔣直接訴諸於日本各界，分析兩國其實有共同防蘇反共的戰略目標。只要日本能節制軍方，中日必能避免一戰。蔣的言論，在戰前戰後都得到日本社會一定程度的呼應。
不知蔡英文心中，是否也有一篇足以說服多數中國人的和平論述？對於台灣主權，北京與民進黨可說是針鋒相對。然而民共兩造，是否也存在共同的戰略利益？答案是肯定的，但絕不是馬習會宣示的中國復興大夢，也不是兩岸共同聲索釣魚台或南海主權。民共可能的共識，不是特定的國體主張，而是從東亞長遠發展視野來看待中國轉型。
中國是持續崛起的強權，但中南海領導人對體制的和平轉型，至今仍無可靠的路徑圖。中國政制若能順利向民主轉移，對自身、兩岸及區域都是莫大祝福。一個不主動尋釁的台灣，並非全盤接受北京的主張，而是理解中國政體轉型工程的浩大與艱難。台灣可能是過程中重要的參與者，也必定是關鍵的受益人。蔡英文2012年的落選感言，打動了許多對岸年輕人。今年蔡若勝選，則必須用更清晰的論述，召喚對岸更廣泛的支持。
蔣曾經期待中日互相提攜，但日本的輕慢與蔣的偏執，共構了無法回頭的難局。即使日方在蘆溝橋事件後，並不準備擴大事端，但蔣介石卻決定全面反擊。事後來看，若非因珍珠港事變導致美國參戰，單以中國之力抵抗日本進攻，連重慶都可能失守。蔣在1937年把國家的命運，賭在對手還沒犯的錯誤，實可謂冒進。
中國革命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孫文與蔣介石在不同時期，都受益於日本的泛亞主義（Pan-Asianism）。孫文在日本志士宮崎滔天等的協助下，改組同盟會；北伐之後的蔣介石，也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引介下，與日本各界多有聯繫。
如果在1930年代的街頭問中國青年學生，日本對中國意圖為何？答案一定是滅亡中國。但事實是：滿州國建立後，日本並未把佔領中國當成政略目標，卻十分在意南京倒向莫斯科。從日本的角度來說，孫蔣從親日共同興亞轉為親蘇反日，才是破壞了南京與東京戰略聯盟的主因。但從蔣的感受來說，早在1928年的日本出兵濟南阻止北伐，他就下定決心必須與日一戰。
再次上台的民進黨面對中國，與北伐後蔣介石面對日本，情境十分相近。
當中國的主導力量從北洋政府換成抗日的南京黨人，日本當然會利用分化與施壓的手法，避免中國成為蘇聯的馬前卒。面對綠營再次上台，北京只會加大對台統戰與分化力度；但中南海中仍有清醒頭腦，可以準確區分「宣傳內需」與「改變台海現狀」的風險之別。
兩國相持，弱的一方要能繞過言詞，去理解對手的真實意圖，從地緣格局上清楚掌握彼此底線，並且不為己方民意挾持。1930年代的中日局勢，強勢方有其整體戰略的考慮，雖然表面氣焰囂張，但從未以佔領弱國為目標。反而弱勢一方總是氣憤難平，覺得明天就要亡國。雙方都自以為無路可退，結果就是天皇帝國被打回島國原形，至今仍由美國監管；而委員內戰兵敗，在海島度完餘生。
比起中日相爭根源的滿州國，今天兩岸爭端其實沒有太多實質分量。蔣介石與日本欲和卻戰的殷鑑不遠，蔡習豈能不慎乎？
二、先其所愛
中日大戰開打，日本陸軍原想南下中原，切割中國本部。蔣看準對手內部海陸戰略不合，主動在上海租界開闢第二戰場，迫使日本海軍連續三次增兵，牽引日軍沿長江「西上」。蔣的策略是孫子兵法中「先其所愛」，也就是「首先奪取敵人戰略要地」，出其不意地迫使日軍改變進攻路線。
蔣介石抗日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戰術上以「穩、韌」對付日軍「快、硬」的攻勢。而台灣對中國的戰略縱深為何？有效的戰術是什麼？
戰略的答案是「開源」（open source），戰術則是公民社會與企業的培力。北京對台最有效的戰略，就是用經濟手段買通各界上下，期待不戰而屈台灣民主。但黨國體制的大敵是「透明」，而開源是台灣已開始踐行的共識。台灣要如何善用開放透明的建制，廣邀公民監督企業，又能夠歡迎包含陸資在內的良性投資，將是英派執政的真實考驗。
觀察中國近十年來的進步，幾乎都屬戰術上的精進，頂層控制反而更形保守，整體發展上呈現出戰略的退卻。對岸的好頭腦與業界好手不少，但就如二戰的日本從不缺精於戰術的將校，但戰果總在天皇體制與大本營錯亂決策中互相抵消。
以宗教交流為例，台灣當然可以接待山西關公來台繞境，但前提是必須對等回訪，並且把信徒會與財務管理的體系，介紹給中國各地的信眾。又以上海台辦與台南養殖業的契作為例，人家願意下單買貨當然歡迎，但千萬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台灣養殖業者應以上海市場為口碑，進而推到中國內陸及其他國家，熟悉各國特殊的物流體系。傳統產業振興的關鍵，是資源平台與善用網絡的人力，此兩者都與開源戰略直接相關。
台灣應對自己的社會有信心。蔡應該奉行「開放政府」的總戰略，以具體資源支持台灣的小農與企業，直面中國的銀彈攻勢。台灣的防線在於綿密自主的網絡；當開放社會與不透明的體制交往越深，開放的一方，越能產生自我價值認同。
這種價值高地，就是兩岸對峙的戰略要地。
三、微與之期
中日開戰初期，國府唯一的外援來自蘇聯。蘇聯為了遏制日本，對中國的援助可說是真金白銀，給錢給槍。1939年中蘇飛行員曾聯手奇襲日佔的漢口機場，重創日軍。之後蘇聯雖因與日簽訂合約而撤走援助，但日本從未敢小覷蘇軍實力。
對蔡英文來說，今天能扮演昔日「蘇聯」角色的則是日本；而美國還是那個隔山觀鬥，最後才會出手的美國。如同蘇聯因防日而援華，日本理應成為台灣重要外援。不過日本民性遠不如蘇聯痛快，日資企業對中國也多所忌憚，加以台灣親日派歷來多只是日本右翼的尾巴，無法涵括日本民意多樣性，所以台日交流遲遲無法提升到戰略層次。蔡英文應從戰略高度向日本朝野喊話：如果日本想保持東亞經濟均勢，對台技術轉移就不應吝嗇小氣。台灣對日外交也應走出暮氣沉沉的老人圈，轉而面向有批判力及創造力的新日本。
抗戰後期，國府空中支援主要來自陳納德的飛虎隊，這些美國志願飛行員並非現役軍人，卻在戰場上發揮克敵大用。台灣正式邦交國不多，但全世界對中國有意見的好手卻很多。面對強國壓境，台灣不必顧影自憐，只要大膽接合全球超國家的網絡及社群，就會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協助。舉例來說，單挑美國的史諾登或全球比特幣的愛好者，都是對抗網路控制的倡議者。又如開放大麻與爭取同志權利的社群，如果台灣能夠成為亞洲對邊緣群體最友善的國家，他們就會是今天的飛虎隊。
中日在八年對戰中，日方多次修改講和條件，想以威勢逼和，蔣介石卻以「不宣戰，不認輸，不講和」回應。重慶時期的最大困難不只在前線，還有經濟封鎖導致的民生士氣的凋敝。 尤其在1939前後，法國陷落，而德蘇、日美尚未開戰，重慶面臨最為孤立的時期。延安的林彪甚至用一個「熬」字，來形容當時抗戰的艱難。
據北京說法，若民進黨執政不遵守九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從經濟面來說，可能是陸客消費與台商收益遽減，甚至是島內大型投資下降，就業與薪資提升更形困難。但如此種種，比起失國半壁內外交逼的蔣介石，實在算不了什麼。中日戰爭重創沿海城市，但蔣卻藉着撤退到大後方，清理川滇黔的基本結構。蔣提倡「抗戰與建國結合」有一定道理；重慶八年，國府的人才培育基本沒有中斷。
面對中國的合圍，蔡英文應把握時機重整台灣經濟體系，戒除以往只會用大型開發拉動內需的癮頭。對於有以待之的治理者來說，緊縮是改革的良機。而重慶後期為人所詬病的「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再次輪替後的民進黨人，更要戒之慎之。
重慶的蔣介石打不贏日本卻要拖住對手，而拖的目的是要等國際情勢的改變。先是歐戰爆發，接着是軸心三國協約，最後是美日開打。蔣的戰略假設就是「把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一起解決」。回到兩岸，台灣蔡英文頂住中國的戰略想像是什麼?
即使八年後，中國毫無懸念地會繼續存在。爭取四年或八年台海的平穩，對中國轉型至關重要。台灣首先要避免成為對岸極端民族情緒的出口；其次讓兩岸的爭議，在國際的架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最後等待中國內部，醞釀足夠的能量啟動政改。台灣以民主的價值促動中國轉型，將得到國際體系的廣泛支持，這才是當前兩岸相持的戰略意義。
中國若干犯國際秩序，最壞的下場可能像蘇聯一樣，歷經國土分裂與長期內耗。中國若能和平轉型，美國將分享東亞的領導權，甚至不無可能共組太平洋的北約體系。
回顧重慶時期的美中關係，對今天的台灣也頗有警示的意義。抗戰前期，日本侵華所需的石油及打造彈藥的鋼鐵，大半都是從美國進口。美國直到日本南下威脅菲律賓及南洋石油，才對日禁運。東亞均勢離不開美國，但過於期待美國的善意，必定下場悽慘。台美的軍火買賣是爭取大國信任的暗語，但絕不是安全保證；更何況，今天北京還是美國的主要債權人。
重慶的蔣介石，用的是兵法中的「微與之期」，也就是「不要輕易與敵約期決戰」。如何用同樣心法面對九二共識，值得蔡英文再三深思。
四、政治的三角結構
重慶的蔣介石，除了抗日以外，還要面對延安毛澤東與南京的汪政權，兩者背後都有大國撐腰。當選的蔡英文在面對北京之外，島內還有親中的國民黨與抗中的激進派。如果我們穿越時空形象地說，卸任後馬英九像是言必稱九二共識的汪精衛，台北的柯文哲則像嘻皮笑臉的毛澤東。而國民黨的傳統勢力，就像北伐前後殘餘的軍閥勢力；在陸居留的上百萬的台商台幹，則有點像淪陷區的親朋老友。
蔣對汪政權的處理分為上下兩手策略。對汪政權的上層人物，重慶政府堅壁清野斷其後路。但對於為保存實力而被迫加入偽軍的將領，以及淪陷區的中下層官員，蔣介石卻能有同情性的理解。不但透過地下組織保持聯繫，且不以「非忠即奸」的二分法苛責。蔣的彈性的作法很大程度掏空了汪政權的正當性，也解消了日本逼降的政治攻勢。
對蔡英文來說，清理國民黨不當黨產與政治獻金，是必須上綱到轉型正義的原則問題；但對於農漁會或婦女會等傳統國民黨外圍組織，則必須有更多的耐心與新血投入，在每個具體的社會領域，迎戰對岸對人心的收買。
蔣介石從沒放下對延安的戒心，但他卻從未真正了解延安醞釀的重大變化。從1927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就在三灣整編重建紅軍，把黨支部建到連與車間一級。在延安窯洞裏，毛一方面對史達林聯蔣抗日陽奉陰違，同時也透過整風與再教育，建立了足以一爭天下的剛性黨組織。日本學者遠藤譽研究史料後發現，延安在1938年，還透過上海的情報頭子潘漢年與日本佔領者聯繫，不但接受經費補助，也提供打擊國民黨的訊息。這種行為既是對抗戰的背叛，也干犯第三國際統一戰線的大忌。但對於毛這般的實用主義者，鬥垮對手的手段不必有底線。
蔡英文若仔細回顧蔣毛汪的三角博弈，想必對選後的台灣政治會有不同體會。未來藍營的頭面人物一定還會遊走兩岸對台北施壓，但民進黨政府要消化國民黨的殘餘力量應非難事。真正難的，或許是搞懂柯文哲所代表的社會力量。
重慶時代的蔣介石無疑是個民族主義者，是全中國抵抗日本的象徵，但最後在內戰中，共黨的宣傳卻成功把「反蔣」與「反美反內戰」畫上等號。共產黨絕不只是口號動人，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輕人會奔赴延安，昆明的教授學生會反獨裁反內戰，還是因為他們對未來的想像，與蔣委員長出入甚大。
所以未來若看到「兩個凡是」的柯文哲與對岸互動頻繁，或是太陽花世代到對岸創新事業，綠營的支持者千萬不用大驚小怪。新世代的光譜及經驗值已經超過原來的藍綠分布，他們可能認為台獨就是天然狀態，但也不會看不到對岸龐大的經濟機會。未來蔡英文與台北小延安之間的競爭，不是在國族認同中決勝負，卻會在經濟與兩岸的想像力上見輸贏。
蔡英文該謹記，最後讓蔣介石離開南京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毛澤東。
五、贏得抗戰、輸了內戰
蔣和他的部隊撐過八年抗戰，卻打不贏國共內戰。
遠因之一，卻要追溯到1944年日本發動的大陸打通作戰（即一號作戰），在38天連下37城，也佔領了美軍規劃轟炸日本本土的基地。此役之中，美國把蔣介石部隊的種種弊端看在眼底，懷疑其戰力，是以在雅爾達密會要求蘇聯參戰。蘇軍進入滿州後，移交了錙重武器給林彪的四野，決定了東北戰場的勝負；一旦東北易手，國軍在關內也幾無勝算。蔣介石在關鍵時刻被美國看輕，更導致美國最後在內戰中袖手旁觀。
勝敗畢竟是兵家常事，蔣介石在西方受到嘲弄，追其根本，仍是蔣個人與國民黨文化與時代扞格。重慶之前的國民黨，有着時代激烈變遷的過渡性印記；反映在蔣個人身上，就是意識形態上的徬徨。蔣曾經是紅軍的仰慕者，卻又仿效納粹成立藍衣社；他以陽明信徒自許，其後又隨妻改宗信耶穌。蔣終其一身，難脫信念的駁雜。
傳統民進黨人也十分駁雜，既有着商人的現實感，也有秘密會社的排他性。在當前兩岸情勢下，蔡英文及其政黨若只把自己當成國族主義的代理人，不但不合時宜，也無法面對複雜的現實。陳水扁第二任在外交上荒腔走板，連保守派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港譯小布殊）都公開羞辱台灣，堪與英美領袖看輕蔣介石前後呼應。可為借鑑。
對於勝選的蔡英文來說，在自家門內有幾場硬仗要打，分別是環境與國土，勞動體制與教育。此三者互相關聯，直接決定台灣在全球知識經濟的競爭中能否存活。要打贏這幾場戰，蔡英文必須精銳盡出，全力拚搏。只有拉開了與對岸社會差距，台灣才能有安全縱深。
蔡英文的學經歷看似與國際接軌，但東亞現代科舉出身的政治人物有個很大缺陷，就是信念模糊。據說蔡英文把德國總理、出身新教牧師家庭的梅克爾（港譯默克爾）當成偶像；不知蔡英文可否知道，新約中有段經文教人「把不冷不熱的溫水一口吐掉」？從馬英九的例子可知：凡事先求自保避錯的領導者，很難擔起千鈞重擔。蔡英文能否走出同樣輪迴，知情者應該都不樂觀。
六、台灣是不是滿州國?
中日開戰關鍵是滿州國。汪精衛 1942年訪問長春時，曾流淚說「我們以往今後都是同胞！」但同胞都未必須同國，歐洲自一戰至南斯拉夫的解體，帝國的傾圮與人命的傷亡，皆因於同族必須同屬一國的偏執。如果中日不因滿州而大戰，也許蔣的繼承人能在南京繼續掌權，而亞洲面貌也將完全不同。
我們無從得知重慶時代或敗戰來台的蔣介石是否因此後悔，但今天的蔡英文，卻有機會說服習近平，文化同源而政治分治的現況，其實是當前最好的安排。
以上世紀30年代的中日比喻當今的兩岸，也許各方執意者未必領情。但讀懂中日一世紀以來的糾葛，才能了解強弱乃相對的態勢。強者至剛必將折損殆盡，而弱者也必有全其國之道。
蔣一生最大的幸運，是對手日本的偏狹與輕敵；時代給蔡最大的祝福，是全球社經慣行的組織法則，正開始發生驚天動地的改變。在這個巨變的開端，國家量體大小的不是決勝的關鍵，社會願意面對改變的共識，才是最稀有的資源。
周鄰大國與國內的信任，對領導者同等重要。蔡英文最大的挑戰，就是平衡於民意與國際信任之間，力求「彌禍於無形」。台灣能與中國和平共處並持續提升彼此，絕對是世界級的成就。
扁馬之後，台灣人必須承認，我們表土尚淺的民主，還養不出有歷史視野的領導人。我們的選民太浮躁好動，領導人則盡做些血汗型的例行勞務，導致台灣缺乏政治中最需要的大跨度換位思考。以台灣和中日歷史的交錯，台灣社會與領導人，應該可以同時取益於德川家康和孫蔣毛鄧；但實情剛好相反。國民黨的上層，是一群被毛澤東嚇壞了的流亡集團，而民進黨人則十分自在於，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疏離無知。
蔡英文是否能深思東亞及中國歷史，並有所啟發，我們不必有任何期待；但蔣的確是近代東亞無法跳過的思考座標。台灣海峽的現況，就是蔣介石對民進黨人的饋贈（或許也有人會覺得是詛咒）。蔣的追隨者中，至今沒有任何人能在視野上夠超越他本人（包含他的兒子蔣經國）。而蔡及身邊的幕僚，也許此生還沒想過以蔣的情境為摹本，來思考兩岸關係。但歷史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此，跨距越大，越能避免偏見與看清自己。
至於蔣在蔡當選後會不會被請出中正紀念堂，其實不是問題核心。真實的歷史是：委員長既是獨裁者又是戰略家，討回東北卻輸了內戰，反對台獨卻保全了台澎金馬。只是國共兩黨對蔣的定位都我執太深，短期之內難有公正評論。倒是三次輪替後的台灣，只要開放心胸，就會是個把故事講得透徹精彩的好地方。
台北 228 公園的館前路正門，至今還有一對滿州國致贈的銅牛。倘若中日八十多年前能相忍於一時，讓滿州國延續至今，其成就或許難以想像。其實台灣更似當今中美之間的滿州；只要台海三十年無釁，新品類的超國家型構或許就此誕生。
歷史從不缺憾事，但缺謙虛和想像力。
冷眼向洋看世界，從重慶到台北，有一個道理該被記住：
只要存在就是力量，只有存在才能催生變化。
（林正修，海西諮詢顧問公司負責人，曾任台北市民政局長、研考會主委）
註一：本文有關蔣介石歷史，多處參考黃自進教授《蔣介石與日本》一書，特此申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