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台灣大選 台灣 看政見選總統系列之四

照護長輩,非得剝削移工嗎?

隨着老齡化社會腳步加速,長照議題成為這次總統大選兩黨的重大政策,但焦點擺在經費與照顧系統之餘,對便宜、全年無休的外籍看護,卻少了點細膩關懷。


台北,外籍工人集會要求平等的休息時間和假期。攝:PATRICK LIN/AFP
台北,外籍工人集會要求平等的休息時間和假期。攝:PATRICK LIN/AFP

聖誕節前的週末假日,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聖多福教堂後方,不少外籍移工正在舉辦聖誕聚會。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假日聚集了不少信仰天主教的菲律賓移工在這裏望彌撒,同時也在好不容易獲得的休假日裏,聯誼和聚會。這一段中山北路,一如香港的中環。

阿麗(化名)和幾個安置中心的好友也在那裏,一邊把禮物擺上桌,等着晚一點交換禮物的遊戲;一邊幫忙拉桌子、擺食物。隔天阿麗就要去新的雇主家上工了,這是她來台灣的第5年,換了6次工作,最近一次是因為雇主對她施暴。說來諷刺,有工作時阿麗總無法休假,如今因為轉換雇主的等待期,總算讓她有了喘口氣的機會,可以在週末和朋友一起慶祝聖誕。

離鄉背井 移工吃苦都為家

老家在菲律賓的阿麗,家裏有3個孩子,最小的才10歲。5年前阿麗來到台灣工作,和其他21萬7千名外籍家戶移工一樣,期待在台灣賺很多錢,改善老家的經濟狀況。在台灣這幾年,阿麗常常透過網路和他們聯繫。但遭到雇主毆打的事,她沒有說出口,「我只有跟我姊姊講,沒有讓媽媽和小孩知道。我媽心臟不好,我怕她擔心。」

初到台灣時,阿麗擔任一位年長男性的看護,「但阿公會亂摸。」之後阿麗向仲介反應並轉換了新的雇主。新雇主往生後,阿麗再度換個老闆,但這一次新老闆卻是以照顧老人的名義申請外籍看護,實際上卻要阿麗當保姆,換句話說就是「違法使用」。

荒謬的是被雇主當成人頭申請看護的老人過世了,因此阿麗又得再度轉換雇主。中間陸續換過幾次老闆,最後一次,阿麗的工作換成幫忙照顧身心障礙的小孩。每天早上阿麗5點起床準備全家的早餐,接着送小孩到學校、整理家裏;下午則是到女主人常去的佛堂幫忙打掃,或是看顧女主人和她的朋友們的小孩。有時佛堂隔天有活動,前一天阿麗就得待在佛堂幫忙,同時照顧眾家太太們的孩子。

一天24小時,一週7天,阿麗住在老闆家中,沒有自己的空間與休假時間。「有時想要休假,但老闆娘說我休假小孩沒人顧,所以不讓我休假。」

照顧身心障礙小孩的過程中,阿麗時常遭到老闆娘責罵,「有時她覺得我做的不對,會很用力的拉扯我的肩膀,也會跟仲介抱怨我都聽不懂(指示)。」談到這裏阿麗有些沮喪。之後老闆娘不只口頭訓斥,更會出手推打阿麗,甚至掐住阿麗脖子。「工作辛苦可以忍耐,畢竟我需要工作養家。但打人真的沒辦法忍耐啊……。」

移工發現雇主有「違法使用」的情況也可以要求轉換雇主,但得靠移工自己蒐集證據,如果證據不足、老闆也不同意讓移工轉換雇主,移工只能繼續擔在原單位工作。

再次向仲介要求轉換雇主後,阿麗被帶到安置中心。安置期間外籍看護沒有收入,仲介得要提供食宿,「移工安置期間等於仲介要支付生活開銷,所以很多仲介都會想要趕快幫看護找到新雇主,也不管雇主到底是合法非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工作人員解釋,雖然移工發現雇主有「違法使用」的情況也可以要求轉換雇主,但得靠移工自己蒐集證據,如果證據不足、老闆也不同意讓移工轉換雇主,移工只能繼續擔在原單位工作。

「有些剛來的移工怕自己得罪雇主,或者雇主乾脆沒收移工手機,這些情況都讓移工想要主動轉換雇主變得困難。」TIWA的人說道。且為了趕緊有一份工作,即使是「違法使用」,很多人也只能硬着頭皮上。

就在阿麗結束聖誕派對,隔天前往新雇主家工作時,TIWA接到一起家庭看護職災案,一個應該擔任家庭看護的印尼移工,被雇主帶去協助裝修水塔的工作。水塔掉落打到頭部,6個小時後印尼移工無法自行站立,送醫進行腦部手術。

阿麗在台灣工作的經歷,是不少在台灣工作的外籍移工的共同遭遇。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總會」兩年前的推估,在全台灣約有70萬需要長期照顧服務系統的家庭中,家屬自行照顧就佔了65%,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則有28%,剩下的4%交由機構照顧,3%則是使用政府提供的長照系統。

全台灣有接近3成需要照護的長輩必需依賴外藉移工,但台灣對外籍移工的保障水準卻很難令相關團體及人士滿意。

長照體系不足 人倫悲劇頻傳

TIWA訴求讓家庭看護能夠納入《勞基法》保障範圍,同時給予基本工資和法定休假等權益。可惜光是為家庭看護爭取「休假權」,從2003年倡議至今依舊尚未成功。根據粗估,全台灣將近22萬的外籍家庭看護中,有15萬人全年無休的工作着。

台灣9成以上長照需求由家庭照顧者與外籍看護承擔,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年限高達10年,每日照顧時數14小時,87%患有慢性精神疾病,65%有憂鬱傾向。「安置中心裡的外籍家庭看護,也越來越多有精神方向的問題。」TIWA研究員吳靜如說道。

得由家庭與外籍看護撐起長照服務,原因在於台灣政府提供的長照嚴重不足。長照體系究竟有多不足?目前政府提供的服務中,最重度的身心障礙低收入戶,一個月頂多只能申請90小時的居家照顧,一年最多21天,其他時間只能自己想辦法。

家庭照顧者無法獲得支援與充分休息,最後崩潰殺人或自殺的社會事件頻傳。2015年11月,台中一名林姓女子因長期照顧中風母親,最後不堪壓力,買汽油澆在母親身上後點火,並將母親推入4公尺深溝圳大排,母親死亡後林姓女子向警方自首,蹲在母親輪椅旁崩潰大哭:「我壓力好大,我想殺她好久了。」

高齡社會加速到來,讓台灣的長期照顧需求迫在眉睫。但從2007年民進黨執政時期提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後,台灣的長照體系卻遲遲無法完備。

同樣已步入老齡化社會的日本,即便長照系統走得比台灣成熟,但這幾年依舊陸續衍生出「介護殺人」、「介護離職」等社會現象。每一年有10萬人因為照顧長輩而離開職場,最後流落街頭依賴社會福利支撐。老齡人口照顧老齡人口,最後不堪負荷殺人再自殺的案例也越來越頻繁。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5年9月推出的「新經濟三支箭」,其中之一便是宣布朝「零介護離職」努力,但日本社會對於這項政策卻不感樂觀。

在台灣,根據人口統計,台灣在2014年老齡人口比例高達11.99%,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高達280萬8690人,推估到了2018年將會超過14%,2025年時則超越20%,每5個人當中便有1人是老年人口。高齡社會加速到來,讓台灣的長期照顧需求迫在眉睫。但從2007年民進黨執政時期提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後,台灣的長照體系卻遲遲無法完備。

藍綠雖推政策 惡性循環未解

隨着老齡化社會腳步加速,長照議題成為這次總統大選兩黨的重大政策,國民黨方面延續8年執政下來企圖推動《長照保險法》的政策路數,強打一年將有新台幣1000億元以上經費的長照保險,來保障老年安居。衛生福利部次長李玉春也強調,為了有效輸送長照服務,將會擴大健全「照護管理員」的人力,進行服務輸送的整合,有效的提供民眾需要的服務。另外在保險開辦前,則先推出「長照服務能量提升計畫」銜接。

另一邊民進黨提出的則是以稅收方式,將「房地合一」和「遺產稅」的稅收挹注在長照中,政策規劃第一年有新台幣300多億元經費投注在長照體系上,發展社區型多元照護系統,強調在地養老與老化預防。另外,民進黨強調將提高服務申請的時數與服務類型,並且針對最難照顧的失智,增加照顧設施,培訓專門的照顧人力。

不論國、民兩黨,都將焦點放在經費與照顧系統上,但唯一沒有提及的便是如何扭轉這個惡性循環:政府提供的服務又少又不好用,成為一股推力,把有需要的家庭推向個人聘僱外籍看護那頭;而年年增長的外籍看護,又讓政府長照體系看似變得「不必要」。

一直以來政府提供的服務,處處都是限制,「像是地方政府針對第一線服務內容,就曾討論決議:幫老人家拍背最多只能拍3分鐘。」弘道老人基金會執行長林依瑩在社會福利學會的座談會上道出第一線面臨的荒謬情況。

公共的服務又少又不好用,成為一股推力,把有需要的家庭推向個人聘僱外籍看護那頭;而年年增長的外籍看護,又讓政府長照體系看似變得「不必要」。2008年到2012年,4年下來政府投注在長照上的預算平均低於新台幣30億元。那4年間第一線的服務單位最常聽到政府說:「又沒那麼多需求量。」但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卻是眼見需要送餐、或協助打掃與洗澡的老人無法獲得協助。

政策上的搖擺阻礙了本地長照服務系統的發展,另一頭,現行法律的規定更讓「聘用外籍看護」增添了莫大的吸引力。

聘僱外籍看護後,主要負責照顧的家屬或許能獲得一絲自由和解放,但那不過是將照顧責任丟向另一人,就像抽鬼牌一樣,鬼牌從自己手中被抽出,成為另一人的責任。

在台灣,外籍家庭看護可分成「個人聘僱」和「機構聘僱」兩大類。1998年起,機構聘僱的外籍看護正式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範圍;但個人聘僱的外籍看護卻不在法令保障之內,因此個人聘僱的外籍看護薪資一直都是新台幣15840元,直到2015年才調漲至17000元,遠低於基本工資20008元。薪資被刻意壓低的外籍看護,降低了一般人聘僱的成本,也成了外籍看護20多年來倍數成長的遠因。

被劃出《勞基法》以外的外籍家庭看護,幾乎全年無休的擔起台灣的長照重擔。但其中虐待、性侵或是違法使用等問題也層出不窮。

「聘僱外籍看護的價格比自費買服務划算,請來的外籍看護不但全天在你家照顧老人,還順便打掃、煮飯,甚至去老闆家開的麵攤幫忙,這麼划算誰不要用。」吳靜如戲謔的說着。

惡性循環的結果造成外籍看護人數以一年增加一萬的速度驚人成長著。20多年累積下來的苦果便是,如今兩黨急著在長照上加碼添預算,但即便有錢,卻沒有服務系統也沒有人力可以搭配,長照服務依舊是一場空。

更糟的是,不論是稅收或保險,在服務系統不足的前提下,「現金給付」幾乎可確定是政府唯一給得起的服務,但民間團體憂心,這無異是政府出錢補貼一般人聘僱外籍看護,對於健全長照體系一點幫助也沒有。

社會福利學會的研討會上,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陳正芬質疑,不想辦法減少外籍看護的使用量,台灣的長照系統如何健全?但如今卻未見兩黨提出一套具體的計劃,至少讓外籍看護數量不再成長。

從2003年起,TIWA每隔兩年舉辦一次「移工大遊行」,呼籲政府正視台灣越來越多的外籍移工應有的勞動權益。其中被關在雇主家中24小時像奴工一般工作著的家庭看護工,更是大遊行主訴的標的。因為不改善家庭看護勞動狀況,台灣的長照根本沒有機會成長。

去年冬天的「移工大遊行」,隊伍走到最有執政機會的民進黨黨部前,將這些年來因長照壓力導致的案件繫在繩上,高高懸掛。掐死腦麻兒子再自殺的高齡老父、將老妻推到警局前殺害後再自首的丈夫……,一則又一則驚心動魄的新聞,在風中搖晃。遊行隊伍的最前方,是一群外籍移工拉着大型輪椅模型以及其上的老爺爺緩緩前進。但真正最該出來遊行,要求更好的勞動條件與照顧品質的外籍看護,多數卻因無法休假而缺席。

家中有需要長期照護的長輩,毋寧是一種極大的壓力。聘僱外籍看護後,主要負責照顧的家屬或許能獲得一絲自由和解放,但那不過是將照顧責任丟向另一人,就像抽鬼牌一樣,鬼牌從自己手中被抽出,成為另一人的責任。而政府如何能讓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樣維持尊嚴與生活品質,不再讓長期照顧成為一道枷鎖掐死任何一人,是每個人更想問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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