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的周末假日，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圣多福教堂后方，不少外籍移工正在举办圣诞聚会。中山北路圣多福教堂，假日聚集了不少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移工在这里望弥撒，同时也在好不容易获得的休假日里，联谊和聚会。这一段中山北路，一如香港的中环。
阿丽（化名）和几个安置中心的好友也在那里，一边把礼物摆上桌，等着晚一点交换礼物的游戏；一边帮忙拉桌子、摆食物。隔天阿丽就要去新的雇主家上工了，这是她来台湾的第5年，换了6次工作，最近一次是因为雇主对她施暴。说来讽刺，有工作时阿丽总无法休假，如今因为转换雇主的等待期，总算让她有了喘口气的机会，可以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庆祝圣诞。
离乡背井 移工吃苦都为家
老家在菲律宾的阿丽，家里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0岁。5年前阿丽来到台湾工作，和其他21万7千名外籍家户移工一样，期待在台湾赚很多钱，改善老家的经济状况。在台湾这几年，阿丽常常透过网路和他们联系。但遭到雇主殴打的事，她没有说出口，“我只有跟我姊姊讲，没有让妈妈和小孩知道。我妈心脏不好，我怕她担心。”
初到台湾时，阿丽担任一位年长男性的看护，“但阿公会乱摸。”之后阿丽向仲介反应并转换了新的雇主。新雇主往生后，阿丽再度换个老板，但这一次新老板却是以照顾老人的名义申请外籍看护，实际上却要阿丽当保姆，换句话说就是“违法使用”。
荒谬的是被雇主当成人头申请看护的老人过世了，因此阿丽又得再度转换雇主。中间陆续换过几次老板，最后一次，阿丽的工作换成帮忙照顾身心障碍的小孩。每天早上阿丽5点起床准备全家的早餐，接着送小孩到学校、整理家里；下午则是到女主人常去的佛堂帮忙打扫，或是看顾女主人和她的朋友们的小孩。有时佛堂隔天有活动，前一天阿丽就得待在佛堂帮忙，同时照顾众家太太们的孩子。
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阿丽住在老板家中，没有自己的空间与休假时间。“有时想要休假，但老板娘说我休假小孩没人顾，所以不让我休假。”
照顾身心障碍小孩的过程中，阿丽时常遭到老板娘责骂，“有时她觉得我做的不对，会很用力的拉扯我的肩膀，也会跟仲介抱怨我都听不懂（指示）。”谈到这里阿丽有些沮丧。之后老板娘不只口头训斥，更会出手推打阿丽，甚至掐住阿丽脖子。“工作辛苦可以忍耐，毕竟我需要工作养家。但打人真的没办法忍耐啊……。”
移工发现雇主有“违法使用”的情况也可以要求转换雇主，但得靠移工自己搜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老板也不同意让移工转换雇主，移工只能继续担在原单位工作。
再次向仲介要求转换雇主后，阿丽被带到安置中心。安置期间外籍看护没有收入，仲介得要提供食宿，“移工安置期间等于仲介要支付生活开销，所以很多仲介都会想要赶快帮看护找到新雇主，也不管雇主到底是合法非法……。”“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的工作人员解释，虽然移工发现雇主有“违法使用”的情况也可以要求转换雇主，但得靠移工自己搜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老板也不同意让移工转换雇主，移工只能继续担在原单位工作。
“有些刚来的移工怕自己得罪雇主，或者雇主干脆没收移工手机，这些情况都让移工想要主动转换雇主变得困难。”TIWA的人说道。且为了赶紧有一份工作，即使是“违法使用”，很多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就在阿丽结束圣诞派对，隔天前往新雇主家工作时，TIWA接到一起家庭看护职灾案，一个应该担任家庭看护的印尼移工，被雇主带去协助装修水塔的工作。水塔掉落打到头部，6个小时后印尼移工无法自行站立，送医进行脑部手术。
阿丽在台湾工作的经历，是不少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的共同遭遇。根据“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总会”两年前的推估，在全台湾约有70万需要长期照顾服务系统的家庭中，家属自行照顾就占了65%，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则有28%，剩下的4%交由机构照顾，3%则是使用政府提供的长照系统。
全台湾有接近3成需要照护的长辈必需依赖外藉移工，但台湾对外籍移工的保障水准却很难令相关团体及人士满意。
长照体系不足 人伦悲剧频传
TIWA诉求让家庭看护能够纳入《劳基法》保障范围，同时给予基本工资和法定休假等权益。可惜光是为家庭看护争取“休假权”，从2003年倡议至今依旧尚未成功。根据粗估，全台湾将近22万的外籍家庭看护中，有15万人全年无休的工作着。
台湾9成以上长照需求由家庭照顾者与外籍看护承担，家庭照顾者平均照顾年限高达10年，每日照顾时数14小时，87%患有慢性精神疾病，65%有忧郁倾向。“安置中心里的外籍家庭看护，也越来越多有精神方向的问题。”TIWA研究员吴静如说道。
得由家庭与外籍看护撑起长照服务，原因在于台湾政府提供的长照严重不足。长照体系究竟有多不足？目前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最重度的身心障碍低收入户，一个月顶多只能申请90小时的居家照顾，一年最多21天，其他时间只能自己想办法。
家庭照顾者无法获得支援与充分休息，最后崩溃杀人或自杀的社会事件频传。2015年11月，台中一名林姓女子因长期照顾中风母亲，最后不堪压力，买汽油浇在母亲身上后点火，并将母亲推入4公尺深沟圳大排，母亲死亡后林姓女子向警方自首，蹲在母亲轮椅旁崩溃大哭：“我压力好大，我想杀她好久了。”
高龄社会加速到来，让台湾的长期照顾需求迫在眉睫。但从2007年民进党执政时期提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后，台湾的长照体系却迟迟无法完备。
同样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即便长照系统走得比台湾成熟，但这几年依旧陆续衍生出“介护杀人”、“介护离职”等社会现象。每一年有10万人因为照顾长辈而离开职场，最后流落街头依赖社会福利支撑。老龄人口照顾老龄人口，最后不堪负荷杀人再自杀的案例也越来越频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9月推出的“新经济三支箭”，其中之一便是宣布朝“零介护离职”努力，但日本社会对于这项政策却不感乐观。
在台湾，根据人口统计，台湾在2014年老龄人口比例高达11.99%，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高达280万8690人，推估到了2018年将会超过14%，2025年时则超越20%，每5个人当中便有1人是老年人口。高龄社会加速到来，让台湾的长期照顾需求迫在眉睫。但从2007年民进党执政时期提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后，台湾的长照体系却迟迟无法完备。
蓝绿虽推政策 恶性循环未解
随着老龄化社会脚步加速，长照议题成为这次总统大选两党的重大政策，国民党方面延续8年执政下来企图推动《长照保险法》的政策路数，强打一年将有新台币1000亿元以上经费的长照保险，来保障老年安居。卫生福利部次长李玉春也强调，为了有效输送长照服务，将会扩大健全“照护管理员”的人力，进行服务输送的整合，有效的提供民众需要的服务。另外在保险开办前，则先推出“长照服务能量提升计划”衔接。
另一边民进党提出的则是以税收方式，将“房地合一”和“遗产税”的税收挹注在长照中，政策规划第一年有新台币300多亿元经费投注在长照体系上，发展社区型多元照护系统，强调在地养老与老化预防。另外，民进党强调将提高服务申请的时数与服务类型，并且针对最难照顾的失智，增加照顾设施，培训专门的照顾人力。
不论国、民两党，都将焦点放在经费与照顾系统上，但唯一没有提及的便是如何扭转这个恶性循环：政府提供的服务又少又不好用，成为一股推力，把有需要的家庭推向个人聘雇外籍看护那头；而年年增长的外籍看护，又让政府长照体系看似变得“不必要”。
一直以来政府提供的服务，处处都是限制，“像是地方政府针对第一线服务内容，就曾讨论决议：帮老人家拍背最多只能拍3分钟。”弘道老人基金会执行长林依莹在社会福利学会的座谈会上道出第一线面临的荒谬情况。
公共的服务又少又不好用，成为一股推力，把有需要的家庭推向个人聘雇外籍看护那头；而年年增长的外籍看护，又让政府长照体系看似变得“不必要”。2008年到2012年，4年下来政府投注在长照上的预算平均低于新台币30亿元。那4年间第一线的服务单位最常听到政府说：“又没那么多需求量。”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却是眼见需要送餐、或协助打扫与洗澡的老人无法获得协助。
政策上的摇摆阻碍了本地长照服务系统的发展，另一头，现行法律的规定更让“聘用外籍看护”增添了莫大的吸引力。
聘雇外籍看护后，主要负责照顾的家属或许能获得一丝自由和解放，但那不过是将照顾责任丢向另一人，就像抽鬼牌一样，鬼牌从自己手中被抽出，成为另一人的责任。
在台湾，外籍家庭看护可分成“个人聘雇”和“机构聘雇”两大类。1998年起，机构聘雇的外籍看护正式纳入《劳动基准法》保障范围；但个人聘雇的外籍看护却不在法令保障之内，因此个人聘雇的外籍看护薪资一直都是新台币15840元，直到2015年才调涨至17000元，远低于基本工资20008元。薪资被刻意压低的外籍看护，降低了一般人聘雇的成本，也成了外籍看护20多年来倍数成长的远因。
被划出《劳基法》以外的外籍家庭看护，几乎全年无休的担起台湾的长照重担。但其中虐待、性侵或是违法使用等问题也层出不穷。
“聘雇外籍看护的价格比自费买服务划算，请来的外籍看护不但全天在你家照顾老人，还顺便打扫、煮饭，甚至去老板家开的面摊帮忙，这么划算谁不要用。”吴静如戏谑的说着。
恶性循环的结果造成外籍看护人数以一年增加一万的速度惊人成长着。20多年累积下来的苦果便是，如今两党急着在长照上加码添预算，但即便有钱，却没有服务系统也没有人力可以搭配，长照服务依旧是一场空。
更糟的是，不论是税收或保险，在服务系统不足的前提下，“现金给付”几乎可确定是政府唯一给得起的服务，但民间团体忧心，这无异是政府出钱补贴一般人聘雇外籍看护，对于健全长照体系一点帮助也没有。
社会福利学会的研讨会上，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理事长陈正芬质疑，不想办法减少外籍看护的使用量，台湾的长照系统如何健全？但如今却未见两党提出一套具体的计划，至少让外籍看护数量不再成长。
从2003年起，TIWA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移工大游行”，呼吁政府正视台湾越来越多的外籍移工应有的劳动权益。其中被关在雇主家中24小时像奴工一般工作着的家庭看护工，更是大游行主诉的标的。因为不改善家庭看护劳动状况，台湾的长照根本没有机会成长。
去年冬天的“移工大游行”，队伍走到最有执政机会的民进党党部前，将这些年来因长照压力导致的案件系在绳上，高高悬挂。掐死脑麻儿子再自杀的高龄老父、将老妻推到警局前杀害后再自首的丈夫……，一则又一则惊心动魄的新闻，在风中摇晃。游行队伍的最前方，是一群外籍移工拉着大型轮椅模型以及其上的老爷爷缓缓前进。但真正最该出来游行，要求更好的劳动条件与照顾品质的外籍看护，多数却因无法休假而缺席。
家中有需要长期照护的长辈，毋宁是一种极大的压力。聘雇外籍看护后，主要负责照顾的家属或许能获得一丝自由和解放，但那不过是将照顾责任丢向另一人，就像抽鬼牌一样，鬼牌从自己手中被抽出，成为另一人的责任。而政府如何能让照顾者与被照顾者同样维持尊严与生活品质，不再让长期照顾成为一道枷锁掐死任何一人，是每个人更想问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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