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麼，你是寫兩個版本，還是只寫一個？」米克洛斯·哈拉茲蒂（Miklos Haraszti）問道。我們坐在維也納市中心的一家鬧哄哄、煙霧騰騰的餐廳裏。虛偽的健康崇拜還沒蔓延至此，很多人興致勃勃地談天、喝酒、大口抽菸。
餐桌中間擺着《天鵝絨監獄》（The Velvet Prison），哈拉茲蒂的一本舊作。一本薄薄的書，算上前言與作者簡介，也只有163頁。原書的封皮已經丟失，只剩下是紅色絨布面硬殼，上面印有燙金的作者簽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個不羈的詩人。
這本書有關審查制度與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在米克洛斯寫下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某種匈牙利模式正大獲全勝。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場經濟，並放鬆了社會管制，它和普通人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我給你更好的物質生活，你放棄對政權的挑戰。共產主義的體制並未改變，但比起仍舊嚴酷的其他東歐國家（比如波蘭、捷克、更不用說羅馬尼亞），匈牙利像是個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們說它是「牛肉湯共產主義」。
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但是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藝術家們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甚至變成了相互依賴。監獄的冰冷欄杆被套上了天鵝絨，人們忘記了它仍是監獄。
我在劍橋的一間小圖書館意外的發現了它。最初，我很不適應它的風格，通篇是陳述句，沒有疑問，到處是斬釘截鐵的判斷。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約翰·彌爾頓，似乎再沒有引用過任何人的話，似乎它是從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發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紗被有力的撕開，污濁遭遇了強力去污劑，在不容置疑的口氣的幫助下，混沌重又變得明澈。它似乎不是為了30年前的匈牙利，也是為此刻的中國而寫。
這是2009年冬天，中國正沉浸於它的嶄新形象。因為一年前的大獲成功的北京奧運會，因為美國與歐洲正陷入的金融危機，北京似乎真的創造了一種「中國模式」——能將政治高壓與經濟增長結合在一起，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一個不合時宜、行將滅亡的20世紀恐龍，反而是歷史的新動力。同時，北京也不滿足於它僅僅的物質與軍事力量，它也在尋求文化影響力。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正象徵了這種努力，華人世界最著名的導演、藝術家都為此效力。
在《天鵝絨監獄》中，我辨認出那麼多此刻中國社會的景象：藝術家們、知識分子集結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獲取社會認同與現實利益。傳統的審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直面抗爭，他們知道什麼樣的作品可以展覽和發表，主動放棄了反叛的嘗試。
但當米克洛斯直接詢問我「是否寫作兩個版本」時，我正處出於一個微妙的轉折時刻。在此之前十年，我是個自覺的自我審查者。
我寫下的所有東西，幾乎都得以發表。即使經常表現出的批評尖鋭，都含有某種特定技巧。在批評政權時，我知道分寸在哪裏，或者自認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領導人的名字，不對他們做出具體、細微的批評，作為批評的對象，使用執政黨、政府、社會這些整體而模糊的詞彙，不要涉及西藏、新疆、六四的問題。
自我審查的習慣不僅來自於政治權力帶來的恐懼，也源於一種新的社會現實的誘惑。中國不僅是一個政治專制的國家，也是個經濟繁榮、市民空間不斷拓展的國家，你有很多非政治化的事物可以探討。當然還有對於成為一個異議者（dissident）的憂慮，我認識的一些異議者似乎僅僅着迷於對這些政治禁區的探索，除此外他們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不想談論，他們似乎變成了另一種自我審查者。
但也是在2009年夏天，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廣受尊敬的維權律師入獄。不管是性格還是行為方式，他都温和、充滿建設性。他幫助那些上訪的訪民、遭受教育不公的家長，倡導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的成長。他的被捕表明政治權力越來越難以容忍不同的聲音。你信賴的朋友被捕時，你不能再回避自己的道德立場。
與此同時，我開始固定給香港與台灣的雜誌撰寫文章，發現可以直接了當的談論政治問題，是多麼的愉快。能在公共平台上抗議自己朋友的無辜被捕，是多麼的必要。
我意識到自己的一貫自我欺騙，浪費了很多時間與精力，在那些因自我審查帶來的模糊的表達上。
二
夢中，我與一條蟒蛇搏鬥。我試圖抓住它的咽喉，推開它，卻被緊緊纏住，然後驚醒。 這是2013年冬天的台北。
我剛剛出版了一本有關兩岸三地抗爭者的書，從台北的施明德到香港的梁國雄再到北京的劉曉波，他們都是各自政治制度的反叛者，在其中，我試圖尋找華人社會的抗爭精神的普遍性。這本書的興趣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文學的，它多少受到加繆的《反抗者》一書的啟發。我對於政治抗爭的結果沒太多興趣，讓我着迷的是那些個人在面對巨大困境時的選擇，他們緣何能在一個如此孤立的情況下，仍堅持自己的信念。這本書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
自從與米克洛斯在維也納見面以來，我開始了一個相對自由寫作時期。幾乎是對之前「去政治化」的逆反，我寫作了大量的政治評論文章，批評北京的極權統治。
這也像是一次遲來的青春期，似乎是對昔日的過分温馴、膽怯的報復。自然，這些作品只能在香港與台灣出版。
幾年來，我在審查制度與個人興趣間達成了某種新平衡。我在海外中文世界自由的寫作、出版可能有政治敏感性的作品，
在中國國內出版非政治性的作品。至少有一度，我以為可以穿梭於這兩個世界間。我變成了米克洛斯·哈拉茲蒂所說的「寫兩個版本」的作家。
但一種隱隱的焦慮開始襲來。自從2012年末北京的權力交接以來，一股越來越嚴厲的思想管制已經開始。之前20年，中國民間的半自由狀態開始逐漸消失。在往日，只要你不直接挑戰政權，仍可以有某種公共討論，但如今，你要麼主動效忠當局，要麼閉嘴。所有的問題，從憲政體制、公民社會到環境危機，都一個個被貼上了「禁區」的牌子。
台灣出版社照例安排了幾場座談，其中幾位參加者不僅是台灣民主的重要參與人，也常被認定是「台獨」分子。這本書與這些座談都讓我陷入了焦慮，我不清楚這是否會給我帶來「某種結果」——我會被安全機關警告，或是進入被審查的黑名單，從此失去再大陸出版的機會。這界限在哪裏，我從來不清楚，只是感覺到，我離這界限更近了。
在那次行程，我還拜訪了正在台灣訪學的林培瑞（Perry Link）。他是過去30年最令人欽佩的漢學家之一。他的那本《北京夜話》是了解19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最佳讀物之一。他協助了方勵之在美國使館的避難，還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創建人之一，這個學社旋是1989年流亡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收容站，他還是日後引起轟動的《天安門文件》的編輯者之一，這份文件普遍被視作理解天安門事件的主要文獻。
我很少見過比他更熱愛中國的外國人，他一口京腔，會說侯寶林式相聲，迷戀崔健的音樂，認定人生最好的時光是在中國的80年代度過的。自從1996年起，他再也無法進入中國，他上了中國政府的「黑名單」，他的言行讓他成為不受北京歡迎的人。
儘管無法接觸到欠缺了活生生的中國經驗，他的敏鋭觀察仍令人讚歎。我很記得他在2002年寫作的文章《吊燈上的巨蟒》。
「近年來的中國政府的審查機構不象是吃人的老虎或噴火的巨龍，而更象是盤踞在屋內吊燈上的巨蟒」，他這樣寫道，「一般情況下，這條巨蟒靜止不動。它不必動。它覺得沒有必要去明確它的禁條。它默默的傳遞的意思是，』你自己決定吧』。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生活在巨蟒陰影下都多多少少的、相當自覺的對自己的行為作出挑戰。」
自從讀到這篇文章，這「吊燈上的巨蟒」的比喻就印在我的頭腦裏。比起林培瑞寫作這篇文章的2002年，此刻的巨蟒明顯更活躍起來，你甚至感覺到它吐出了紅信子。在台北，它終於遊進了我的夢中。在接下來的香港之行裏，類似的夢也發生了，我在港大的柏立基學院的床上猛然驚醒，感覺巨蟒剛剛從房間裏遊走。
這夢有多重的解釋。這巨蟒可能是審查制度，我擔心它會纏繞我。也可能代中國的政治權力本身，在漫長的時間裏，中國的統治者以龍自居——它不過是巨蟒的另一種變形。台灣與香港，它們在20世紀分離出中國，獲得了短暫的自由與獨立之感，如今要不可阻擋的回到它原有的軌跡，巨蟒不會放任它們的疏離態度。
三
記憶裏那天陰沉壓抑，我正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館裏，等待從昨夜的宿醉中醒來。搞不清窗外的暗淡天氣，是緣自風沙還是濃重的霧霾。這是2014年11月的一個星期六。
電話響起，我的朋友說，你上了被查禁作家的名單。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我的名字與歷史學家余英時、經濟學家茅于軾、散文作家野夫、香港電視主持人梁文道，還有一位台灣青春片導演九把刀並列在一起。根據一位參與了廣電總局最近一次會議的參加者在微博上披露說，我們的書籍要麼不再允許售賣、要麼被不再被允許出版。
接下的幾天，我收到了各式的電話、郵件，它們有的來自朋友，有的來是記者，他們問我被禁的原因是什麼，是否得到了相關的通知，我對此又有何感受？
這些詢問讓我哭笑不得，與他們一樣，我也是從社交媒體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從沒有官方的版本確認或是否認這一消息，更沒有審查部門的某個具體文件、個人或是電話來通知我。
但你又知道這消息不會是空穴來風。
一種說法是，這名單上的主要人都是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是北京政權的批評者（但九把刀為何在其列，又令人費解）。另一個說法是，我們都對於剛剛結束了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有關，都作出了至少是道義與語言上的支持。「佔領中環」的抗議是香港迴歸17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政治危機，也是 「一國兩制」的破產。在北京眼中，香港正在進入新疆、西藏的行列，是令人不安的分裂因素。
但這一切都是猜測，審查機器就像是一個黑箱，誰也搞不清的它是如何運轉的，它的荒誕性與它的殘酷性一樣顯著。
與昔日的蘇聯、東歐甚至八十年代的中國不同，在此刻的中國成為一名被禁作家，不含有太多憤怒與悲劇，它更象是鬧劇。它像是信息爆炸時代的一個娛樂新聞，具有15分鐘的熱度，然後立刻消失。因為在荒誕之事層出不窮，人們不會對幾個作家的命運表現處特別的好奇。一些人甚至覺得，它是出版商的另一種市場營銷策略。
對我來說，這兩個隱喻變得鮮明起來。天鵝絨消退了，監獄的冰冷鐵欄杆暴露出來了；那條巨蟒則從夢境遊入現實生活中。
儘管沒人確認這條禁令，但不再有機構敢於出版我的作品，即使它是毫無政治內容。我的名字成了某種禁忌，儘管沒人清楚這禁忌的因何而起，又會怎樣結束。
但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在壓抑、恐懼、沉默瀰漫的同時，中國社會迎來了一場巨大的創業與消費浪潮，一大批青年離開投身於創業浪潮，中國消費者蜂擁至世界各地遊覽、購物，這國家看起來充滿機遇。我個人也是這矛盾情緒的一部分。我是個遭遇出版困境的作家，卻有機會投身於創業浪潮，我和朋友組建了一家社交媒體公司，尋找另一種發揮個人創造力的空間。我猜，那些昔日華沙、布拉格、柏林、仰光的被禁言的知識分子，一定難以想象會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似乎同時被壓抑與獲得機會。
一個更令我不安的事實出現了，我越來越擔心，我知識分子的身份會對公司未來的成長造成傷害，我不再是一個獨立聲音，要為一整個團隊負責。這是中國再明確不過的規則，倘若你想獲取商業上的成功，必須在政治上保持温順。
我幾乎徹底放棄了對政治與時事的批評，在一些時候疏遠了我的異議者的朋友，對於在台灣要出版的新書，心存遲疑，生怕其中的一些激烈言論，可能激起大陸審查部門的不安。
它也帶來了另一個後果。我開始對中國劇烈的政治變化感到麻木，既然我不能批評、分析它，我就假裝它的不存在。我似乎再次變成了一個自我欺騙者，象是對於極權制度這頭「房間裏的大象」視而不見。
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陷入了進一步的封閉。不僅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審查日益顯著，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中國人已經全然接受他們只是在使用局域網這一現實。這也意味着，他們都接受了一個扭曲的世界圖景。在這個扭曲的圖景中，個人崇拜、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仇恨心理都被輕易的被激發與操縱。
我為自己的膽怯感到屈辱與羞愧。我第一次開始嘗試寫日記，記錄下內心的分裂，期待書寫能平撫它。偶爾，米克洛斯·哈拉茲蒂的問題跳進我腦中。如果再遇到他，我會說，我現在努力只寫一個版本，但是經常難以做到……
（作者原標題：巨蟒與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