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因在毛澤東誕辰123週年當天（2016年12月26日）轉發反毛立場的微博，而遭到毛粉連日聲討。隨後，大學、省政府、省政協紛紛作出反應：鄧被解除省政府參事職務，隨後辭去政協委員席位，並有文件照片流出，指大學黨委要求其提前退休。
類似風波在中國輿論場上，太過稀鬆平常，哪怕涉事者具有體制內身份也不罕見，而鄧相超事件的「增量」在於：一批毛澤東支持者，即毛粉，於1月4日到鄧相超所在的山東建築大學抗議。緊隨其後，與鄧的體制內身份相關的學校、政府與政協在次日即做出了「現場辦公般的即時回應」（大陸資深媒體人石扉客語）。
因為事情前後腳發生，旁觀者很容易得出類似「毛粉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的結論；甚至有論者進而推論：「當局得以和這些文革餘孽形成一個所向無敵的閉環互動，實施以定點清除為手段，以管控輿論為中心的社會控制」。
這樣的判斷，可能高估了毛粉的能力，低估了黨，且在理解黨的運作邏輯方面存在不足。
錯置焦點的議論
黨的日常運作和議程，由期望推進某類事而得益的領導人，以及突發事件共同設定。這裏面的「黨」可以更加具體化地理解為各級黨組。鄧相超事件本身，可算作輿論場上的「突發事件」，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領導人，在毛誕日前兩個月的六中全會上確立了核心地位。
在這個事件中，因鄧相超的身份，有三個有關黨組，即：責令其作深刻檢查、對其行政處分並辦理退休的山東建築大學黨委會；與其解聘的山東省政府黨組；和免去其常委職務的省政協黨組。突發事件，不為這三個黨組所掌控，但面對輿情事件時，它們顯然處於這樣的大背景下：
其一，這類因為「辱毛」而進行處分的事件，在領導人還未獲得「核心」稱號的2015年，便有前例存在。即因涉事者著名和視頻瘋傳而衝擊力更強的畢福劍事件。其實，畢福劍事件中，黨組織的反應也非常迅速：4月6日視頻流出，8日央視禁播，9日畢道歉；
其二，「從嚴治黨」已經推行有年，中共表現出回歸「戰鬥堡壘」本質的強烈衝動。「共產黨員是比一般公民具有更高政治覺悟、更高政治信仰、更強組織紀律性的特殊公民，不僅要模範遵守國家的法律，還要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堅決同歷史虛無主義鬥爭」，這樣的語言，早已連篇累牘出現在各級黨報上，而下發至縣團級的「七不講」文件，早已是接近4年前的事了。
這次鄧相超事件中，三個黨組的反應，其實可以算作習時代的標準動作。能夠引起三個黨組重視的微博輿情狀況，在「毛誕日」後就已出現，只是因為其處理恰好發生在毛粉抗議的次日，就讓很多人產生了諸如「現場辦公般的反應」的解讀。
但如果我們考察以「鐵的紀律」著稱的列寧主義黨的歷史和組織技術，不難發現，黨在實現自身的治理（或管控）目標時，並不會把不屬於體制的異質部分，當作完成任務的重要幫手。正如我們在網信辦實現高效輿論管控的過程中所看到的那樣：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時，黨更傾向於先觀察一段時間，約束相對較少。通過調查研究和發達的內部文件系統，判斷新情況的特點，並調配組織內具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幹部到一起，設立新的部門，並發展出工作方法。或者用大白話說：黨不會信任未被體制長期規訓過的人。因此，發現鄧相超微博問題並將之發展為輿情事件的毛粉，或許與宣傳口有這樣那樣的聯繫，但這些都不重要。
在鄧相超事件中，毛粉的形象，仍然是此前主流自由話語中的那副模樣，人們議論他們如何維護毛的同時，看不到其更宏大的訴求。而事件本身，恐怕也將鞏固這樣的觀感。
毛左的今天，將會是自由派的未來？
筆者曾接觸過部分大陸北方老工業城市的毛粉，他們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人生境況：1940或1950年代生人，老國有廠礦企業工人出身，文化水平相對有限。由於在退休前的數十年改革時代，他們對劇烈變遷的感受更多是被剝奪，所以他們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退休之後鬧革命」。而正因為前述緣由，毛粉熟悉和能使用的只有「文革」話語，這是他們參與到「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宏觀議題的唯一方式。
當自由話語擁躉側重觀察他們對毛的感情，乃至把這一「文革遺民」群體當作「缺乏文革反思」所造成的惡果的案例時，常常忽略了他們身上的反對底色。
毛粉和「自由派」與當權者的互動，其實有很多類似之處。在他們的話語中，能拿上台面公開傳播的——如「維護毛」和「支持市場經濟」，都因利於當權者合法性而相對暢通無阻；而其中凸顯反對底色的——如「反對改革開放」和「期望憲政民主」，都被輕而易舉地打壓。關於這一點，很多觀察者都已經很好論述過了。
毛粉的典型行動——譬如圍堵反毛人士、廣場和公園角落裏的忠字舞聚會、反日保釣遊行中在毛畫像下的聚集，都已經重複發生了超過十年。輿論場和毛粉得到了兩個結果：該群體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存在感被嚴重放大；而毛粉也整體步入人生的黃昏。
與實際上缺乏社會基礎，並且因自然規律作用而規模逐年萎縮的「文革遺民」不同，改革近四十年來，形成了體量巨大的自由話語擁躉。其代際分布，從60後一直延續到90年代初生人。而今天，他們面對95後的「小粉紅」一代，恰似毛粉面對他們。若現任領導人的政治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我們將不難在未來看到一個名叫「改革遺民」的群體——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懷念80年代的人們身上看到了這樣的趨勢。他們眼中的改革，與毛粉眼中的文革類似，以回想青春、寄託情懷為主，與真實的改革和文革的面相相距甚遠。
（潘游，曾任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