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思想學人

曾瑞明:由分配到社群──什麼能對抗市場?

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應是說服香港人去對抗市場。只有這樣,才能讓所謂「真普選」有實現的一天。


2015年9月28日,香港金鐘,爭取普選的示威者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紀念雨傘運動一周年。攝:盧翊銘/端傳媒
2015年9月28日,香港金鐘,爭取普選的示威者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紀念雨傘運動一周年。攝:盧翊銘/端傳媒

一、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香港未實現

無可否認,香港的自由主義傳統很受當代最重要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影響。不過,羅爾斯後期的哲學工作是要替美國的多元主義、自由民主社會作哲學重構、哲學證成。如果把他做的東西「轉移」至香港,恐怕只是「錯認」香港。

他前期的正義論,也對市場的應對不夠。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應是說服香港人去對抗市場。只有這樣,才能讓所謂「真普選」有實現的一天。極權的邏輯已經和市場邏輯結合,虛假的選項讓人有虛幻的自由感,但是所有命運都給預定了。孤獨的人也沒有真正的自由,更要命的是,這種互相利用的思維,配合資本主義消費邏輯,中港兩邊的人都化為沒有面目的消費、經濟動物。

在自由行初期,我們還不時聽到雙方可以在文化上、政治上交流、學習的論調,到後期自由行開始「擾民」時,論述已變成如何將這群「購物者」送到邊境去,互不相干,但各取所需。中港的人交匯的,只有買和賣時,其實正是符合市場的模型,也更符合權力的心意。

香港難以作為一個社群,卻由中港矛盾呈現一種「社群感」。市場關係當然沒有社群關係,所以自由行帶來的中港矛盾,當然有一定文化差異的成因,但更是將所有共同文化共同語言共同歷史甚至共同苦樂全部抽空。這樣對照之下,兩個族群便真好像出現——這是所謂族群的虛妄。因為這種抽空邏輯,同樣可以運用於港人自身之上。

在佔領區,香港人有一個共同社群感,但必須是離開市場後(包括人力市場),去到所謂「政治」的領域。不過,這種截然二分已證實為虛幻。雨傘運動期間許多人的確放工甚至請假參與,但日常即經濟生活生產活動無一不反映香港人的政治自主其中一個制肘,便是我們的生活自身。罷課艱難,罷市更難以想像。人們返工但沒有工作,返學但沒有學習,這就是香港的日常和正常狀態。

香港人「搵食至上」(掙錢生活才重要)的心態才是最核心、最核心的價值。黃絲對藍絲,藍絲永遠得勝,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而是他們就是香港人的欲望︰我只要安安定定地搵食。黃絲怎黃,也敵不過這金科玉律。它挫敗所有其他道德,所有理想。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敵人,就是這種市場的道德。但是,自由主義始終太靠近市場了,沒有直接挑戰它,而只停留於再分配。馬克思主義呢,連再分配都不太願講,也就太難與人群和應。

香港的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要刷新他/她們的語言。自由主義者不應只抱着捍衞現有制度的語調,應勇於舉起社會革新的旗幟。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者身處的原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本身只是歷史的偶然,也順利成章的千瘡百孔,它當然成就了一些東西,但已不足以讓我們渡過未來的難關。自由主義者也應更關心人們基本的欲望和衝動,而不僅把持着人是理性和道德的假定出發。他也許需要告訴大眾誰是香港自由主義的「英雄」,這樣才能將自由主義的理想具體化、歷史化、社群化。

馬克思主義者呢?他也許不用再搶佔哲學上的徹底和根本的高地。這高地並不能指引我們面對當下的難題。趕快地組黨參政論政吧,這樣才能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具體呈現在我們社群之中。香港人才能「看到」另一個可能。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會因此不只僅僅是一個可能,因為它已化成一個一個的具體議題,一個一個的具體爭論,或者一個一個的妥協和步驟。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香港都是未實現的。

二、沉迷市場關係,忽略社群紐帶

雨傘運動是真實的,也是虛幻的。真實的是人們相信自己能命運自決的良善心態,虛幻的是我們把政治問題孤立出來。佔領運動是試圖脅迫市場停頓,當然其姿態是文質彬彬的。但是最終證實了「回復正常生活」才是民主路上的最大敵人。於是,人們說要「傘落社區」。猶幸在一連串的社會運動裏,由菜園村、馬屎埔村到佔領期間到「添美新村」,香港人訴諸傳統的價值,人情、關係、互助,相比於「人人都是大台」、「我只代表我自己」的個人主義,這種社群價值才是更強的紐帶去讓香港人的理想實現。

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麼香港人,只有一個一個小社區小群落組成的大社群。

傘落社區就能改變局面?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或會有更大的沮喪、更多的怨言。社區並不與市場割離,參選區議會的,發現選票的操作或和市場無異,發現一個個只有規則而沒有人性的系統。面對「蛇齋餅糉」,他/她就明白,這項工作比爭取真普選才難百倍。但如果我們說要重建社群,有什麼比人與人的交流和互信更真接呢?但是,當中面對「敵手」的民粹操作、失敗主義,還有自身要求即時勝利的種種壓力……黃絲如何不變成一個藍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課題、堅持和修練。

我們可以想像,香港在短期都沒有真普選。我們有什麼可以作武器呢?香港人。然而,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人在各方面都在分裂。舉個例子,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視對方是同路人了,但偏偏他們其實都有共同的課題或難題——這是多大的危機。

在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點出我們要接受香港變了,那紅VAN只是載着萍水相蓬的人,他們只因共歷巨變,才走在一起。我們可以相信,當災劫過後,他們又會四散。這仍是一種變調的難民觀,香港人永遠想着自己避難,末世來臨,要麼移民,要麼大家「頂硬上」(硬着頭皮幹下去),卻未有想到平時大家有什麼關係。市場,是香港人靈魂的枷鎖。然而,當極權和市場結合時,政治宰制和經濟宰制合二為一時,自由主義能否有足夠論述資源和政治能量去對應?當自由主義要應對市場之弊時,便祭出政府干預;當政府出問題時,又擺出市場限權論。可惜,香港卻正處於市場跟政府壓迫個人的當兒︰公民社會、堅韌的社群紐帶,似乎成了當下最後的火炬。但當香港人本身已沉迷於市場關係而忽略在社群追求善的當下,真有一個不虛幻的香港社群?馬克思主義者願講社群關係和懂講社群關係,而不運用那種鐵律式的語言?我站在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一邊,的確憂心忡忡。(四之四)

(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社會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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