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香港未实现
无可否认，香港的自由主义传统很受当代最重要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影响。不过，罗尔斯后期的哲学工作是要替美国的多元主义、自由民主社会作哲学重构、哲学证成。如果把他做的东西“转移”至香港，恐怕只是“错认”香港。
他前期的正义论，也对市场的应对不够。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应是说服香港人去对抗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让所谓“真普选”有实现的一天。极权的逻辑已经和市场逻辑结合，虚假的选项让人有虚幻的自由感，但是所有命运都给预定了。孤独的人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更要命的是，这种互相利用的思维，配合资本主义消费逻辑，中港两边的人都化为没有面目的消费、经济动物。
在自由行初期，我们还不时听到双方可以在文化上、政治上交流、学习的论调，到后期自由行开始“扰民”时，论述已变成如何将这群“购物者”送到边境去，互不相干，但各取所需。中港的人交汇的，只有买和卖时，其实正是符合市场的模型，也更符合权力的心意。
香港难以作为一个社群，却由中港矛盾呈现一种“社群感”。市场关系当然没有社群关系，所以自由行带来的中港矛盾，当然有一定文化差异的成因，但更是将所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共同历史甚至共同苦乐全部抽空。这样对照之下，两个族群便真好像出现——这是所谓族群的虚妄。因为这种抽空逻辑，同样可以运用于港人自身之上。
在占领区，香港人有一个共同社群感，但必须是离开市场后（包括人力市场），去到所谓“政治”的领域。不过，这种截然二分已证实为虚幻。雨伞运动期间许多人的确放工甚至请假参与，但日常即经济生活生产活动无一不反映香港人的政治自主其中一个制肘，便是我们的生活自身。罢课艰难，罢市更难以想像。人们返工但没有工作，返学但没有学习，这就是香港的日常和正常状态。
香港人“揾食至上”（挣钱生活才重要）的心态才是最核心、最核心的价值。黄丝对蓝丝，蓝丝永远得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他们就是香港人的欲望︰我只要安安定定地揾食。黄丝怎黄，也敌不过这金科玉律。它挫败所有其他道德，所有理想。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敌人，就是这种市场的道德。但是，自由主义始终太靠近市场了，没有直接挑战它，而只停留于再分配。马克思主义呢，连再分配都不太愿讲，也就太难与人群和应。
香港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刷新他／她们的语言。自由主义者不应只抱着捍卫现有制度的语调，应勇于举起社会革新的旗帜。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身处的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本身只是历史的偶然，也顺利成章的千疮百孔，它当然成就了一些东西，但已不足以让我们渡过未来的难关。自由主义者也应更关心人们基本的欲望和冲动，而不仅把持着人是理性和道德的假定出发。他也许需要告诉大众谁是香港自由主义的“英雄”，这样才能将自由主义的理想具体化、历史化、社群化。
马克思主义者呢？他也许不用再抢占哲学上的彻底和根本的高地。这高地并不能指引我们面对当下的难题。赶快地组党参政论政吧，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呈现在我们社群之中。香港人才能“看到”另一个可能。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会因此不只仅仅是一个可能，因为它已化成一个一个的具体议题，一个一个的具体争论，或者一个一个的妥协和步骤。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香港都是未实现的。
二、沉迷市场关系，忽略社群纽带
雨伞运动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真实的是人们相信自己能命运自决的良善心态，虚幻的是我们把政治问题孤立出来。占领运动是试图胁迫市场停顿，当然其姿态是文质彬彬的。但是最终证实了“回复正常生活”才是民主路上的最大敌人。于是，人们说要“伞落社区”。犹幸在一连串的社会运动里，由菜园村、马屎埔村到占领期间到“添美新村”，香港人诉诸传统的价值，人情、关系、互助，相比于“人人都是大台”、“我只代表我自己”的个人主义，这种社群价值才是更强的纽带去让香港人的理想实现。
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香港人，只有一个一个小社区小群落组成的大社群。
伞落社区就能改变局面？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或会有更大的沮丧、更多的怨言。社区并不与市场割离，参选区议会的，发现选票的操作或和市场无异，发现一个个只有规则而没有人性的系统。面对“蛇斋饼粽”，他／她就明白，这项工作比争取真普选才难百倍。但如果我们说要重建社群，有什么比人与人的交流和互信更真接呢？但是，当中面对“敌手”的民粹操作、失败主义，还有自身要求即时胜利的种种压力……黄丝如何不变成一个蓝丝？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课题、坚持和修练。
我们可以想像，香港在短期都没有真普选。我们有什么可以作武器呢？香港人。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在各方面都在分裂。举个例子，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视对方是同路人了，但偏偏他们其实都有共同的课题或难题——这是多大的危机。
在电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点出我们要接受香港变了，那红VAN只是载着萍水相蓬的人，他们只因共历巨变，才走在一起。我们可以相信，当灾劫过后，他们又会四散。这仍是一种变调的难民观，香港人永远想着自己避难，末世来临，要么移民，要么大家“顶硬上”（硬着头皮干下去），却未有想到平时大家有什么关系。市场，是香港人灵魂的枷锁。然而，当极权和市场结合时，政治宰制和经济宰制合二为一时，自由主义能否有足够论述资源和政治能量去对应？当自由主义要应对市场之弊时，便祭出政府干预；当政府出问题时，又摆出市场限权论。可惜，香港却正处于市场跟政府压迫个人的当儿︰公民社会、坚韧的社群纽带，似乎成了当下最后的火炬。但当香港人本身已沉迷于市场关系而忽略在社群追求善的当下，真有一个不虚幻的香港社群？马克思主义者愿讲社群关系和懂讲社群关系，而不运用那种铁律式的语言？我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一边，的确忧心忡忡。（四之四）
（曾瑞明，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专研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著有《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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