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人士」1月4日再度現身《人民日報》,以「七問七答」的方式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攝 : Jacky Chen/REUTERS](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0a510db7f0a6410ebe88ad2997c369db.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中國今年及「十三五」時期(2016年至202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部署,其中特別提出要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Supply Side)是相對於需求側(Demand Side)而言,涉及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等生產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生產端入手,調整經濟結構,使供給側各要素實現最優配置,以促進經濟增長。
「供給側改革」自去年年末以來,成為中國黨政高層講話中的高頻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去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 次會議上首次提出,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此之前,被稱為「習近平財經智囊」的中央財經辦公室主任劉鶴於10月在廣東調研時曾指出,要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殭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
2015年5月曾在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解讀中國經濟的「權威人士」,於1月4日再次接受該報獨家專訪,以「七問七答」的方式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必須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排除干擾,心無旁騖,牢牢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重大原則:一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三是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該「權威人士」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其政策含義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從而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因此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形勢下的完善和深化」,絕非新的「計劃經濟」。
針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重點任務」,「權威人士」認為其病根都是體制問題。他舉例稱,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減輕税費負擔等,必須減少行政審批,改革財税、金融體制。
中共中央旗下的《求是》雜誌在2016年第一期刊出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講話指,「如果不注重轉方式調結構,只是為短期經濟增長實行刺激政策,必然會繼續透支未來增長」;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也在該雜誌同一期撰文提出,要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其關鍵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改革。
《金融時報》中文網評論認為,中國房價在過去10年持續上漲,政府調控未達預期,「其根本原因在於政策着力於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只有從供給側着手,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該文章續指,同樣的改革思路可擴展到醫療、教育和傳媒等領域,應該打破這些行業中「各種行政管制以及與此相伴的壟斷和既得利益阻礙,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並參與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
聲音
我們預計,產能過剩、製造業利潤下降、不良貸款率上升等因素仍將對明年的經濟構成下行壓力,但隨着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復甦,各項穩增長和結構性政策效果的逐步顯現,以及外部需求狀況的好轉,未來幾個季度中支持我國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將有所增加,經濟結構將得到進一步改善。
儘管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基本確立,但行政部門或其他強勢機構通過人為製造「供給短缺」,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於經濟中的很多領域,這直接侵害了作為需求方的廣大民眾的利益。
他對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