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將到來的台灣大選，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重新取得執政，看來似乎已經十分篤定。國民黨確定將喪失國會多數黨的優勢，剩下的懸念就是民進黨是否能取得單獨過半，亦或是需要與其他友黨合作，以掌控立法院的領導權。執政七年半多的國民黨如今氣若游絲，奄奄一息。這樣的頹勢似乎在去年九合一大選之後就已經浮現，今年以來的換柱風波、不分區立委提名爭議、王如玄軍宅事件更加速了國民黨向下沉淪的趨勢。
再往前看，導致國民黨在九合一大選崩盤的關鍵之一即是猛然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在這場反對與中國自由貿易的大規模抗爭中，國民黨的傾中、親商、缺乏程序正義等作風受到強大的社會質疑。執政者不旦無法消解這些疑慮，更不願放下身段解決立法院被佔領三週之前的僵局，如此一來，更是造成一整個年輕世代離心背德。在太陽花運動落幕後，「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在網路上普遍流傳，獲得眾多回響，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發展。
即使過了近兩年，太陽花運動的政治效應仍在接下來的大選中看得見。
首先，當初在國會積極奉行馬英九意志、推動服貿協定的，或是曾經被割闌尾行動企圖罷免過的國民黨立委都受到重大打擊。有些後來決定不再競選（林鴻池），或是不敢再原選區競選連任，而改為爭取國民黨的不分區提名（黃昭順、蔡正元、呂學樟）。
即使照常參選的立委（張慶忠、吳育升）也面臨了空前的挑戰，許多媒體或預測市場網站的民調顯示，其選情有越來越來艱困的跡象。換言之，「敗事有餘」是太陽花運動第一道政治效應。正是由於這場前所未有的學生運動充滿了青年熱血、理想主義、愛國救國的正面能量，違逆其鋒頭的政治人物將會付出嚴重代價。
其次，太陽花運動也掀起新一波青年參選的高峰，這展現在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包括綠黨、樹黨、基進側翼等「運動型政黨」之積極參選，其中綠黨更首度當選兩席縣市議員，創下建黨20年來的最佳成績。這樣的參選風潮也延燒至接下來的立法委員選舉，其中被媒體統稱為「第三勢力」的時代力量，與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綠社盟）即是最值得觀察的現象。
太陽花運動起源於反對一項與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主導的價值觀包括了左翼的反對自由貿易，也涉及了反統一的台灣民族主義。儘管有評論者認為，太陽花運動顯示了台獨運動向左轉的趨勢，然而事後來看，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政治價值始終有其扞格相左之處。
基本上，時代力量走的是獨派路線，其崛起直接衝擊到了原有的台聯黨。在2012年，台聯盟在政黨票獲得9%的支持，因此儘管它區域席次掛零，仍是獲得了三席立法委員。此外，由於時代力量所推出的候選人是屬於太陽花運動的明星級領袖，其中包括有「戰神」之稱的黃國昌，也因此，目前民調呈現的支持度是處於領先地位，非常有可能在區域與不分區席次都能有斬獲。
相對於此，新興的社會民主黨則是主打社會改革、經濟重分配的議題，具有濃厚的左派色彩。社民黨最受矚目的參選人即是范雲，她曾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串連起學術界聲援的重要任務。此外，綠黨的區域立委提名人也包括了曾柏瑜，這位大學剛畢業的新鮮人，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重要幹部，參與了當初佔領立法院的行動規劃。
儘管宣稱承襲太陽花香火的勢力呈現分裂與彼此競爭的狀態，但是無論如何，時代力量與綠社盟的選舉結果將是重要的指標，測驗這場扭轉歷史的社會運動之政治效應。
然而，另一項太陽花效應則是比較少被媒體看見，不少太陽花運動的重要幹部後來加入了民進黨陣營，他們任職於中央黨部、蔡英文的競選總部、亦或是小英教育基金會，儼然成為黨內的一股新世代力量。從街頭運動起家的民進黨，長期以來善於吸納新崛起的社會力，並且將其轉化成為黨內的資源，這一點其實並不是令人意外。早在學生運動興起的八○年代，民進黨的新潮流系就以校園讀書會的方式，招募了當時一些學生領袖，他們後來被安排在各社運組織工作，不久就投身於公職選舉。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更強化了一股趨勢，其中不少前學運分子後來隨着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進入了中央政府機構，成為阿扁的「幼童軍」。這樣的發展導致某些野百合成員之不滿，他們曾批評民進黨不應獨佔學運的光環，將其「偷偷收編成自己的黨產」。
這樣的批評是否有道理，實屬見人見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內，黨內新世代的甄選明顯減少了。野百合之後的學運沉寂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地，隨着民進黨的建制化，甚至是封閉化，越來越多的新人是其實政二代出身。職位的家產化也就排斥了無權無勢的年輕人參與，如此一來，有不少走民進黨路線的六年級生、七年級生，長期擔任政治人物的機要或秘書，形成為了所謂的「幕僚世代」。野百合世代的羅文嘉在28歲就擔任台北市新聞處處長，這樣的生涯機會是他的學弟學妺所無法想像的。
民進黨在2008年下台，或許是出於危機意識，擴大了對新世代的招募。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之後，台灣公民社會重新復甦，也擴大了民進黨可以選拔的人才庫。在太陽花運動之前，成立於2010年的青平台基金會、2012年的小英教育基金會都是吸納這些新世代的重要管道。
每一個世代都野心勃勃的積極分子，他們想要參與政治、掌握權力，無論是為了自我實現，亦或是為了改造社會，這都是無可厚非的。台灣過去長期沉浸於白色恐怖的陰影，政治被視為一條容易招惹禍害的不歸路，優秀的人才被鼓勵去從商賺錢，而不是投身於公共事務。
太陽花世代成長於解嚴後的台灣，沒有前一代的政治恐懼，又在非常年輕的時期主導了這一場扭轉歷史的重大運動，他們將會是未來台灣重要的資產。再加上，民進黨的開放，這也使得他們獲得如同野百合世代一樣的有利政治機會。
走民進黨路線的太陽花世代也同樣面臨艱困的挑戰。民進黨的政治文化向來是論功行賞的現實主義，這意味着黨組織不會長期培養人才，而是端視個人有什麼才能，才給予什麼樣的職位。相對於此，國民黨長期執政，發展出一套養士文化，比較不會在意短期的得失。因此，投靠民進黨的新生代如果沒有累積個人的資產，例如獲得顯赫的名牌大學學位、取得律師等專業資格，可能很難開展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用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話來說，這樣的發展是朝向「靠政治過活」（live on politics）的政治組織工作者，而不是「為政治而活」（live for politics）的政治家。
其次，一般大眾也會以比野百合世代更嚴格的標準來看待太陽花世代。在25年前，台灣剛脫離解嚴不久，而且還是處於莫名其妙的動員勘亂時期，在那時打倒「萬惡的國民黨」幾乎是不證自明的道理，要站在歷史正確的方向是不難的。然而，太陽花運動呈現了更為複雜的情境，中國因素、程序不正義、自由貿易等都是點燃不滿的重要關鍵。在未來，如果蔡英文政府仍是以類似的黑箱作業來進行兩岸協商，亦或者是信奉一樣的自由貿易原則，積極來加入美國主導的TPP，這將會直接考驗這群世代的言行是否一致。
看得見的太陽花世代看似離權力較遠，因此不太會有實際檢證的機會；但是對於看不見的太陽花世代而言，接下來的挑戰將會是十分嚴苛的，這也將會考驗他們是否終將能為未來台灣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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