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駐華記者的想象是，記者被空降到北京，待上幾年，和異見人士吃晚餐，引用一兩個出租車司機的話，然後就轉到另外一個城市工作」， 在歐逸文看來，這個印象並不準確。如今選擇到中國的記者們願意長期駐守，他們願意深入地學習中國的語言、歷史和中國人的意志。
日前，《紐約客》雜誌主編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與何偉、歐逸文等五位書寫中國的記者，於紐約的亞洲協會總部探討《紐約客》過去四十年來報導中國的得失、未來的方向與優秀駐華記者必備的品質。端傳媒記者在現場記錄了這場座談的交鋒。
夏偉：如隔着厚厚的玻璃牆觀察中國
一頭銀髮的夏偉（Orville Schell）是《紐約客》第一代駐華記者，他在1975年到達北京，當時毛澤東還在世，文化大革命仍如火如荼，中美尚未建交。一個外國人，特別是作家，無論是否會講中文，都幾乎不可能融入中國社會。
「在沒有官方允許的情況下跟外國人對話，中國的老百姓會感到很害怕。新聞報導不僅困難，而且難以讓人滿意。」夏偉説。他形容，外國記者如在「隔着厚厚的玻璃牆的觀察表層現象」，但很難深入其中。
現擔任亞洲協會中美關係中心主任的夏偉認為，比起70年代，雖然如今外國記者在中國旅行和報導的自由度有所提高，但依然面臨各種限制。「絕大部分的記者努力去平衡報導，然而，政府對記者控制、監視和騷擾，製造了一個不利環境，經常讓新聞報導變得富有對抗性。」
作為元老級的駐華記者，夏偉認為，中文和在中國社會生活的經驗對於駐華報導至關重要，但可惜的是，當一個優秀的記者鍛鍊好這些能力，建立了可信可達的消息來源網絡後，他們常常就會離開中國，回到本國擔任編輯的職務，只有少數記者長期追蹤中國。
查建英：一個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樹
被主編瑞姆尼克稱讚「能優雅自如地以中英文雙語寫作」的查建英來自北京的知識分子家庭，80年代曾在美國留學。她為《紐約客》供稿多年，其講述哥哥、中國民主黨創建人之一查建國人生故事的《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故事》廣受好評，著作《弄潮兒》《八十年代訪談錄》甫發表便洛陽紙貴。
查建英形容，每次回家鄉北京，就像是出疹子，覺得渾身奇癢，事事惱人。「為了要治好這疹子，需要逃離中國回到美國，才能長出一身新皮膚。」她説。
但離開故土久了，又會有一種想要回鄉的癢。如今，查建英在中美兩地生活。
她認為，一個優秀的駐華記者，必須有過硬的中文能力，足跡遍布大城小鎮，跟社會精英和平民百姓交流，跟友善的中國人和不那麼友善、有奇怪的文化和令人惱火世界觀的中國人都接觸，真正地紮根中國。「一個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樹，該從土地裏而非天上長出來。」
何偉：如果我現在回到中國
在中國知名度很高、以筆觸深入平民生活見長的何偉（Peter Hessler）當日一身休閒打扮、講話的間隙喝着汽水，無論在紐約、涪陵或開羅街頭，似乎都能瞬間融入人群中。
他在1996至97年間以美國和平隊隊員的身份於四川涪陵擔任大學英文老師，記錄其支教經歷的處女作《江城》大獲好評，其後他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返回中國，作品聚焦平民百姓的生活，足跡遍布中國內陸地區，陸續發表了《甲骨文》《尋路中國》《奇石》等著作。
「20年前，我的書架上（關於中國）的好書寥寥可數，很難找到跟我內陸經驗相關的著作。」在1999年至2007年擔任駐華記者的何偉認為，近20年來，駐華記者在中國駐站的時間有所延長，中文能力大大提高，記者創作的書籍質量有所提升，也有關於異見人士、企業家和工人的專著。他心目中的佳作包括繼任者歐逸文《野心時代》、Michael Meyer的「In Manchuria」等。
然而在他看來，主流媒體文章的質量，並沒有像記者著作的質量一樣大幅提升。「這個年代的中國，很難塞進報章雜誌的傳統形式。政治缺失了社會其他方面的活力，而新聞『事件』又常常成為主角。」
何偉認為，長時間關注跟蹤某些人物和社區會更有效果，但這對於快產快銷的報紙來説，幾乎不可能。「首先，這很耗時；其次，這種項目並不同於傳統新聞頭條構建故事的方式。」
他以妻子張彤禾（Leslie Chang）為《華爾街日報》採寫東莞工廠中的年輕「打工妹」故事為例，傳統新聞制式的「總分總」形式、有限的篇幅，以及不能使用第一人稱寫作的限制，讓故事失色不少。無法全數塞進短篇新聞報導的精彩內容，最終被納入張彤禾的著作《工廠女孩》中。
何偉並非學院派，入行也相對晚，他發現大部分新聞從業者在政治取向上思想自由，但在行業傳統、工作形式和思考方式上傾向於保守，報導的文體、結構、人物皆有固定模式。新聞基於速度和效率，因而需要模板，但會打擊創意，長期將形成思維定式。
講求效率意味着記者們需要掌握相同技能、分工合作。當張彤禾開始在東莞調查時，她原本打算讓多個《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同時採寫不同的題目。
「我對她説：『妳瘋了嗎？這不是團隊合作的事。如果妳想要故事有連貫性和深度，妳需要自己完成整個項目。』」何偉回憶説。耗時的單人深度調查能提高故事成品的質量，但或許並非每日出版、講求效率的媒體的首選。「如今是新聞業的艱難時刻，但我覺得一些新聞業的傳統成為報導中國的阻礙。」
如今擔任《紐約客》駐埃及記者的何偉，如果此刻回到中國，他的報導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何偉説：「在我寫中國的時候，中國政治還不那麼有趣，我主要寫別的話題。而現在習近平創造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政治氛圍，找到方法來報導將十分重要。」
曾經重點書寫中國工人的他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崛起，他或會將目光投向他們。「但我始終覺得，『外來工』沒有得到足夠報導，現在依然如此。」何偉説。
然而，有一個寫作對象，他絕不會放棄。「我依然會做同一件事：寫家庭的故事。」何偉認為，通過審視家庭如何運作、成員如何互動，作者可以捕捉一個社會的許多方面。「我在埃及的工作正往這個方向發展，我寫家庭的活動、家庭成員怎麼對待彼此，面對大環境，他們作何反應。」
何偉認為，查建英的《國家公敵》之所以有深度，是因為這是異見人士作為家庭一員的故事。「家人尊重他的原則，但同時為他的頑固和自毀生活的意願感到痛心。」這是非常人性化的反應，不過在大部分關於異見人士報導中沒有體現，只有在家庭背景的故事中可以呈現出來。
歐逸文：高風險話題我們做得還不夠
何偉的繼任者歐逸文（Evan Osnos）曾擔任《芝加哥論壇報》駐紐約、中國記者，其後被主編瑞姆尼克挖角，在2008年加入《紐約客》。他説，上任前通讀查建英、夏偉、何偉等前輩的文章，這為他在中國報導奠定堅實基礎。
歐逸文觀察中國的視角與何偉迥異，更偏愛政治話題和精英故事。在其奪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著作《野心時代》中，他重點採寫林毅夫、韓寒、胡舒立、艾未未、李陽、陳光誠等名人，穿插愛國青年、英文教師的故事，從人物的經歷發散，描畫出中國大環境。與何偉不同，歐逸文拒絕刪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內容，放棄在中國出版《野心時代》。
歐逸文懷孕的妻子當日也坐在觀眾席中。歐逸文夫婦在2013年搬離北京，如今常居華盛頓，他近期主要報導美國大選，亦有觸及中國議題，例如在無法接觸本人的情況下，寫出分析習近平生平的「Born Red」。
回憶駐華記者生涯，歐逸文感歎，人們對駐華記者的想象是，記者被空降到北京，待上幾年，和異見人士吃晚餐，引用一兩個出租車司機的話，然後就轉到另外一個城市工作。在他看來，這個印象並不準確。如今選擇到中國的記者們願意長期駐守，他們願意深入地學習中國的語言、歷史和中國人的意志。
「近十年來，記者們可以更深入地接觸到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然而，在報導那些中國記者不能報導的高風險話題上，我們做得還不夠。我們要去報導，腐敗的權力體系如何讓平民百姓付出沉重代價。」
歐逸文曾經從重慶往西步行一個月，他説，有機會希望重走一遍。「當地公安會允許我這麼做嗎？我想現在會更艱難，但我心存希望。」
樊嘉揚：《紐約客》第一個中文事實核查員
座談嘉賓中年紀最輕的樊嘉揚是《紐約客》第一位中文事實核查員，曾與何偉與歐逸文合作，負責打電話給作者在文章中引用的人物，核實文中的引言是否符合他們的原意，甚至他們當天穿的T恤是否是作者所描寫的款式。如今，她為《紐約客》撰稿，新作The Accused關於紐約唐人街一家涉嫌詐騙的銀行。
樊嘉揚八歲時從重慶移民到美國，偶然在家中的舊相簿中翻出一疊剪報，是她父親收集的《紐約時報》關於六四事件的報導，那是她與駐外記者報導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當時八歲的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個中國人會讀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報導？」
隨着她持續關注來自西方的中國觀點，發現「中國似乎僵化地存在於一個『非我族類』的維度。」直到她在大學時讀到何偉寫的《江城》。「我感到又嫉妒又失望，一個外國人居然可以像我一樣理解中國，理解中國社會隱藏的邏輯和含蓄的慣例，並不是一個中國人的專利」。
樊嘉揚認為，講好中國故事需要簡明地解釋這個國家內部相聯繫的方方面面，但不能捨棄其中的複雜性，寫作需要兼備作為外國人的客觀性和作為本地人的親密感。
彷彿置身一個古老儀式
《紐約客》記者的作品在中國受到熱捧，某程度上推動了非虛構寫作的熱潮。就此，端傳媒向《紐約客》記者們提問，中國非虛構寫作仍存在哪些不足、面臨哪些挑戰？
夏偉觀察到，的確有不少中國刊物受到《紐約客》啟發，開始使用長篇、細膩的敘述。「我覺得在中國非虛構寫作面臨最大的挑戰，跟其他試圖創新的行業一樣，就是自我審查。」作者不由地會去想，什麼不能寫、不容易發表。他們自然希望作品公諸於世，而不是束之高閣。
歐逸文則注意到，在中國存在對《紐約客》的技術性崇拜。在《紐約客》的文化中，事實核查至關重要，採編人員想方設法確保報導忠於現實。「但對於很多中國媒體從業者來説，事實核查是十分新奇的概念。」
歐逸文曾採訪中國媒體人錢鋼，樊嘉揚打電話向錢鋼核查，他為此還寫了一篇文章《我接受了紐約客的核查》，稱這是其從事新聞工作30年來第一次被核查，形容「彷彿置身一個古老儀式」。
講座實錄（內容有刪節）
瑞姆尼克：夏偉，你是《紐約客》70年代的駐華記者。你到達北京時是怎樣的境況？作為一個記者，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夏偉：那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我抱着去朝聖一般的心情出發，但一到達便很困擾。我説中文，我原本以為自己能融入中國人的生活。但之後才發現，作為外國人，我們面對巨大的不公。沒有人願意跟我們作正式的對話，更不會邀請我們到家裏去，不會作任何沒有得到官方允許的交流。
瑞姆尼克：我曾經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採訪，當我一到達酒店，手機就開始響。説實話，在那裏發現新聞很容易，如果你不能在那做好報導，你在別的地方也沒辦法成功。但在當時的中國，你怎麼發現、構思一個故事？
夏偉：我記得我到達後住在北京飯店，是當時城中唯一的高樓。任何最近去過北京的人都知道，它現在只像是雞立鶴群的小台階。我看着房間的電話，心想，我真的無法打給任何人，這個電話也不會響的。當時的報導不是採訪而來的調查新聞，而是中國如何展現自己、這個國家的治國之道是什麼。
瑞姆尼克：回頭看你在70年代寫的文章，你在理解中國上犯過什麼錯？
夏偉：在毛時代，沒有任何徵兆顯示這個國家會發生任何變化，你觀察不到脆弱和矛盾。對於讓中國轉向的內部力量，你很難作出正確判斷。
中國發生巨大轉變時，我們（外國記者）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能事先看出這個傾向。
瑞姆尼克：查建英，夏偉從一個紐約人的角度來看中國。作為一個北京人，妳又是怎麼書寫中國的？
查建英：剛聽夏偉説他首次到中國的經歷，我想起我跟美國的第一次接觸。在80年代初，我以留學生的身份來到美國，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讀書，那雖然是州首府，但周邊很荒涼，一點都不像我想象中的美國。
學院院長帶我逛了一下校園，向人們作證我真的是從「紅色中國」來的學生。我交到的第一個美國朋友，向我連連道歉：「我們真的不知道任何關於中國的事情，你們那兒有供電嗎？」他還問我，「是不是有一道中國菜是草蜢沾巧克力醬？」那是美國人對中國所知的一切。
當時，要在那裏打電話很不容易，我的中國同學都嘲笑我説：「喔，所以你去了美國的貴州！」當時，我們都有這種對對方的無知和誤解。
瑞姆尼克：當妳在80年代讀《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寫中國的報導，妳覺得那接近事實嗎？
查建英：當我還是留學生時，我很喜歡這兩份出版物。當我第一次在《紐約客》上發表報導時，我很興奮，因為它代表了優質、深度的作品，是一份作家的雜誌。
在天安門事件後，我回到美國，寫出了關於天安門後過渡時期的「China Pop」。那是一個迷失的時代，我這一代的中國人，對於美國有理想化的想象，不僅是對於她的富裕，還有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
瑞姆尼克：美國有沒有讓妳失望？
查建英：這是漸漸清醒的過程。自80年代起，兩國對對方的印象改變了許多。前幾天我看了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的辯論，其中有很多鞭笞中國的話語。
這些批評不是突然憑空而來的。回看過去十年美國關於中國的主流觀點，基本上就是兩種針對中國的批評，一是中國是來者不善的巨人，吃掉了我們的午餐，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最終會毀掉我們。另一種是中國是紙老虎，隨時可能崩潰，像Gordon Chang（章家敦，美籍華人律師、作家、電視評論員，著有《中國即將崩潰》）這樣的人，經常看衰中國。但事實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我認識的大部分中國人也都持中間觀點。中國人為中國的成功感到驚喜，同時也感到憂慮。
不幸的是，美國人通常只看到中國的強大和不停前進的能量。最近我看到一個調查説，超過5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而非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強國。中國人聽到簡直難以置信。在北京有一個笑話説，這是西方陰謀論，他們過度讚美我們，讓我們有大頭症，頭重得掉下來就死了。大部分中國人又認為美國不喜歡中國、想要制約中國，雙方的誤解互相加成。這正是《紐約客》的報導、何偉和歐逸文的文章，來平衡這些聲音的時候。
瑞姆尼克：何偉，你跟其他駐華記者被派遣到中國不一樣，你最初是和平隊隊員，你也沒有住在北京。這有帶給你任何不同的體驗嗎？中國的平民好接近嗎？是像夏偉説的，難以打進他們的圈子，還是在20年間，這已經改變了？
何偉：因為我當時是和平隊隊員，所以我沒把自己當做是記者。而且，我之前寫的主要是虛構作品，我剛到中國的第一個學期，我還在寫一篇跟中國無關的短篇虛構作品。
剛到時，融入很困難，語言是很大的障礙。我最初不會説中文，但在總共只有兩個外國人的城鎮學中文是相對容易的，我不教書時就在學中文。
當時我沒把自己當寫作者，我只是一個教師，關注學生們怎麼看待美國。我的學生們來自貧窮的四川農家，但都是很優秀的學生，當時要考入大學並不簡單。我教授美國文化，但我們用的教科書極其荒謬，充斥着「15個學生在南卡州被強姦」等各種各樣的隨機事實。有一個章節是關於資本主義如何導致同性戀的。在這本教科書基礎上教書很艱難。
農民也對我説，美國用飛機播種。這都是事實。我還記得有個來自偏僻地區的、取了個奇怪英文名字「Daisy」的男學生説，因槍支暴力的考量，Washington Bullets（NBA中的華盛頓子彈隊，後改名為巫師隊）改名了。我心想，這都是事實，但為什麼你會知道！
有些事情會讓人心情低落、往心裏去，因為你是美國的唯一代表，是一個身在中國的外國人。因而，當我有機會寫中國時，我很清晰地知道，我不要犯類似的錯誤。人們需要一些上下文背景，不需要最極端的頭條新聞。
瑞姆尼克：關於中國的壞報導是怎樣的？你抵制的報導是什麼？
何偉：我們有多長時間來談？（笑）
我覺得是那些極端的報導，就跟關於美國的壞報道一樣的。在我的學生們看來，美國是犯罪猖獗之地，或是每個人都富得流油的地方。這都不是真的，事實落在兩點之間的某一處。
身在涪陵而非北京、上海對此有幫助。報導外國新聞和地方新聞的模式是一樣的。如果你報紐約地方新聞，你不寫太多日常生活，因為讀你報紙的人就在過那樣的生活，你需要挑極端的、糟糕而需要變革的事物來報導。美國的新聞傳統是這樣根深蒂固，美國記者在中國也是這樣行事，選最極端、最需要改變的新聞話題。但其中缺乏上下文的背景材料，讓很多美國讀者迷惑，也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駐外記者應該跟國內記者應有不同的功用。但不是每個人都會跟我有同樣意見。
瑞姆尼克：在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導中，令你最失望的是什麼？
何偉：太政治化了，沒有太多針對社會、人們如何互動的描寫。我們不應只選一點來報導，而應展示整個軌跡。
瑞姆尼克：實話説，我跟何偉爭論這個話題多年了，因為我常提出具政治性的選題，而他想寫社會性的話題。而《紐約客》的文化是作者最大，因為他們身在那裏，而我不在。即便在政治性濃厚的時期，例如阿拉伯之春、埃及政變，何偉必須要寫一些政治性題目，但那不是他最駕輕就熟的題目，他通常寫更多社會性話題。
歐逸文，你是日報記者出身，看中國的角度不一樣。你又是怎麼報導中國的？
歐逸文：何偉説，他人在涪陵，但不像涪陵當地報紙那樣寫。我之前在《芝加哥論壇報》，我被派到紐約好幾年，我會寫「他們是驕傲的一群人，他們把我當做自己人」、「這道菜很精緻」之類的報導，這是駐外記者覺得有用的報導手法，但其中有一個風險是將不同的人簡化成一個形象。
我犯過一個錯誤，我以為中國某部分會跟西方國家很類似，我以為中國會一直走一個方向，每年都會更開放一點，即便不時會退回去一點。或許這個判斷如今還是正確的，但我覺得我們要更嚴肅地看待此刻中國正在經歷的事。
夏偉：我們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國，以為她理所當然會朝更開放的方向走。但就像歐逸文提到的，可能中國正在朝別的方向走。
瑞姆尼克：樊嘉揚，妳在中國出生，幼時來到美國。妳在《紐約客》擔任事實核查員，跟何偉與歐逸文合作過，或許有一天妳會成為駐華記者。妳怎麼看待中國？
樊嘉揚：你剛剛問查建英，作為中國人如何讀西方媒體，我記得我最初讀《紐約時報》寫中國的文章時，像是看中國的X光片，似乎骨頭都在對的地方，但是沒有鮮活的血肉。90年代中的西方記者必定做了很多努力，重要事實都是正確的，但少了身臨其境的親密感。
我在中國讀完小學二年級，我曾經帶着一種孩童的固執，以為沒有人能像我這樣真正理解中國。過去20年，我經常在西方朋友前為中國辯護， 在中國朋友前，又要為西方對中國的觀點辯護。
瑞姆尼克：何偉和歐逸文也許未有這樣的經歷，查建英，這種情緒又如何影響妳的寫作？
查建英：在美國待了幾年後，我曾經形容家鄉北京就像是疹子，身在北京時，我覺得到處都奇癢，每件事都很惱人。我會跟父母、親友吵起來，他們似乎都不懂美國。我要很小心，講話時不夾帶任何英文單字，不然他們就會指責我是「假洋鬼子」。
但自家人（insider）和外來者（ outsider）的雙重身份，又為了我的寫作帶來很多好處。我是自家人，熟悉家鄉的背景，有親密感。我又是外來者，保有一定距離，從而能夠客觀。
我常開玩笑説，為了要治好這疹子，我要逃離中國回到美國，長出一身新皮膚，才能重新清晰地審視我在中國寫的東西。
瑞姆尼克：在報導中國上，我們錯過了什麼？為什麼會錯過？
夏偉：我們錯過了好多東西，歷史使這個國家與眾不同。我們沒有很好地認識中國的歷史，甚至中國人也沒有很好地分析自己的歷史，因為她的歷史太驚駭了，有非常多不能提及的「禁飛區」。共產黨的歷史充滿了問題、殘酷、失敗，如果誠實地面對，可能會令人絕望。但這是身為中國人的一部分，作為外國人很難理解。
何偉：我覺得外國駐華記者的報導太注重北京、上海，錯過了很多內陸地區發生的事。我上一本書《尋路中國》中提到，我用前後兩年時間探訪浙江一個工廠城市，住在那裏超過100天，很難得有那麼充裕的時間。我當時給《紐約客》和《國家地理雜誌》供稿，同時在寫書，所以我可以此為藉口。但日報的記者無法這麼做。
我喜歡的方式是，找一個地方，而非一個人或一件事。我父親是一個社會學家，我覺得有時候新聞缺乏了社會學的方法論，太過結果導向，而非過程導向，沒有腳註、不解釋報導是怎麼開始的，而我認為，有時必須交代事情的前因後果。
如果是針對某件事去報導，事件本身可能使情況變得複雜，例如在獨裁國家，警察因特殊事件而出動，記者因而不能在某個城市住上一百多天，而我去這些地方時，從未有警察找上門來。
在埃及這幾年，我去一些無事發生的地方，其實各種事情都在發生。在浙江那個工廠城市，我親眼目睹工廠老闆和税務官員就賄賂數額談判、工人如何申請工作、童工一人養活全家，你可以看見很多事情。
瑞姆尼克：中國是如此龐大、複雜、隱祕，你們如何平衡報導？
歐逸文：報導中國最困難的地方是如何平衡故事中的不同元素。在中國，幾乎任何現象都有光、暗兩面。從一個角度看，你看到的是令人振奮的、人類經濟發展的奇蹟，但你轉個20度，發現這也是個令人擔憂的、政府通過政治影響人民個體的現象。這些故事如果只能塞在報紙幾千字的篇幅裏，可能會流於膚淺。在這種情況下，將報導做好是永恆的挑戰。
舉個例子，美國人近來的觀感是，中國正傾向國家主義，政府鼓勵人們上街抗日、抗美。我曾聯繫這些在網上非常活躍的理想主義愛國者，他們其實很開心接到我的來電，渴望與西方記者對話。接下來的幾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和他們相處，發現他們腦子裏同時有兩個聲音，一方面對美國某些外交政策感到憤怒，另一方面真心地仰慕美國的核心價值，兩者可以共存。
其中一個愛國者唐傑，我在文章中寫過他，我後來再打電話給他，他人居然在德國。他是一個以批判眼光看西方的人，卻到德國去讀書，又回到中國創業。我預料，未來幾年裏，美國政界可能會視中國為敵，但揭開表層的現象，這些中國的小人物有很多有趣和複雜的心情感受。
查建英： 我們要注意，不要回到過往的二元對峙，「中國是陰，我們是陽」、「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這樣的語境。歐逸文談到的中國愛國主義抬頭，其實那同時是美國的鏡像形象。美國的愛國主義也在抬頭，奧巴馬總統被怪罪「不夠愛國」。我們沒有那麼不同。
説回共和黨辯論， 參議員Rand Paul説散播民主是一個烏托邦項目。我覺得這個説法是有問題的。美國應該已在中東上了一課。中國是另一回事，政權變更是難以想象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美國要把中國看做一個有很多共同點、在經濟和政治上有相同抱負的國家。我們還要給邊緣人士更多的關注。
瑞姆尼克：這是個頗有爭議的話題。異見人士通常得到很多報導，例如艾未未。你們怎麼看？
樊嘉揚：我同意何偉説的，長時間停留在一個地方，描寫更多的社會現象，而非政治敏感點。在西方，「中國是一個不為人知的領地」、「非我族類」的觀感依然普遍存在，任何在中國人身上發生的事情，人們很容易有「這就是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而不去分析事件的語境。
何偉：我沒有寫任何有名的異見人士。在中國的11年間，我主要聚焦三個地方，涪陵、北京郊外的三岔、工廠城鎮浙江麗水。這三地很不一樣，但我看到同樣的事情，很多優秀人才入了黨，我最棒的學生都是黨員。我原本以為最聰明的孩子會成為異見人士。也有一些聰慧的孩子不想入黨，他們四散各地，走上不同的路。我在好幾個地方都觀察到這個現象。這不太振奮人心，但你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地方並沒有大變動，因為最有天賦的人要麼入黨、妥協，要麼就找到別的出口，抗爭然後絕望。
我記得在一個城鎮，人們不滿當局要蓋大壩，他們給我看各種資料和證據。突然間，他們緩過神來，説：「等等，你給外國雜誌寫作？我們不能賣國！」他們態度徹底轉變了。我最終只好把筆記本的一頁撕下來交給他們，你不想我寫，我不寫就是了。但那很讓人傷悲，他們要怎麼解決問題、怎麼提高事件的關注度？他們甚至不能跟一個有同情心的記者接觸，要怎麼去跟政府抗爭？
其中有一個很能幹的領頭人問我替哪個媒體寫稿、要看我的記者證，我對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聊着聊着我問，他怎麼謀生。他説，他賣瓷磚等建築材料給那些因蓋大壩，而要搬遷到新城去的人。我聽過許多這樣的事。
瑞姆尼克：夏偉，你為《紐約客》撰寫的文章當時有在中國造成迴響嗎？
夏偉：70年代時並沒有。文革結束、毛去世、鄧上台後，一切都變了。中國就像是一部多幕的戲劇，以不同的個性輪番走到幕前。在80年代，社會開放的程度令人驚異，哲學、政治、法律、新聞百花齊放，在那時，好幾個出版社都在出版外文翻譯書。
查建英：信不信由你，當時黑格爾的哲學大部頭是最暢銷的書！
夏偉：令人遺憾的是，這在1989年畫上了句點，之後中國的開放度起起伏伏。我覺得建立這個認知非常重要：我們現在看見的中國，不是完全的中國，只是她的一個時期。中國對政治哲學的思考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
瑞姆尼克：現代中國人又是怎麼表達自己的意見？
夏偉：有很多私底下的討論，但在公開場合、媒體上的很少。中國人通常往沒有麻煩的方向走。賣瓷磚？好！投身政治、惹禍上身？不！或許很多威權主義國家的人民都是如此，但我覺得中國是極端的例子。
歐逸文：政治和非政治之間早已沒了明顯界限。我從2005年起住在中國，看見科技進步後，人們開始建立自媒體，用各種工具上網、發聲，遇上支持者，與反對者爭辯，選擇自己的社區，表達自己的價值觀。
在我離開中國前，寫了一個在我家附近工作的街道清潔工的故事。他穿橙色背心、戴着草帽，他對我説，人們當他沒文化，但他其實是一個詩人。我原本不信，但上網一搜，他居然還是網絡紅人、一個現代中國詩論壇的版主。在網上，他扮演着跟日常工作中完全不同的角色。
瑞姆尼克：現在人在紐約，你們要如何繼續觀察中國？
樊嘉揚：我很怕錯過關於中國的消息，會在微博和微信上關注人們談論的話題。那感覺有點像是看見一座拔地而起的城市，卻不曉得它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
在和中國朋友的交流中，有時我也得到意想不到的反饋。我和中國朋友談異見人士時，他們常常會戒備起來：「那是你們西方人的觀點，你們把他們當做英雄，只是因為他們非主流一員，你們就覺得他們更好。」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憂愁，也常常不是西方媒體報導的那些。
如果你網上看到一个中國人推薦一本書，該去深究他為何喜歡這本書、獲得了何種共鳴，而非只是研討書的本身。
瑞姆尼克：查建英，你關注中國的網絡社會嗎？
查建英：網上有許多能量，也有像千軍萬馬奔馳般的巨大噪音。我剛剛説，北京像是疹子，但每當我離開北京，我又有一種「希望可以儘快回到北京去」的癢，那裏有那麼多可能性，人們有多個面具、多樣生活。
用網名的人們從微博轉到更具私密性的微信，同時又有數千名全職刪帖員，以刪除信息為業。還有許多潛在的異見人士，平時以「良民」自居，因為他們知道其中的危險。但當不那麼危險時，他們也願意發聲，他們也有人性，也關注某些議題。
回到夏偉最初説的，他在文革時沒有看出中國有任何變革的可能，但幾年內中國就經歷了大變。這個地方總是在變化。對於中國，我們要把她看作一個個篇章，而不應下任何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