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驻华记者的想象是，记者被空降到北京，待上几年，和异见人士吃晚餐，引用一两个出租车司机的话，然后就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 在欧逸文看来，这个印象并不准确。如今选择到中国的记者们愿意长期驻守，他们愿意深入地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中国人的意志。
日前，《纽约客》杂志主编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与何伟、欧逸文等五位书写中国的记者，于纽约的亚洲协会总部探讨《纽约客》过去四十年来报导中国的得失、未来的方向与优秀驻华记者必备的品质。端传媒记者在现场记录了这场座谈的交锋。
夏伟：如隔着厚厚的玻璃墙观察中国
一头银发的夏伟（Orville Schell）是《纽约客》第一代驻华记者，他在1975年到达北京，当时毛泽东还在世，文化大革命仍如火如荼，中美尚未建交。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作家，无论是否会讲中文，都几乎不可能融入中国社会。
“在没有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跟外国人对话，中国的老百姓会感到很害怕。新闻报导不仅困难，而且难以让人满意。”夏伟说。他形容，外国记者如在“隔着厚厚的玻璃墙的观察表层现象”，但很难深入其中。
现担任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的夏伟认为，比起70年代，虽然如今外国记者在中国旅行和报导的自由度有所提高，但依然面临各种限制。“绝大部分的记者努力去平衡报导，然而，政府对记者控制、监视和骚扰，制造了一个不利环境，经常让新闻报导变得富有对抗性。”
作为元老级的驻华记者，夏伟认为，中文和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对于驻华报导至关重要，但可惜的是，当一个优秀的记者锻炼好这些能力，建立了可信可达的消息来源网络后，他们常常就会离开中国，回到本国担任编辑的职务，只有少数记者长期追踪中国。
查建英：一个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树
被主编瑞姆尼克称赞“能优雅自如地以中英文双语写作”的查建英来自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80年代曾在美国留学。她为《纽约客》供稿多年，其讲述哥哥、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查建国人生故事的《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广受好评，著作《弄潮儿》《八十年代访谈录》甫发表便洛阳纸贵。
查建英形容，每次回家乡北京，就像是出疹子，觉得浑身奇痒，事事恼人。“为了要治好这疹子，需要逃离中国回到美国，才能长出一身新皮肤。”她说。但离开故土久了，又会有一种想要回乡的痒。如今，查建英在中美两地生活。
她认为，一个优秀的驻华记者，必须有过硬的中文能力，足迹遍布大城小镇，跟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交流，跟友善的中国人和不那么友善、有奇怪的文化和令人恼火世界观的中国人都接触，真正地扎根中国。“一个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树，该从土地里而非天上长出来。”
何伟：如果我现在回到中国
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以笔触深入平民生活见长的何伟（Peter Hessler）当日一身休闲打扮、讲话的间隙喝着汽水，无论在纽约、涪陵或开罗街头，似乎都能瞬间融入人群中。
他在1996至97年间以美国和平队队员的身份于四川涪陵担任大学英文老师，记录其支教经历的处女作《江城》大获好评，其后他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返回中国，作品聚焦平民百姓的生活，足迹遍布中国内陆地区，陆续发表了《甲骨文》《寻路中国》《奇石》等著作。
“20年前，我的书架上（关于中国）的好书寥寥可数，很难找到跟我内陆经验相关的著作。”在1999年至2007年担任驻华记者的何伟认为，近20年来，驻华记者在中国驻站的时间有所延长，中文能力大大提高，记者创作的书籍质量有所提升，也有关于异见人士、企业家和工人的专著。他心目中的佳作包括继任者欧逸文《野心时代》、Michael Meyer的“In Manchuria”等。
然而在他看来，主流媒体文章的质量，并没有像记者著作的质量一样大幅提升。“这个年代的中国，很难塞进报章杂志的传统形式。政治缺失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活力，而新闻‘事件’又常常成为主角。”
何伟认为，长时间关注跟踪某些人物和社区会更有效果，但这对于快产快销的报纸来说，几乎不可能。“首先，这很耗时；其次，这种项目并不同于传统新闻头条构建故事的方式。”
他以妻子张彤禾（Leslie Chang）为《华尔街日报》采写东莞工厂中的年轻“打工妹”故事为例，传统新闻制式的“总分总”形式、有限的篇幅，以及不能使用第一人称写作的限制，让故事失色不少。无法全数塞进短篇新闻报导的精彩内容，最终被纳入张彤禾的著作《工厂女孩》中。
何伟并非学院派，入行也相对晚，他发现大部分新闻从业者在政治取向上思想自由，但在行业传统、工作形式和思考方式上倾向于保守，报导的文体、结构、人物皆有固定模式。新闻基于速度和效率，因而需要模板，但会打击创意，长期将形成思维定式。
讲求效率意味着记者们需要掌握相同技能、分工合作。当张彤禾开始在东莞调查时，她原本打算让多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同时采写不同的题目。
“我对她说：‘妳疯了吗？这不是团队合作的事。如果妳想要故事有连贯性和深度，妳需要自己完成整个项目。’”何伟回忆说。耗时的单人深度调查能提高故事成品的质量，但或许并非每日出版、讲求效率的媒体的首选。“如今是新闻业的艰难时刻，但我觉得一些新闻业的传统成为报导中国的阻碍。”
如今担任《纽约客》驻埃及记者的何伟，如果此刻回到中国，他的报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何伟说：“在我写中国的时候，中国政治还不那么有趣，我主要写别的话题。而现在习近平创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政治氛围，找到方法来报导将十分重要。”
曾经重点书写中国工人的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他或会将目光投向他们。“但我始终觉得，‘外来工’没有得到足够报导，现在依然如此。”何伟说。
然而，有一个写作对象，他绝不会放弃。“我依然会做同一件事：写家庭的故事。”何伟认为，通过审视家庭如何运作、成员如何互动，作者可以捕捉一个社会的许多方面。“我在埃及的工作正往这个方向发展，我写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怎么对待彼此，面对大环境，他们作何反应。”
何伟认为，查建英的《国家公敌》之所以有深度，是因为这是异见人士作为家庭一员的故事。“家人尊重他的原则，但同时为他的顽固和自毁生活的意愿感到痛心。”这是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不过在大部分关于异见人士报导中没有体现，只有在家庭背景的故事中可以呈现出来。
欧逸文：对高风险话题我们做得还不够
何伟的继任者欧逸文（Evan Osnos）曾担任《芝加哥论坛报》驻纽约、中国记者，其后被主编瑞姆尼克挖角，在2008年加入《纽约客》。他说，上任前通读查建英、夏伟、何伟等前辈的文章，这为他在中国报导奠定坚实基础。
欧逸文观察中国的视角与何伟迥异，更偏爱政治话题和精英故事。在其夺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著作《野心时代》中，他重点采写林毅夫、韩寒、胡舒立、艾未未、李阳、陈光诚等名人，穿插爱国青年、英文教师的故事，从人物的经历发散，描画出中国大环境。与何伟不同，欧逸文拒绝删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放弃在中国出版《野心时代》。
欧逸文怀孕的妻子当日也坐在观众席中。欧逸文夫妇在2013年搬离北京，如今常居华盛顿，他近期主要报导美国大选，亦有触及中国议题，例如在无法接触本人的情况下，写出分析习近平生平的“Born Red”。
回忆驻华记者生涯，欧逸文感叹，人们对驻华记者的想象是，记者被空降到北京，待上几年，和异见人士吃晚餐，引用一两个出租车司机的话，然后就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在他看来，这个印象并不准确。如今选择到中国的记者们愿意长期驻守，他们愿意深入地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中国人的意志。
“近十年来，记者们可以更深入地接触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然而，在报导那些中国记者不能报导的高风险话题上，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要去报导，腐败的权力体系如何让平民百姓付出沉重代价。”
欧逸文曾经从重庆往西步行一个月，他说，有机会希望重走一遍。“当地公安会允许我这么做吗？我想现在会更艰难，但我心存希望。”
樊嘉扬：《纽约客》第一个中文事实核查员
座谈嘉宾中年纪最轻的樊嘉扬是《纽约客》第一位中文事实核查员，曾与何伟与欧逸文合作，负责打电话给作者在文章中引用的人物，核实文中的引言是否符合他们的原意，甚至他们当天穿的T恤是否是作者所描写的款式。如今，她为《纽约客》撰稿，新作”The Accused”关于纽约唐人街一家涉嫌诈骗的银行。
樊嘉扬八岁时从重庆移民到美国，偶然在家中的旧相簿中翻出一叠剪报，是她父亲收集的《纽约时报》关于六四事件的报导，那是她与驻外记者报导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八岁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会读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报导？”
随着她持续关注来自西方的中国观点，发现“中国似乎僵化地存在于一个‘非我族类’的维度。”直到她在大学时读到何伟写的《江城》。“我感到又嫉妒又失望，一个外国人居然可以像我一样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社会隐藏的逻辑和含蓄的惯例，并不是一个中国人的专利”。
樊嘉扬认为，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简明地解释这个国家内部相联系的方方面面，但不能舍弃其中的复杂性，写作需要兼备作为外国人的客观性和作为本地人的亲密感。
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
《纽约客》记者的作品在中国受到热捧，某程度上推动了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就此，端传媒向《纽约客》记者们提问，中国非虚构写作仍存在哪些不足、面临哪些挑战？
夏伟观察到，的确有不少中国刊物受到《纽约客》启发，开始使用长篇、细腻的叙述。“我觉得在中国非虚构写作面临最大的挑战，跟其他试图创新的行业一样，就是自我审查。”作者不由地会去想，什么不能写、不容易发表。他们自然希望作品公诸于世，而不是束之高阁。
欧逸文则注意到，在中国存在对《纽约客》的技术性崇拜。在《纽约客》的文化中，事实核查至关重要，采编人员想方设法确保报导忠于现实。“但对于很多中国媒体从业者来说，事实核查是十分新奇的概念。”欧逸文曾采访中国媒体人钱钢，樊嘉扬打电话向钱钢核查，他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我接受了纽约客的核查》，称这是其从事新闻工作30年来第一次被核查，形容“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
讲座实录（内容有删节）
瑞姆尼克：夏伟，你是《纽约客》70年代的驻华记者。你到达北京时是怎样的境况？作为一个记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夏伟：那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抱着去朝圣一般的心情出发，但一到达便很困扰。我说中文，我原本以为自己能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但之后才发现，作为外国人，我们面对巨大的不公。没有人愿意跟我们作正式的对话，更不会邀请我们到家里去，不会作任何没有得到官方允许的交流。
瑞姆尼克：我曾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采访，当我一到达酒店，手机就开始响。说实话，在那里发现新闻很容易，如果你不能在那做好报导，你在别的地方也没办法成功。但在当时的中国，你怎么发现、构思一个故事？
夏伟：我记得我到达后住在北京饭店，是当时城中唯一的高楼。任何最近去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它现在只像是鸡立鹤群的小台阶。我看着房间的电话，心想，我真的无法打给任何人，这个电话也不会响的。当时的报导不是采访而来的调查新闻，而是中国如何展现自己、这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是什么。
瑞姆尼克：回头看你在70年代写的文章，你在理解中国上犯过什么错？
夏伟：在毛时代，没有任何征兆显示这个国家会发生任何变化，你观察不到脆弱和矛盾。对于让中国转向的内部力量，你很难作出正确判断。
中国发生巨大转变时，我们（外国记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事先看出这个倾向。
瑞姆尼克：查建英，夏伟从一个纽约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北京人，妳又是怎么书写中国的？
查建英：刚听夏伟说他首次到中国的经历，我想起我跟美国的第一次接触。在80年代初，我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读书，那虽然是州首府，但周边很荒凉，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的美国。
学院院长带我逛了一下校园，向人们作证我真的是从“红色中国”来的学生。我交到的第一个美国朋友，向我连连道歉：“我们真的不知道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你们那儿有供电吗？”他还问我，“是不是有一道中国菜是草蜢沾巧克力酱？”那是美国人对中国所知的一切。
当时，要在那里打电话很不容易，我的中国同学都嘲笑我说：“喔，所以你去了美国的贵州！”当时，我们都有这种对对方的无知和误解。
瑞姆尼克：当妳在80年代读《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写中国的报导，妳觉得那接近事实吗？
查建英：当我还是留学生时，我很喜欢这两份出版物。当我第一次在《纽约客》上发表报导时，我很兴奋，因为它代表了优质、深度的作品，是一份作家的杂志。
在天安门事件后，我回到美国，写出了关于天安门后过渡时期的“China Pop”。那是一个迷失的时代，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对于美国有理想化的想象，不仅是对于她的富裕，还有言论自由等核心价值。
瑞姆尼克：美国有没有让妳失望？
查建英：这是渐渐清醒的过程。自80年代起，两国对对方的印象改变了许多。前几天我看了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辩论，其中有很多鞭笞中国的话语。
这些批评不是突然凭空而来的。回看过去十年美国关于中国的主流观点，基本上就是两种针对中国的批评，一是中国是来者不善的巨人，吃掉了我们的午餐，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最终会毁掉我们。另一种是中国是纸老虎，随时可能崩溃，像Gordon Chang（章家敦，美籍华人律师、作家、电视评论员，著有《中国即将崩溃》）这样的人，经常看衰中国。但事实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也都持中间观点。中国人为中国的成功感到惊喜，同时也感到忧虑。
不幸的是，美国人通常只看到中国的强大和不停前进的能量。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说，超过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而非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中国人听到简直难以置信。在北京有一个笑话说，这是西方阴谋论，他们过度赞美我们，让我们有大头症，头重得掉下来就死了。大部分中国人又认为美国不喜欢中国、想要制约中国，双方的误解互相加成。这正是《纽约客》的报导、何伟和欧逸文的文章，来平衡这些声音的时候。
瑞姆尼克：何伟，你跟其他驻华记者被派遣到中国不一样，你最初是和平队队员，你也没有住在北京。这有带给你任何不同的体验吗？中国的平民好接近吗？是像夏伟说的，难以打进他们的圈子，还是在20年间，这已经改变了？
何伟：因为我当时是和平队队员，所以我没把自己当做是记者。而且，我之前写的主要是虚构作品，我刚到中国的第一个学期，我还在写一篇跟中国无关的短篇虚构作品。
刚到时，融入很困难，语言是很大的障碍。我最初不会说中文，但在总共只有两个外国人的城镇学中文是相对容易的，我不教书时就在学中文。
当时我没把自己当写作者，我只是一个教师，关注学生们怎么看待美国。我的学生们来自贫穷的四川农家，但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当时要考入大学并不简单。我教授美国文化，但我们用的教科书极其荒谬，充斥着“15个学生在南卡州被强奸”等各种各样的随机事实。有一个章节是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导致同性恋的。在这本教科书基础上教书很艰难。
农民也对我说，美国用飞机播种。这都是事实。我还记得有个来自偏僻地区的、取了个奇怪英文名字“Daisy”的男学生说，因枪支暴力的考量，Washington Bullets（NBA中的华盛顿子弹队，后改名为巫师队）改名了。我心想，这都是事实，但为什么你会知道！
这些事情会让人心情低落、往心里去，因为你是美国的唯一代表，是一个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因而，当我有机会写中国时，我很清晰地知道，我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人们需要一些上下文背景，不需要最极端的头条新闻。
瑞姆尼克：关于中国的坏报导是怎样的？你抵制的报导是什么？
何伟：我们有多长时间来谈？（笑）
我觉得是那些极端的报导，就跟关于美国的坏报道一样的。在我的学生们看来，美国是犯罪猖獗之地，或是每个人都富得流油的地方。这都不是真的，事实落在两点之间的某一处。
身在涪陵而非北京、上海对此有帮助。报导外国新闻和地方新闻的模式是一样的。如果你报纽约地方新闻，你不写太多日常生活，因为读你报纸的人就在过那样的生活，你需要挑极端的、糟糕而需要变革的事物来报导。美国的新闻传统是这样根深蒂固，美国记者在中国也是这样行事，选最极端、最需要改变的新闻话题。但其中缺乏上下文的背景材料，让很多美国读者迷惑，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驻外记者应该跟国内记者应有不同的功用。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跟我有同样意见。
瑞姆尼克：在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导中，令你最失望的是什么？
何伟：太政治化了，没有太多针对社会、人们如何互动的描写。我们不应只选一点来报导，而应展示整个轨迹。
瑞姆尼克：实话说，我跟何伟争论这个话题多年了，因为我常提出具政治性的选题，而他想写社会性的话题。而《纽约客》的文化是作者最大，因为他们身在那里，而我不在。即便在政治性浓厚的时期，例如阿拉伯之春、埃及政变，何伟必须要写一些政治性题目，但那不是他最驾轻就熟的题目，他通常写更多社会性话题。
欧逸文，你是日报记者出身，看中国的角度不一样。你又是怎么报导中国的？
欧逸文：何伟说，他人在涪陵，但不像涪陵当地报纸那样写。我之前在《芝加哥论坛报》，我被派到纽约好几年，我会写“他们是骄傲的一群人，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这道菜很精致”之类的报导，这是驻外记者觉得有用的报导手法，但其中有一个风险是将不同的人简化成一个形象。
我犯过一个错误，我以为中国某部分会跟西方国家很类似，我以为中国会一直走一个方向，每年都会更开放一点，即便不时会退回去一点。或许这个判断如今还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我们要更严肃地看待此刻中国正在经历的事。
夏伟：我们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以为她理所当然会朝更开放的方向走。但就像欧逸文提到的，可能中国正在朝别的方向走。
瑞姆尼克：樊嘉扬，妳在中国出生，幼时来到美国。妳在《纽约客》担任事实核查员，跟何伟与欧逸文合作过，或许有一天妳会成为驻华记者。妳怎么看待中国？
樊嘉扬：你刚刚问查建英，作为中国人如何读西方媒体，我记得我最初读《纽约时报》写中国的文章时，像是看中国的X光片，似乎骨头都在对的地方，但是没有鲜活的血肉。90年代中的西方记者必定做了很多努力，重要事实都是正确的，但少了身临其境的亲密感。
我在中国读完小学二年级，我曾经带着一种孩童的固执，以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真正理解中国。过去20年，我经常在西方朋友前为中国辩护， 在中国朋友前，又要为西方对中国的观点辩护。
瑞姆尼克：何伟和欧逸文也许未有这样的经历，查建英，这种情绪又如何影响妳的写作？
查建英：在美国待了几年后，我曾经形容家乡北京就像是疹子，身在北京时，我觉得到处都奇痒，每件事都很恼人。我会跟父母、亲友吵起来，他们似乎都不懂美国。我要很小心，讲话时不夹带任何英文单字，不然他们就会指责我是“假洋鬼子”。
但自家人（insider）和外来者（ outsider）的双重身份，又为了我的写作带来很多好处。我是自家人，熟悉家乡的背景，有亲密感。我又是外来者，保有一定距离，从而能够客观。
我常开玩笑说，为了要治好这疹子，我要逃离中国回到美国，长出一身新皮肤，才能重新清晰地审视我在中国写的东西。
瑞姆尼克：在报导中国上，我们错过了什么？为什么会错过？
夏伟：我们错过了好多东西，历史使这个国家与众不同。我们没有很好地认识中国的历史，甚至中国人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自己的历史，因为她的历史太惊骇了，有非常多不能提及的“禁飞区”。共产党的历史充满了问题、残酷、失败，如果诚实地面对，可能会令人绝望。但这是身为中国人的一部分，作为外国人很难理解。
何伟：我觉得外国驻华记者的报导太注重北京、上海，错过了很多内陆地区发生的事。我上一本书《寻路中国》中提到，我用前后两年时间探访浙江一个工厂城市，住在那里超过100天，很难得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我当时给《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供稿，同时在写书，所以我可以此为借口。但日报的记者无法这么做。
我喜欢的方式是，找一个地方，而非一个人或一件事。我父亲是一个社会学家，我觉得有时候新闻缺乏了社会学的方法论，太过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没有脚注、不解释报导是怎么开始的，而我认为，有时必须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
如果是针对某件事去报导，事件本身可能使情况变得复杂，例如在独裁国家，警察因特殊事件而出动，记者因而不能在某个城市住上一百多天，而我去这些地方时，从未有警察找上门来。
在埃及这几年，我去一些无事发生的地方，其实各种事情都在发生。在浙江那个工厂城市，我亲眼目睹工厂老板和税务官员就贿赂数额谈判、工人如何申请工作、童工一人养活全家，你可以看见很多事情。
瑞姆尼克：中国是如此庞大、复杂、隐秘，你们如何平衡报导？
欧逸文：报导中国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平衡故事中的不同元素。在中国，几乎任何现象都有光、暗两面。从一个角度看，你看到的是令人振奋的、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你转个20度，发现这也是个令人担忧的、政府通过政治影响人民个体的现象。这些故事如果只能塞在报纸几千字的篇幅里，可能会流于肤浅。在这种情况下，将报导做好是永恒的挑战。
举个例子，美国人近来的观感是，中国正倾向国家主义，政府鼓励人们上街抗日、抗美。我曾联系这些在网上非常活跃的理想主义爱国者，他们其实很开心接到我的来电，渴望与西方记者对话。接下来的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们相处，发现他们脑子里同时有两个声音，一方面对美国某些外交政策感到愤怒，另一方面真心地仰慕美国的核心价值，两者可以共存。
其中一个爱国者唐杰，我在文章中写过他，我后来再打电话给他，他人居然在德国。他是一个以批判眼光看西方的人，却到德国去读书，又回到中国创业。我预料，未来几年里，美国政界可能会视中国为敌，但揭开表层的现象，这些中国的小人物有很多有趣和复杂的心情感受。
查建英： 我们要注意，不要回到过往的二元对峙，“中国是阴，我们是阳”、“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这样的语境。欧逸文谈到的中国爱国主义抬头，其实那同时是美国的镜像形象。美国的爱国主义也在抬头，奥巴马总统被怪罪“不够爱国”。我们没有那么不同。
说回共和党辩论， 参议员Rand Paul说散播民主是一个乌托邦项目。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美国应该已在中东上了一课。中国是另一回事，政权变更是难以想象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美国要把中国看做一个有很多共同点、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相同抱负的国家。我们还要给边缘人士更多的关注。
瑞姆尼克：这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异见人士通常得到很多报导，例如艾未未。你们怎么看？
樊嘉扬：我同意何伟说的，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描写更多的社会现象，而非政治敏感点。在西方，“中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地”、“非我族类”的观感依然普遍存在，任何在中国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人们很容易有“这就是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去分析事件的语境。
何伟：我没有写任何有名的异见人士。在中国的11年间，我主要聚焦三个地方，涪陵、北京郊外的三岔、工厂城镇浙江丽水。这三地很不一样，但我看到同样的事情，很多优秀人才入了党，我最棒的学生都是党员。我原本以为最聪明的孩子会成为异见人士。也有一些聪慧的孩子不想入党，他们四散各地，走上不同的路。我在好几个地方都观察到这个现象。这不太振奋人心，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并没有大变动，因为最有天赋的人要么入党、妥协，要么就找到别的出口，抗争然后绝望。
我记得在一个城镇，人们不满当局要盖大坝，他们给我看各种资料和证据。突然间，他们缓过神来，说：“等等，你给外国杂志写作？我们不能卖国！”他们态度彻底转变了。我最终只好把笔记本的一页撕下来交给他们，你不想我写，我不写就是了。但那很让人伤悲，他们要怎么解决问题、怎么提高事件的关注度？他们甚至不能跟一个有同情心的记者接触，要怎么去跟政府抗争？
其中有一个很能干的领头人问我替哪个媒体写稿、要看我的记者证，我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聊着聊着我问，他怎么谋生。他说，他卖瓷砖等建筑材料给那些因盖大坝，而要搬迁到新城去的人。我听过许多这样的事。
瑞姆尼克：夏伟，你为《纽约客》撰写的文章当时有在中国造成回响吗？
夏伟：70年代时并没有。文革结束、毛去世、邓上台后，一切都变了。中国就像是一部多幕的戏剧，以不同的个性轮番走到幕前。在80年代，社会开放的程度令人惊异，哲学、政治、法律、新闻百花齐放，在那时，好几个出版社都在出版外文翻译书。
查建英：信不信由你，当时黑格尔的哲学大部头是最畅销的书！
夏伟：令人遗憾的是，这在1989年画上了句点，之后中国的开放度起起伏伏。我觉得建立这个认知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看见的中国，不是完全的中国，只是她的一个时期。中国对政治哲学的思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瑞姆尼克：现代中国人又是怎么表达自己的意见？
夏伟：有很多私底下的讨论，但在公开场合、媒体上的很少。中国人通常往没有麻烦的方向走。卖瓷砖？好！投身政治、惹祸上身？不！或许很多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是如此，但我觉得中国是极端的例子。
欧逸文：政治和非政治之间早已没了明显界限。我从2005年起住在中国，看见科技进步后，人们开始建立自媒体，用各种工具上网、发声，遇上支持者，与反对者争辩，选择自己的社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在我离开中国前，写了一个在我家附近工作的街道清洁工的故事。他穿橙色背心、戴着草帽，他对我说，人们当他没文化，但他其实是一个诗人。我原本不信，但上网一搜，他居然还是网络红人、一个现代中国诗论坛的版主。在网上，他扮演着跟日常工作中完全不同的角色。
瑞姆尼克：现在人在纽约，你们要如何继续观察中国？
樊嘉扬：我很怕错过关于中国的消息，会在微博和微信上关注人们谈论的话题。那感觉有点像是看见一座拔地而起的城市，却不晓得它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
在和中国朋友的交流中，有时我也得到意想不到的反馈。我和中国朋友谈异见人士时，他们常常会戒备起来：“那是你们西方人的观点，你们把他们当做英雄，只是因为他们非主流一员，你们就觉得他们更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忧愁，也常常不是西方媒体报导的那些。
如果你网上看到一个中国人推荐一本书，该去深究他为何喜欢这本书、获得了何种共鸣，而非只是研讨书的本身。
瑞姆尼克：查建英，你关注中国的网络社会吗？
查建英：网上有许多能量，也有像千军万马奔驰般的巨大噪音。我刚刚说，北京像是疹子，但每当我离开北京，我又有一种“希望可以尽快回到北京去”的痒，那里有那么多可能性，人们有多个面具、多样生活。
用网名的人们从微博转到更具私密性的微信，同时又有数千名全职删帖员，以删除信息为业。还有许多潜在的异见人士，平时以“良民”自居，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但当不那么危险时，他们也愿意发声，他们也有人性，也关注某些议题。
回到夏伟最初说的，他在文革时没有看出中国有任何变革的可能，但几年内中国就经历了大变。这个地方总是在变化。对于中国，我们要把她看作一个个篇章，而不应下任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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