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系列 國際 古美關係「破冰」一週年

慢古巴:釣釣魚,順便談談民主

古巴,二十世紀革命留給二十一世紀的一根骨刺,依舊在全球化時代的喉嚨裏隱隱作痛,但現在,這根加勒比海的魚骨,似乎就要被吐出來。


市民在馬雷孔海濱大道沿岸釣魚。攝 : Joe Raedle/GETTY
市民在馬雷孔海濱大道沿岸釣魚。攝 : Joe Raedle/GETTY

編者按:2014年聖誕節前夕,年邁的勞爾·卡斯特羅通過電視宣布古巴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一年過去,有古巴人第一次收到蓋着美國郵戳的信;有人開始在網絡上訂閲美國公司提供的視頻節目;很快,將有飛機直接越過加勒比海,將美國遊客送到這個僅僅150公里外的陌生鄰居家……變化,在曾經的「敵對國家」間蔓延。今天起,我們將連續幾日帶你踏上這片「革命熱土」,看古美關係破冰一年後的古巴日常。

古巴,二十世紀革命留給二十一世紀的一根骨刺,依舊在全球化時代的喉嚨裏隱隱作痛,但現在,這根加勒比海的魚骨,似乎就要被吐出來。

古美建交,教宗來訪,連續兩樁大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甚至令今年哈瓦那的旅遊旺季提前了幾天到來。儘管教宗方濟各作為史上最「激進」的教宗,一直毫不留情地批判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和天主教,似乎依然構成了西方文明的一對夢幻組合,在收復曾經被共產主義佔去的失地。美國對古巴的貿易封鎖儘管不得人心——哪怕是在歐美國家政府當中也鮮有贊同者——卻也未隨古美建交而全面解除,但事情無疑在朝着良好的方向發展。

美國堅持不懈的對古政策,無非是想迫使卡斯特羅政權,要麼推行民主和資本主義市場制度,要麼坐以待斃等着被推翻。希拉莉更是聲稱:「接觸不是送給卡斯特羅兄弟的禮物,而是威脅;美國駐哈瓦那大使館的存在不是妥協,而是燈塔。」然而,民主革命並沒有發生,「顏色革命」漸漸演變成了「和平演變」。

很多人都會想像,隨着美國駐古巴大使館重新開張,哈瓦那著名的馬雷孔海濱大道,會成為風雲激盪的政治舞台中心。沒錯,我在哈瓦那那些日子,每次經過美國大使館,總會遇見扛着攝像機的電視媒體。自從古美建交,絡繹不絕的外媒都紛紛前來,把鏡頭對準星條旗。尤其是教宗來訪那幾日,那一帶遊蕩的記者人數簡直不亞於遊客。

但是這一次,外國媒體和所謂時事觀察家不會再像17年前那麼幼稚了。

1998年教宗保羅二世訪問古巴,很多西方媒體竟然開始給卡斯特羅政權數倒計時。他們天真地以為卡斯特羅會被教宗取代,古巴將像東歐一樣一夜巨變,只要守在哈瓦那就有可能見證一場顏色革命。

1998年的國際舞台,最有趣的就是古美二重奏,這邊廂保羅二世接受古巴人的膜拜,那邊廂白宮實習生裙子上的精斑大白於天下。然而卡斯特羅和克林頓最終都好好的,繼續呆在他們的寶座上,繼續延續古巴與美國沒完沒了的隔絕和對抗。彼此的社會制度,在經過適當的「排毒」和發酵之後安然無恙,似乎反而還增強了免疫力。

關於革命前夕的哈瓦那,有兩部優秀小説。格雷厄姆 ·格林(Graham Greene)的間諜小説《哈瓦那我們的人》(Our Man in Havana)幾乎成了哈瓦那的另類旅遊指南。格林成功地寫出1950年代古巴革命山雨欲來的氛圍,並驚人地預言了古巴導彈危機,他筆下的哈瓦那,哪怕是明媚的海濱也顯得鬼影重重。

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的《追擊》則是新巴洛克主義的實驗傑作,它以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曲式結構,渲染出恐怖暴力和革命的惡性循環,儘管文體繁複而晦澀,但他縱橫捭闔的想象力仍然指向確鑿無疑的現實——卡彭鐵爾筆下的馬雷孔海濱大道是駕車槍擊暗殺的夢幻場景。

事實上,1950年代的哈瓦那確實是血腥的革命暴力現場,你只要買票去古巴革命博物館,看看那些血腥的歷史圖片,乃至刑具和血衣原物就知道了。革命博物館也是革命前的總統府,1957年,安東尼奧·埃切貝里亞等學生就是在這裏發動突襲而失敗。遊客如今笑吟吟地以彈孔累累的牆壁為背景擺拍照片留念,而當年這裏橫七豎八地躺着屍體。

安東尼奧·埃切貝里亞

埃切貝里亞生於1932年,是古巴著名革命者與學生領袖,在推翻巴蒂斯塔政府的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1956年,安東尼奧·埃切貝里亞創辦了哈瓦那革命總部,並於1957年3月13日向總統府發動圍攻。

作為1950年代的加勒比繁華都市,哈瓦那充斥着糜爛的夜生活和暴力的噩夢,馬雷孔海濱大道是好萊塢Cult電影的絕佳舞台。而革命的現實繼續加深人們對這裏的恐怖想象——大概在美國總統們看來,馬雷孔海濱大道的美國大使館附近,理應是入侵古巴最終勝利會師的中心;西方世界的人們也很容易想象:古巴人會在馬雷孔海濱大道揭竿而起,發動另一場推翻往昔革命者的新革命。

美國大使館旁有個小廣場,我們的哈瓦那朋克樂手何塞戲稱那兒是古巴的「哭牆」——因為被美國拒籤的人常常會聚集在那兒,他們哭喪着臉,有的人乾脆就哭起來——這是很煞古巴革命風景的事。

1994年,馬雷孔海濱大道確實發生過卡斯特羅建立政權以來最大的一次騷亂,當時古巴經濟近乎癱瘓。但這場騷亂也僅僅造成一名警察的死亡,菲德爾·卡斯特羅親自到現場與抗議者對話,相當巧妙地化解了危機,事後官方組織了幾十萬人參加那名警察的葬禮,以此宣告政權的加固。

羅伯特 ·奎克在《卡斯特羅傳》中如此描述古巴導彈危機時的哈瓦那:「1962年,絕大多數人在危機中支持他們的政府,就像他們在豬灣入侵時所做的那樣,部分人是因為支持社會經濟改革,其他人是因為他們那高於經濟利益的國家榮譽感。

當莫斯科和華盛頓的要人們正在討論古巴數百萬人的命運時,大多數古巴人的生活一切照舊:他們搭乘捷克的公共汽車去上班,他們擠進受歡迎的咖啡館和點心鋪,排隊等待購買限量的食品——一些人可能比平常買的更多。白天孩子們在學校裏上課。沿着馬雷孔海濱大道,男人和男孩們在岸上釣魚。」

2015年夏秋之交的馬雷孔海濱大道,我看到的情景和以上描述差不多,只不過捷克的公共汽車換成了中國的公共汽車(嶄新漂亮的宇通),只不過多了一點外國遊客和記者。古巴人的生活一切照舊,一方面説明其社會結構和秩序變化極為緩慢,一方面也説明古巴人的樂天順受。

市民在馬雷孔海濱大道行走。攝 : Noah Friedman-Rudovsky/端傳媒
市民在馬雷孔海濱大道行走。攝 : Noah Friedman-Rudovsky/端傳媒

釣魚在這裏並不合法——古巴人喜歡説「這兒的一切都是不合法的」,這意味着一切都是國家的,連海裏的魚,似乎也只能屬於卡斯特羅和海明威,屬於《老人與海》。我們的翻譯朋友奧斯卡是個狂熱的釣魚愛好者,他甚至自己做了一艘釣魚船,把釣到的魚拿去黑市上賣。但他每次都在凌晨和傍晚時分才出沒在海濱,因為通常這兩個時間段警察不會出現。

然而如果真的警察會到處抓釣魚者,古巴旅遊書和明信片上,哪來那麼多釣魚者?我所住的酒店,過道兩旁的風光照片有相當一部分是馬雷孔海濱大道的釣魚者。「馬雷孔海濱大道的釣魚者」已經成為古巴的最大圖像符號之一。1994年之後,旅遊業逐漸成為古巴的國家最大支柱產業,釣魚者更不會被過多幹涉。只不過政府還必須維護「一切屬於國有」的制度威權。男人和男孩們優哉遊哉地在馬雷孔海濱大道上釣魚,這何嘗不是和諧社會的最佳圖景。

假如你看過古巴拍於2005年的國產殭屍大片《殭屍胡安》(Juan de los Muertos),就不會對古巴抱持一根筋的偏見。中國的廣電總局都不可能允許這麼大的尺度:在馬雷孔海濱大道上,殭屍橫行,吃人,殺人,血流成河.........這樣的電影顯示出古巴也早已接受了美國好萊塢類型片的娛樂模式,儘管這種娛樂至死的方式多少掩蓋了某些殘酷的專制現實,但對於那些將古巴泛政治化的西方人士來説,這部電影開了一個粗俗的玩笑。

不要再將古巴視為一成不變的牢籠,更不要幻想馬雷孔海濱大道會以美國大使館為民主自由中心,爆發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革命或暴動,那些恐怖的殭屍,只不過提供了一場海邊的燒烤盛宴,那些猩紅的血,只不過是從鄰國進口的劣質番茄醬。

我們離開古巴那一天,天還未亮,奧斯卡和何塞(一位朋克樂手)就去釣魚了,地點就在美國大使館旁邊的岸上。他們吹起了一個個避孕套,套在魚竿上作為魚餌。

古巴,這個風韻猶存的加勒比美人或許會再度懷孕,但是不要指望她馬上就跟美國情人生下一個民主的私生子。我問了很多古巴朋友,尤其是年輕人同一個問題:「你認為古巴馬上會有發生一場巨變(big change)嗎?」回答都是否定的。有好幾個人説了類似的話:古巴的變化總是緩慢的,一點一點的。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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