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圣诞节前夕,年迈的劳尔·卡斯特罗通过电视宣布古巴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一年过去,有古巴人第一次收到盖着美国邮戳的信;有人开始在网络上订阅美国公司提供的视频节目;很快,将有飞机直接越过加勒比海,将美国游客送到这个仅仅150公里外的陌生邻居家……变化,在曾经的“敌对国家”间蔓延。今天起,我们将连续几日带你踏上这片”革命热土”,看古美关系破冰一年后的古巴日常。
古巴,二十世纪革命留给二十一世纪的一根骨刺,依旧在全球化时代的喉咙里隐隐作痛,但现在,这根加勒比海的鱼骨,似乎就要被吐出来。
古美建交,教宗来访,连续两桩大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甚至令今年哈瓦那的旅游旺季提前了几天到来。尽管教宗方济各作为史上最“激进”的教宗,一直毫不留情地批判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和天主教,似乎依然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一对梦幻组合,在收复曾经被共产主义占去的失地。美国对古巴的贸易封锁尽管不得人心——哪怕是在欧美国家政府当中也鲜有赞同者——却也未随古美建交而全面解除,但事情无疑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美国坚持不懈的对古政策,无非是想迫使卡斯特罗政权,要么推行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要么坐以待毙等着被推翻。希拉里更是声称:“接触不是送给卡斯特罗兄弟的礼物,而是威胁;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存在不是妥协,而是灯塔。”然而,民主革命并没有发生,“颜色革命”渐渐演变成了“和平演变”。
很多人都会想象,随着美国驻古巴大使馆重新开张,哈瓦那著名的马雷孔海滨大道,会成为风云激荡的政治舞台中心。没错,我在哈瓦那那些日子,每次经过美国大使馆,总会遇见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媒体。自从古美建交,络绎不绝的外媒都纷纷前来,把镜头对准星条旗。尤其是教宗来访那几日,那一带游荡的记者人数简直不亚于游客。
但是这一次,外国媒体和所谓时事观察家不会再像17年前那么幼稚了。
1998年教宗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很多西方媒体竟然开始给卡斯特罗政权数倒计时。他们天真地以为卡斯特罗会被教宗取代,古巴将像东欧一样一夜巨变,只要守在哈瓦那就有可能见证一场颜色革命。
1998年的国际舞台,最有趣的就是古美二重奏,这边厢保罗二世接受古巴人的膜拜,那边厢白宫实习生裙子上的精斑大白于天下。然而卡斯特罗和克林顿最终都好好的,继续呆在他们的宝座上,继续延续古巴与美国没完没了的隔绝和对抗。彼此的社会制度,在经过适当的“排毒”和发酵之后安然无恙,似乎反而还增强了免疫力。
关于革命前夕的哈瓦那,有两部优秀小说。格雷厄姆 ·格林(Graham Greene)的间谍小说《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几乎成了哈瓦那的另类旅游指南。格林成功地写出1950年代古巴革命山雨欲来的氛围,并惊人地预言了古巴导弹危机,他笔下的哈瓦那,哪怕是明媚的海滨也显得鬼影重重。
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的《追击》则是新巴洛克主义的实验杰作,它以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曲式结构,渲染出恐怖暴力和革命的恶性循环,尽管文体繁复而晦涩,但他纵横捭阖的想象力仍然指向确凿无疑的现实——卡彭铁尔笔下的马雷孔海滨大道是驾车枪击暗杀的梦幻场景。
事实上,1950年代的哈瓦那确实是血腥的革命暴力现场,你只要买票去古巴革命博物馆,看看那些血腥的历史图片,乃至刑具和血衣原物就知道了。革命博物馆也是革命前的总统府,1957年,安东尼奥·埃切贝里亚等学生就是在这里发动突袭而失败。游客如今笑吟吟地以弹孔累累的墙壁为背景摆拍照片留念,而当年这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
作为1950年代的加勒比繁华都市,哈瓦那充斥着糜烂的夜生活和暴力的噩梦,马雷孔海滨大道是好莱坞Cult电影的绝佳舞台。而革命的现实继续加深人们对这里的恐怖想象——大概在美国总统们看来,马雷孔海滨大道的美国大使馆附近,理应是入侵古巴最终胜利会师的中心;西方世界的人们也很容易想象:古巴人会在马雷孔海滨大道揭竿而起,发动另一场推翻往昔革命者的新革命。
美国大使馆旁有个小广场,我们的哈瓦那朋克乐手何塞戏称那儿是古巴的“哭墙”——因为被美国拒签的人常常会聚集在那儿,他们哭丧着脸,有的人干脆就哭起来——这是很煞古巴革命风景的事。
1994年,马雷孔海滨大道确实发生过卡斯特罗建立政权以来最大的一次骚乱,当时古巴经济近乎瘫痪。但这场骚乱也仅仅造成一名警察的死亡,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到现场与抗议者对话,相当巧妙地化解了危机,事后官方组织了几十万人参加那名警察的葬礼,以此宣告政权的加固。
罗伯特 ·奎克在《卡斯特罗传》中如此描述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哈瓦那:“1962年,绝大多数人在危机中支持他们的政府,就像他们在猪湾入侵时所做的那样,部分人是因为支持社会经济改革,其他人是因为他们那高于经济利益的国家荣誉感。
当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要人们正在讨论(古巴)数百万人的命运时,大多数古巴人的生活一切照旧:他们搭乘捷克的公共汽车去上班,他们挤进受欢迎的咖啡馆和点心铺,排队等待购买限量的食品——一些人可能比平常买的更多。白天孩子们在学校里上课。沿着马雷孔海滨大道,男人和男孩们在岸上钓鱼。”
2015年夏秋之交的马雷孔海滨大道,我看到的情景和以上描述差不多,只不过捷克的公共汽车换成了中国的公共汽车(崭新漂亮的宇通),只不过多了一点外国游客和记者。古巴人的生活一切照旧,一方面说明其社会结构和秩序变化极为缓慢,一方面也说明古巴人的乐天顺受。
钓鱼在这里并不合法——古巴人喜欢说“这儿的一切都是不合法的”,这意味着一切都是国家的,连海里的鱼,似乎也只能属于卡斯特罗和海明威,属于《老人与海》。我们的翻译朋友奥斯卡是个狂热的钓鱼爱好者,他甚至自己做了一艘钓鱼船,把钓到的鱼拿去黑市上卖。但他每次都在凌晨和傍晚时分才出没在海滨,因为通常这两个时间段警察不会出现。
然而如果真的警察会到处抓钓鱼者,古巴旅游书和明信片上,哪来那么多钓鱼者?我所住的酒店,过道两旁的风光照片有相当一部分是马雷孔海滨大道的钓鱼者。“马雷孔海滨大道的钓鱼者”已经成为古巴的最大图像符号之一。1994年之后,旅游业逐渐成为古巴的国家最大支柱产业,钓鱼者更不会被过多干涉。只不过政府还必须维护“一切属于国有”的制度威权。男人和男孩们优哉游哉地在马雷孔海滨大道上钓鱼,这何尝不是和谐社会的最佳图景。
假如你看过古巴拍于2005年的国产僵尸大片《僵尸胡安》(Juan de los Muertos),就不会对古巴抱持一根筋的偏见。中国的广电总局都不可能允许这么大的尺度:在马雷孔海滨大道上,僵尸横行,吃人,杀人,血流成河………这样的电影显示出古巴也早已接受了美国好莱坞类型片的娱乐模式,尽管这种娱乐至死的方式多少掩盖了某些残酷的专制现实,但对于那些将古巴泛政治化的西方人士来说,这部电影开了一个粗俗的玩笑。
不要再将古巴视为一成不变的牢笼,更不要幻想马雷孔海滨大道会以美国大使馆为民主自由中心,爆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或暴动,那些恐怖的僵尸,只不过提供了一场海边的烧烤盛宴,那些猩红的血,只不过是从邻国进口的劣质番茄酱。
我们离开古巴那一天,天还未亮,奥斯卡和何塞(一位朋克乐手)就去钓鱼了,地点就在美国大使馆旁边的岸上。他们吹起了一个个避孕套,套在鱼竿上作为鱼饵。
古巴,这个风韵犹存的加勒比美人或许会再度怀孕,但是不要指望她马上就跟美国情人生下一个民主的私生子。我问了很多古巴朋友,尤其是年轻人同一个问题:“你认为古巴马上会有发生一场巨变(big change)吗?”回答都是否定的。有好几个人说了类似的话:古巴的变化总是缓慢的,一点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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