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潘潔：《巴黎協定》既是里程碑也是試金石

簡稱「巴黎氣候峰會」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在歷經近兩個星期的馬拉松式磋商後，終於達成了一份取代《京都議定書》的《巴黎協定》。依此協定，全球196個締約方同意設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以工業革命之前（1750年）為基準，力求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攝氏2度，並以不超過1.5度作為追求目標。

《巴黎協定》無論從環境保護還是國際關係的角度都賦有里程碑的意義。首先，開創應對氣候變化先河的《京都議定書》，因只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減排責任，以及排放大國美國的退縮被質疑成效不彰。翹首以待的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又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而最終令人失望。巴黎峰會因此變成了一個十字路口。如果達不成協定，全球氣候變化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所以，《巴黎協定》無疑讓世界鬆了一口氣，也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奠定一個新的開始。 其二，環境問題早已不能再單靠科學和技術解決，它因牽涉了國家利益而導致各國的角力和博弈。《巴黎協定》的產生，展示了國際社會一種新的互動、議價、和妥協的模式，尤其凸顯了中國的引領角色及中美合作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正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巴黎協定》之所以能夠達成，乃汲取了《京都議定書》的經驗以及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教訓。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引入了「國家自主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這個概念。「國家自主貢獻」乃指由各國衡量自身的發展情況和各方面的條件，如經濟水平、產業結構、財政實力、技術條件、開發新能源的能力、內部政治考慮等等，自己承諾一個減排目標。「國家自主貢獻」是對「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一個新的詮釋，是為了凝聚共識、爭取發展中國家支持的一項妥協。這個概念改變了遊戲規則，給予了各國主動權、彈性，和百花齊放的機會，成功爭取到原來裹足不前的發展中國家的參與，令整個協議突破了《京都議定書》的格局。

中美合作是促成協議的重要因素

中美兩國之間的合作，以及共同積極參與巴黎峰會顯然是促成協定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中美兩國佔全球碳排放總量約四成，而中國也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排放國。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中國選擇了與巴西、印度、南非等國站在一條戰線，中美兩國之間不但沒有協調而且互相猜忌，多少導致了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的不歡而散。可是，中美兩國近年來展開了積極的雙邊溝通和合作。2014年11月中美兩國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美國首次承諾到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較2005年整體下降26%至28%，刷新美國之前承諾的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17%。中國首次正式宣布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的目標。雙方並建立了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啟動了汽車、智慧電網、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溫室氣體資料管理等一系列行動倡議。雙方還明確表明會致力促成2015年巴黎峰會協定。中美之間的溝通與協作，為巴黎峰會達成協議定了調、鋪了路。不僅中美兩國揣着承諾而來，也使得其他各國對巴黎峰會有了充足的思想準備，使得談判最終能開花結果。

從哥本哈根到巴黎峰會，中國在國際環保合作方面的參與越來越進取，這與中國國內的環境策略息息相關，同時也與習進平的「奮發有為」外交國策相脗合。中國一方面承諾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又稱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60至65%，另一方面則宣布在發展中國家啟動10個低碳示範區、100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的項目，及1000個應對氣候變遷培訓名額的合作。這是繼9月中國宣布出資200億人民幣成立「中國氣候變遷南南合作基金」之後的又一重大承諾。中國之所以對國際環保合作能作出更多的承諾，乃因通過應對氣候變化這個抓手，中國能更有力地推動
單位GDP能耗降低，促進新能源開發和鼓勵緑色產業，進而緩解能源供應壓力保障經濟持續發展。其實，在哥本哈根會議前夕，中國就宣布了到2020年將碳強度減少40至45%的目標。緊接着12．5規劃單位GDP能耗降低16%及碳強度減少17% 作為約束指標。籍這兩個約束指標，國家加大淘汰更新發電設備的力度。2011年，發改委在全國七個省市推行碳排放交易試點，並已積累了經驗，準備在2017年建立全國統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另外，在扶持、推動電動車的產業發展，開闢和建立太陽能、風能基地方面都出現了可喜的勢頭。由此可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環保合作，對外，能影響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對內，則能促使國家更快地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

《巴黎協定》既是里程碑也是試金石。奠基於「國家自主貢獻」的國際合作究竟能走多遠？「國家自主貢獻」的缺失在於，目前各國承諾的減排量總和大約只能遏制均溫上升攝氏2.7度至3度，低於協定的2度目標，更低於1.5度的追求； 而且並非所有條款具有法律約束力，無法排除各簽署國今後會因各種原因食言，只能寄望2020年及後的階段性檢討能提供新的契機，重大的科學突破、政治環境的變化，甚至是災難等新的因素出現，或能令各國進一步加快減排的步伐。不過，比起《京都議定書》的侷限以及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失敗，《巴黎協定》的成就遠勝於它的不足。

（潘潔，綠社環境總監、香港環境局前副局長、英國愛丁堡大學商業與氣候變化榮譽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