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羽戈:昂山素姬常有,登盛不常有?

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如果能出現德克勒克、登盛,絕對是一種幸運;不過,如果把民主轉型的希望,寄予德克勒克、登盛的出現,絕對是一種悲哀。


2015年11月24日,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於全國大選舉行前在其選區拉票。攝:Lauren DeCicca/GETTY
2015年11月24日,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於全國大選舉行前在其選區拉票。攝:Lauren DeCicca/GETTY

蔣經國情結的本質,則是一種政治幼稚病。期待權力者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壯士斷腕,終結專制,大發慈悲,普降民主,這般思想,連與虎謀皮都算不上,簡直就是痴人說夢。

12月初,緬甸民主領袖昂山素姬,其所屬在野黨壓倒性優勢取勝之後,開始和軍方支持的總統登盛(Thein Sein)會晤,討論權力移交事宜,以達成「國家和解」。關於兩人誰在民主轉型中,誰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爭議,再度興起。

在曼德拉去世的時候,有人說: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緬甸大選之後,昂山素姬領導的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獲勝,又有人說,昂山素姬常有,登盛不常有。以此邏輯,等到施明德、林義雄等長辭人間,這些人一定會說:施明德、林義雄常有,蔣經國不常有。

這是一種奇異的論調。其奇異之處,不僅在於抬高德克勒克和登盛,更在於,在抬高德克勒克和登盛的同時,還要踩曼德拉和昂山素姬一腳。說什麼「曼德拉常有」「昂山素姬常有」,事實上,南非只有一個曼德拉,緬甸只有一個昂山素姬,甚至放眼全球,曼德拉和昂山素姬都是獨一無二,沒有替代品可言,正如他們的德行與功業都是獨一無二,沒有人能夠表現更好。

這種論調的危險性,一是罔顧事實,二是顛倒主次。對於南非、緬甸的民主轉型,你可以說德克勒克與曼德拉一樣偉大、登盛與昂山素姬一樣偉大,不過,如果結合世界潮流與大勢,你會發現,這一樣偉大的兩個人,還是有所區別:曼德拉和昂山素姬屬於造勢者,德克勒克和登盛屬於順勢者。打個比方,把國家比作一輛車,曼德拉和昂山素姬一直在後面推車,坐在車上的德克勒克和登盛,只是在一個適當的時刻,擺正方向,快馬加鞭,使這輛車走上了民主之路。二者之間,哪個是主角,哪個付出更多、犧牲更大,想來不難比較。

還有一種論調,與「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相呼應,號稱「沒有德克勒克,就沒有曼德拉」。誠然,沒有德克勒克,曼德拉可能會老死羅本島的格子牢房,正如沒有登盛,昂山素姬也許至今還不得自由。然而這樣的結局,有損曼德拉和昂山素姬的偉大麼?我們則不難想見,假如不識時務,逆流而行,德克勒克的歷史地位,肯定比不了他的前任P.W.博塔,登盛的形象與聲名,將處於緬甸軍頭丹瑞將軍的陰影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相互成就的情形之下,德克勒克和吳登盛對曼德拉和昂山素姬的成就,便遠不如曼德拉和昂山素姬對德克勒克和登盛的成就。

這不是要論功行賞,一分高下,而是探討一個嚴肅的政治學命題:如何評價德克勒克、登盛這樣的人物。他們的爭議性,不僅來自民主轉型的成敗,更來自對民主轉型的認知。說到底,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當中,如果能出現德克勒克、登盛,絕對是一種幸運;不過,如果把民主轉型的希望,寄予德克勒克、登盛的出現,絕對是一種悲哀。

我們首先需要明確,民主轉型的主力軍,從來都不是德克勒克和登盛,甚至不是曼德拉和昂山素姬,而是他們背後默默無聞卻鍥而不捨的民眾:曼德拉入獄27年間,南非人民的抗爭從未停息;1988年昂山素姬回到緬甸,表示「我不能對祖國所發生的一切熟視無睹……」,由此介入並領導民主運動之前,緬甸人民的抗爭早已如火如荼。這些人,不被輿論傳誦,不被史冊銘記,卻構成了民主的基石,而且他們的價值,恰恰在於「常有」。

其次,德克勒克、登盛們的改革,不是主動,而是被動,換言之,對權力者而言,沒有主動的改革者,沒有人心甘情願放棄手中的權力和利益,沒有人希望把自己關進憲政的鐵籠。倘若你接受不了這個判斷,不妨視之為一個假定,就像假定政府為「必要的惡」,假定所有權力者都是惡棍。

不是說主動的改革就好,被動的改革就不好。這裏則涉及對權力者的預期。就我所見,好些國人都懷有「蔣經國情結」,即幻想大陸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結束威權,推行民主。然而,蔣經國可遇而不可求,正如台灣民主轉型可望而不可即。況且,蔣經國只是順勢者,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那些勇於抗爭的鬥士才是造勢者。反過來講,如果台灣人不思抗爭,一心寄望於蔣經國的覺醒,那麼台灣的民主轉型永不可能成功。

蔣經國情結的本質,則是一種政治幼稚病(刻薄一點說,有此情結的人,不是幫閒,就是奴才)。期待權力者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壯士斷腕,終結專制,大發慈悲,普降民主,這般思想,連與虎謀皮都算不上,簡直就是痴人說夢。而且你越是呼籲權力者做蔣經國,他越不會做蔣經國。沒有本土的反抗,沒有國際的壓力,蔣經國更可能以一個威權主義者終老,而非以一個民主主義者新生。

對德克勒克、登盛而言,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發起改革,都是迫不得已,不是他們要改革,而是不得不改革,改革利大於弊,不改弊大於利,改革還有活路,不改死路一條。譬如德克勒克擔任南非總統之後,開始着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然而他始終不肯承認種族隔離是一種道德上的錯誤,更不肯為其罪惡而懺悔。「種族隔離的初衷是追求平等的理想主義,」他說,「但它最終未能使所有南非人都獲得平等公正,因此必須被拋棄。」揣摩他的意思,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不是因為它錯了,而是因為它不好用。這無疑是對改革邏輯最生動的詮釋。

換一個角度,從權力鬥爭上講,更容易發現德克勒克和登盛為什麼要改革。德克勒克上位,源於博塔總統突然中風,待博塔身體漸漸恢復,不甘大權旁落,於是向接班人展開反撲。德克勒克勝出,則是以反博塔為招牌,博塔當政十一年,有「鱷魚」之名,以保守、強硬著稱,那麼德克勒克的政策,只能是開明、溫和,提倡和解、解除黨禁、釋放曼德拉等,正是題中應有之義。

2011年,登盛由丹瑞將軍親手推上緬甸總統的寶座,從而被一些質疑者視為丹瑞的傀儡。儘管他對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表示「我從來沒想過要當總統」,可是,一旦成為總統,他則不會甘於傀儡的地位,2012年,媒體報道云:「……登盛的表情就像一隻咀嚼着的烏龜,溫和,時常陷入冥想。在軍政府時,他更習慣傾聽,而如今作為總統,他似乎還在試圖尋找自己的聲音。」最終,他所找到的「自己的聲音」,就是民主。「我向你們保證,我將竭我所能,在緬甸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體制。」「在着手改革之時,我對民主的立場就更加堅定了。」「我相信,沒有民主,就沒有經濟的發展。」

更進一步,從個人及家族利益得失上講,蔣經國之為蔣經國,德克勒克之為德克勒克,毋寧是最好的結局(現在談吳登盛為時尚早)。看看他們同時代、同類型的權力者,如齊奧塞斯庫、穆巴拉克、卡扎菲等,這些人什麼下場呢?二者之間,結局判若霄壤,其實源自一念之差。這一念,可以歸結為德行、勇氣,我更願意歸結為智商。成為蔣經國、德克勒克,還是齊奧塞斯庫、穆巴拉克、卡扎菲,其實是一個智商問題。

由此而論,德克勒克、登盛們的確「不常有」。權力的一大荼毒,就是使人昏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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