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情結的本質，則是一種政治幼稚病。期待權力者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壯士斷腕，終結專制，大發慈悲，普降民主，這般思想，連與虎謀皮都算不上，簡直就是痴人說夢。
12月初，緬甸民主領袖昂山素姬，其所屬在野黨壓倒性優勢取勝之後，開始和軍方支持的總統登盛（Thein Sein）會晤，討論權力移交事宜，以達成「國家和解」。關於兩人誰在民主轉型中，誰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爭議，再度興起。
在曼德拉去世的時候，有人說：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緬甸大選之後，昂山素姬領導的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獲勝，又有人說，昂山素姬常有，登盛不常有。以此邏輯，等到施明德、林義雄等長辭人間，這些人一定會說：施明德、林義雄常有，蔣經國不常有。
這是一種奇異的論調。其奇異之處，不僅在於抬高德克勒克和登盛，更在於，在抬高德克勒克和登盛的同時，還要踩曼德拉和昂山素姬一腳。說什麼「曼德拉常有」「昂山素姬常有」，事實上，南非只有一個曼德拉，緬甸只有一個昂山素姬，甚至放眼全球，曼德拉和昂山素姬都是獨一無二，沒有替代品可言，正如他們的德行與功業都是獨一無二，沒有人能夠表現更好。
這種論調的危險性，一是罔顧事實，二是顛倒主次。對於南非、緬甸的民主轉型，你可以說德克勒克與曼德拉一樣偉大、登盛與昂山素姬一樣偉大，不過，如果結合世界潮流與大勢，你會發現，這一樣偉大的兩個人，還是有所區別：曼德拉和昂山素姬屬於造勢者，德克勒克和登盛屬於順勢者。打個比方，把國家比作一輛車，曼德拉和昂山素姬一直在後面推車，坐在車上的德克勒克和登盛，只是在一個適當的時刻，擺正方向，快馬加鞭，使這輛車走上了民主之路。二者之間，哪個是主角，哪個付出更多、犧牲更大，想來不難比較。
還有一種論調，與「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相呼應，號稱「沒有德克勒克，就沒有曼德拉」。誠然，沒有德克勒克，曼德拉可能會老死羅本島的格子牢房，正如沒有登盛，昂山素姬也許至今還不得自由。然而這樣的結局，有損曼德拉和昂山素姬的偉大麼？我們則不難想見，假如不識時務，逆流而行，德克勒克的歷史地位，肯定比不了他的前任P.W.博塔，登盛的形象與聲名，將處於緬甸軍頭丹瑞將軍的陰影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相互成就的情形之下，德克勒克和吳登盛對曼德拉和昂山素姬的成就，便遠不如曼德拉和昂山素姬對德克勒克和登盛的成就。
這不是要論功行賞，一分高下，而是探討一個嚴肅的政治學命題：如何評價德克勒克、登盛這樣的人物。他們的爭議性，不僅來自民主轉型的成敗，更來自對民主轉型的認知。說到底，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當中，如果能出現德克勒克、登盛，絕對是一種幸運；不過，如果把民主轉型的希望，寄予德克勒克、登盛的出現，絕對是一種悲哀。
我們首先需要明確，民主轉型的主力軍，從來都不是德克勒克和登盛，甚至不是曼德拉和昂山素姬，而是他們背後默默無聞卻鍥而不捨的民眾：曼德拉入獄27年間，南非人民的抗爭從未停息；1988年昂山素姬回到緬甸，表示「我不能對祖國所發生的一切熟視無睹……」，由此介入並領導民主運動之前，緬甸人民的抗爭早已如火如荼。這些人，不被輿論傳誦，不被史冊銘記，卻構成了民主的基石，而且他們的價值，恰恰在於「常有」。
其次，德克勒克、登盛們的改革，不是主動，而是被動，換言之，對權力者而言，沒有主動的改革者，沒有人心甘情願放棄手中的權力和利益，沒有人希望把自己關進憲政的鐵籠。倘若你接受不了這個判斷，不妨視之為一個假定，就像假定政府為「必要的惡」，假定所有權力者都是惡棍。
不是說主動的改革就好，被動的改革就不好。這裏則涉及對權力者的預期。就我所見，好些國人都懷有「蔣經國情結」，即幻想大陸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結束威權，推行民主。然而，蔣經國可遇而不可求，正如台灣民主轉型可望而不可即。況且，蔣經國只是順勢者，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那些勇於抗爭的鬥士才是造勢者。反過來講，如果台灣人不思抗爭，一心寄望於蔣經國的覺醒，那麼台灣的民主轉型永不可能成功。
蔣經國情結的本質，則是一種政治幼稚病（刻薄一點說，有此情結的人，不是幫閒，就是奴才）。期待權力者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壯士斷腕，終結專制，大發慈悲，普降民主，這般思想，連與虎謀皮都算不上，簡直就是痴人說夢。而且你越是呼籲權力者做蔣經國，他越不會做蔣經國。沒有本土的反抗，沒有國際的壓力，蔣經國更可能以一個威權主義者終老，而非以一個民主主義者新生。
對德克勒克、登盛而言，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發起改革，都是迫不得已，不是他們要改革，而是不得不改革，改革利大於弊，不改弊大於利，改革還有活路，不改死路一條。譬如德克勒克擔任南非總統之後，開始着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然而他始終不肯承認種族隔離是一種道德上的錯誤，更不肯為其罪惡而懺悔。「種族隔離的初衷是追求平等的理想主義，」他說，「但它最終未能使所有南非人都獲得平等公正，因此必須被拋棄。」揣摩他的意思，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不是因為它錯了，而是因為它不好用。這無疑是對改革邏輯最生動的詮釋。
換一個角度，從權力鬥爭上講，更容易發現德克勒克和登盛為什麼要改革。德克勒克上位，源於博塔總統突然中風，待博塔身體漸漸恢復，不甘大權旁落，於是向接班人展開反撲。德克勒克勝出，則是以反博塔為招牌，博塔當政十一年，有「鱷魚」之名，以保守、強硬著稱，那麼德克勒克的政策，只能是開明、溫和，提倡和解、解除黨禁、釋放曼德拉等，正是題中應有之義。
2011年，登盛由丹瑞將軍親手推上緬甸總統的寶座，從而被一些質疑者視為丹瑞的傀儡。儘管他對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表示「我從來沒想過要當總統」，可是，一旦成為總統，他則不會甘於傀儡的地位，2012年，媒體報道云：「……登盛的表情就像一隻咀嚼着的烏龜，溫和，時常陷入冥想。在軍政府時，他更習慣傾聽，而如今作為總統，他似乎還在試圖尋找自己的聲音。」最終，他所找到的「自己的聲音」，就是民主。「我向你們保證，我將竭我所能，在緬甸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體制。」「在着手改革之時，我對民主的立場就更加堅定了。」「我相信，沒有民主，就沒有經濟的發展。」
更進一步，從個人及家族利益得失上講，蔣經國之為蔣經國，德克勒克之為德克勒克，毋寧是最好的結局（現在談吳登盛為時尚早）。看看他們同時代、同類型的權力者，如齊奧塞斯庫、穆巴拉克、卡扎菲等，這些人什麼下場呢？二者之間，結局判若霄壤，其實源自一念之差。這一念，可以歸結為德行、勇氣，我更願意歸結為智商。成為蔣經國、德克勒克，還是齊奧塞斯庫、穆巴拉克、卡扎菲，其實是一個智商問題。
由此而論，德克勒克、登盛們的確「不常有」。權力的一大荼毒，就是使人昏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