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班納迪克 · 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年出生於昆明。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全球著名東南亞研究學者。他的父親能夠流暢地聽、說、書寫以及閱讀中文。而他自己則在東南亞有豐富的生活經歷。他在1982到1983年寫作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出版後成為民族主義研究的經典之作。我們選摘了《想像的共同體》和他2010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以此為主題的演講，回顧那些引領我們重新思考「民族國家」的闡述。

這本書的寫作動力，來自1978到1979年在中國、越南、柬埔寨三角之間爆發的第三次印支戰爭。另一個對他影響重大的，是在印度尼西亞生活時，從雅加達看希特勒的那種「望遠鏡視野」，讓他從此不再把歐洲視為理所當然。在他的另一本書《比較的幽靈》一開始，就講了這個故事。我們也選摘了這本書的片段，以饗讀者。

給《想像的共同體》的新世代讀者（2010年5月10日，台灣大學）

最初我出版這本書的目的只是想，在當時歐洲政治冷戰背景之下，丟一顆震撼彈。可是到後來竟然變成了一本很無聊的教科書。不過，沒想到有很多不同語言的翻譯持續出版。台灣的中文譯本出來後一、兩年，中國大陸上海人民出版社用了這個版本，把它變成簡體字版，但刪掉了整個第九章，也就是第一版最後一章結論全部刪掉。也把當時譯者吳叡人導論所寫的最後一段，關於台灣的部分全部刪掉，這令我很不高興。最近因為要出新版，那新版要不要繼續刪呢？被刪掉的東西要不要放回去呢？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協商後得到一個很有趣的做法：出版社同意在目錄保留第九章，但事實上繼續刪除，所以說，雖然有目錄跟頁數但卻沒有第九章的內容。大家知道第九章被刪是因為裡頭嘲笑毛澤東、鄧小平，所以在索引裡面還會有毛澤東、鄧小平的名字跟頁數，可是你找也找不到。

民族主義的力量源自於情感

民族主義這個現象，真正的力量是情感，而不是一般所想像的理念。我們可以在思想史上找到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帝國主義思想家，但就是沒有找到偉大的民族主義思想家。

一個四十歲過胖、膽固醇過高的中年人，坐在電視機前面看國家隊錦標賽，他一邊喝啤酒一邊會覺得很興奮。為什麼會這樣？這就是一個關於民族主義情感力量的一個例證。很可能是因為來自於他恐懼死亡，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永恆」的概念，即使是自己的時代過去了，但有這麼年輕健康、跟他同一國的人會來接替他，所處的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並不會消失。「國族（nation）」的想法並不是宗教信仰，也就是說，死的人走了，但會有新的人進來繼續在這個國家存在。國家並不屬於一個宗教的天堂、天國或是地獄。

另一個情感的表現，在於人們怎麼哀悼過去。各國對於怎麼紀念本國的死者有不同的做法。以德國為例，二戰後，很多德國人面對那段歷史有一種困難的情緒，那個時候有人發起一個有趣的運動叫「反紀念碑運動」：在一個地方豎立一根空白的柱子，邀請所有的公民自由地在上面塗鴉、去寫任何你要寫的東西。一個部分寫滿了以後就把它下降一點點，下降到有一天它就完全沒有了。

我建議台灣那些蔣介石銅像，不必把它收起來，只要放在那邊，然後開放給大家塗鴉寫東西。用德國「反紀念碑運動」的方式去處理蔣介石先生在台灣數以萬計的雕像。這是一個正面的事情。如果是我，我會在蔣介石的銅像上寫：「他很性感」。

還有一個情感來源，就是羞恥感。為什麼你對於親人會覺得有羞恥心，因為你愛他，你沒有辦法從他身邊逃離，所以你永遠希望再給他一個機會。這樣的心理，其實就區分出什麼是真正的「國族主義」。一個真正的國族主義者，會對於自己國族的所作所為有羞恥感；虛偽的國族主義者才不會。

民族主義的想像

很多國家，明明很多地方被統治者搞得非常糟糕，可為什麼有人總是會覺得「國家是好的」？我認為原因在「想像」的這個概念中。當我們「想像」，那有點像是一種超自然的現象。首先，我們總會傾向認為自己國家的逝者、已故的先人都是好的。主要因為他們是無名的，沒有人真的知道或在乎他們在想什麼。我們都是想像來的，我們並不是真的認識他們。

所謂的先烈，他們為了自己的國家而死，已經付出了道德上的代價，因此他們必然是好的。以中國為例，思想宣傳時談到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數千年的民族文化、民族認同，從數千年以來就是叫作「中國人」。但事實上這些已經死掉的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人，他們是今天才被叫作「中國人」。很幸運地因為他們已經死掉了，所以他們是無名的，所以你不可能直接認識他，或是去跟他確認說：「你是不是覺得你是中國人」，你不可能去問唐太宗說：「你是不是中國人？」因此現在我們把它命名為這樣，只是透過想像的方式。民族主義最早的一個先驅者，法國的Jules Michelet曾經講過，對於那些過去的先人，或是在這塊土地上曾經存在過的人，儘管他們不知道他們是法國人，我也要告訴他們「他們就是法國人」。

另一個重點是，民族主義誕生的時代，其實是一個進步史觀的時代。人們對歷史的看法逐漸受到「進步」概念的影響，我們會專注於往前進，也就是說一個理想、更美好的未來。浪漫主義或再早以前比較強調過去的黃金年代，而民族主義誕生的年代是不看過去的。他們相信時代不斷往前進步，未來會越來越好。

孩子就代表著一個更理想、更美好的未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孩子就不會容許被買賣。民族主義者受到這樣的觀念影響，做了很多事情，都是為了這個國族的下一代。事實上他們不認識這些小孩，因為這些小孩還沒有出生。但比如說，他們會建博物館、美術館給未來的世代看，比方說他們要好好保存環境生態，這就是一種民族主義式的思考。

因為小孩尚未降生，所以我們假設他們是好的、是善的、是美好的。除了尚未出生的之外，還有一群叫作「尚未降生的小孩的先鋒」，也就是現在活著的小朋友，他們也是好的。原則上，在民族主義的想像當中小孩永遠是好的。這樣有一個好處，因為小孩還沒有投票權，所以他們都是好的。一旦小孩開始投票他們就會開始犯罪、變壞了。所以在民族主義的想像當中，事實上逝者（已經死掉的人）、尚未降生的人、以及現在活著的小孩，這三者共同是一樣好的。唯一的壞傢伙，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

如果我們要是只想到我們這些活著的壞蛋，沒有什麼是值得努力的，什麼事情都可以允許，反正大家都是壞蛋。可是一但各位開始想到那些已經死去的充滿美德的逝者、先人，或是尚未降生的未來的世代以及現在這些存在的小孩，我們就會說「不行，我們不可以放棄，我們要繼續努力」。

西方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常常被批評，就是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就是說我的國家不管對或錯，都是我的國家。通常這句話被認為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口號。也就是說，國家就算做錯了，反正它就是我的國家。通常一般被比較進步的、比較自由派的學者認為這個是民族主義很不好的一個特性，但其實你要是想一想，不可能出現「我的伊斯蘭，right or wrong」或者是「我的佛教，right or wrong」「我的基督教，不管對或錯」。

宗教本身不可能有錯，宗教都是對的。所以比起來民族主義還有一點點好的地方就是，至少還知道國家或民族有可能犯錯；但如果你是一個宗教的狂信者的話，當你一但狂信這個宗教你就會知道這個宗教不會犯錯，你心裏就會這樣覺得，這非常有趣。

最後還是有一件事情要小心的就是有一句諺語說：「民族主義是流氓、惡棍最後的逃身處或手段。」任何這些壞蛋這些政客他們一但已經政策失敗、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們就會施展出民族主義這個東西來保護他自己。所以這個東西還是要非常小心。

比較的幽靈

《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出版時間：2012年4月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作者：Benedict Anderson

譯者：甘會斌

1963年2月2日，在與我被教導着，把它想像成「東南亞」的這塊土地初次相逢約莫一年後，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經歷。那時我無以名之。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加諾，要接受印度尼西大學的名譽學位，他臨時邀請了外交使團，與大學生和教員們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後成了一位年長的歐洲外交官的同聲傳譯。蘇加諾在講他最愛的兩個主題：民族主義和領導者。本來風平浪靜，突然，他開始談起了阿道夫 · 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方式──不是將其說成大屠殺的劊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而是說成一個民族主義者。更讓我倆驚詫莫名的是，這位總統必定是疑心沒幾個學生曾經聽說過希特勒，他試圖賦予元首的遙遠幽靈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別人學不來的公共演講風格，像說腹語似的說道：

「比方說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聰明絕頂──也許他想說，光有物質基礎，幸福還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他稱之為第三帝國（Dritte Reich）。這個第三帝國實實在在地會給德國人民帶來幸福。第一帝國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國，是老腓特烈領導的帝國；第二帝國是就在世界大戰之前還存在着的那個，而今在世界大戰中被摧毀了。『來吧，讓我們建造起一個第三帝國，在這第三帝國里，嗨，姐妹們，妳們會獲得很快樂；嗨，兄弟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孩子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你們，德意志的愛國者們，你們將目睹德意志加冕為王，淩駕於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們，希特勒如此描繪這些理想，真是太聰明了！」

我順著他的講話低語的時候，老外交官變得越來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嗎？他真是在說這個？」他再三問我。我已經多次聽過蘇加諾用他那腹語式風格講述孫逸仙（孫中山）、凱末爾（編按：Mustafa Kemal Atatürk，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被譽為現代土耳其之父）、甘地、德·瓦勒拉（編按：Eamon De Valera，曾領導爭取愛爾蘭獨立的反英鬥爭）和胡志明。那些時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們，民族主義是一種普世之物，而且同國際主義不可分割。我極力向外交官解釋這一點，但沒有成功，他怒氣衝衝地回到了大使館。比從前更確信，蘇加諾是個瘋狂而危險的江湖騙子。

對我而言，我感到暈頭轉向。在我的年輕生命裏，我是頭一回被邀約透過倒轉的望遠鏡，來看我的歐洲。蘇加諾自認是個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統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靜安詳地看待這些恐怖。虔誠的基督徒就是以這樣的平靜安詳，沉思以上帝名義干下的數世紀的集體屠殺和摧殘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輕快的距離，如同我的學校老師談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羅馬皇帝尼祿或皮薩羅。從今往後，要想從前那樣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難了。

我找不出一個好名頭來稱呼這種體驗。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後，那時我在菲律賓，為了自學西班牙語，結結巴巴地讀何塞· 黎剎（編按，José Rizal，菲律賓國父）的極端民族主義小說《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個令人頭暈目眩的瞬間。年輕的混血主人公，長期旅居歐洲之後，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馬尼拉。他從馬車車窗望出去，看到了市裏的植物園，發現他也是（可以這麼說）處在倒轉的望遠鏡末端。這些園圃自然而然（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隱沒到它們在歐洲的姐妹園子的意象當中去了。他不再能夠實際平常地體會它們，而只能盡在咫尺，同時又遠在天邊地看著它們。小說家引人注目地，把這一無可救藥的雙重幻影的動因命名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原來那就是1963年我所遭遇到的，我在心裏說道：比較的幽靈。

想像的共同體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出版時間：2010年5月

出版社：時報出版

作者：Benedict Anderson

譯者：吳叡人

1.民族主義已經對現代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與此事實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具有說服力的民族主義理論卻屈指可數。Hugh Seton Watson，這位關於民族主義的英文論著中最好、涵蓋面最廣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義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繼承人，悲傷地說道：「我被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也就是說，我們根本無法為民族下一個’科學的’定義；然而，從以前到現在，這個現象卻一直持續存在著。」

2.我的研究起點是，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者，有人會傾向使用能夠表現其多重意義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適當地理解這些現象，我們必須審慎思考在歷史上它們是怎樣出現的，它們的意義怎樣在漫長的時間中產生變化，以及為何今天它們能夠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

3.我將會嘗試論證，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紀末被創造出來，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它們就變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我也會試圖說明，為什麼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會引發人們如此深沈的依戀之情。

4.民族被想象為有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們或許涵蓋了十億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邊界，縱然是可變的，也還是有限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自己想象為等同於全人類。雖然在某些時代，基督徒確實有可能想象地球將成為一個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最富於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會像這些基督徒一樣地夢想有朝一日，全人類都會成為他們民族的一員。

5.民族被想象為擁有主權，因為這個概念誕生時，啓蒙運動與大革命正在毀壞神諭的、階層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發展臻於成熟之時，人類史剛好步入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裡，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誠的追隨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對生機勃勃的宗教多元主義，並且要面對每一個信仰的本體論主張與它所支配和領土範圍之間也有不一致的現實。民族於是夢想著成為自由的，並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轄下，直接的自由。衡量這個自由的尺度與象徵的就是主權國家。

6.民族被想象為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屠殺或從容赴死。

7.猛然之間，這些死亡迫使我們直接面對民族主義提出來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這種只有短暫歷史（不超過兩個世紀）的，縮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夠激發起如此巨大的犧牲？我相信，只有探究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我們才有可能開始解答這個問題。

8.在超過一世紀以上的時間之中，民族主義一直被廣泛地視為人類邁向後帝國時代的一個嶄新的、更美好的、更和平的世界的一大步。然而誠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著作當中所呈現的，民族主義成為普世規範的二十世紀，無疑地也是人類史上最充滿暴力的、最具毀滅性的世紀。從這個觀點之中，出現了一種將帝國美化，而且在某些地方，甚至還對帝國感到懷舊的思考傾向。在那些現在已經變成小國，但是曾經是世界級大國的歐洲國家當中，這種傾向最強。最好的例子是英國與法國，以及俄羅斯──如果我們將它視為歐洲的一部分的話。不過，在中國這種傾向也越來越明顯可見了。在那裡，大量的知識和國家宣傳現在被專門用來歌頌那些在三十年前還被蔑視為殘暴剝削的壓迫者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