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評論

當Tati遇上Bechers


《嬉戲時間》電影劇照
《嬉戲時間》電影劇照

上年已故法國大導演積葵.大地(Jacques Tati)幾部電影的菲林經過4K解像度的數碼復修後上映,尤其是1967年推出用70毫米菲林拍攝的《嬉戲時間》(Playtime),更是美不勝收,驚豔得令自己不禁「wow」的一聲叫了出來。「Playtime」是我自己非常鍾愛的一齣電影,Tati對空間的觸覺甚至影響著自己的攝影創作,片裡講述兩位主角:Tati飾演的Mr. Hulot和美國女遊客Barbara在一個不知名的新都會裡一天所發生的事情。Hulot在寵大的都市空間迷失又無助,所有行為被建築結構所主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常被空間所割裂。

我卻常常記掛著片中的一幕:Barbara在機場裡行逛時,碰口碰面的都是世界各大城市推廣旅遊的宣傳海報,裡面介紹的風土人情不約而同地都是一棟棟作為地標的現代高樓大廈,都是一模一樣的沉悶和刻板。Tati是個盧德,他對當年法國都市化和新式的現代建築感到不是味兒,戲謔現代主議建築那種去製造monument的心態,在之前在《我的舅舅》(Mon Oncle)一片已非常強烈了,主角Mr. Hulot的妹夫一家住在一所充滿現代主義建築風格,顏色斑斕如Piet Mondrain畫作的豪宅,功能上卻被他看作不切實際,欠缺對人性的關懷,沒有一種家的感覺,了無生氣。又髒又亂的老巴黎街角,反過來是充滿人情味,表面是灰灰沉沉的,內裡卻活得精彩。

突然想起法國人Tati,是因為那幾張旅遊宣傳海報,竟與較早前去世的德國著名攝影家Hilla Becher和丈夫Bernd一直以來創作無菌式工業建築攝影遙相呼應。Hilla Becher辭世的新聞,不少藝術新聞以至是普羅攝影網站都有廣泛報導,當今從事攝影創作有著這個影響力算是異數,Bechers夫婦的創作固然啟迪了不少的後來者,我曾有過幻想就是Tati和Bechers夫婦,這兩群都影響過自己的人相互碰上,會有著什麼樣的對話呢?一個法國人加一對德國夫婦,本身已經是處境喜劇的元素,再加上他們對都市文明體察的不同角度,大概會是火星撞地球罷。

當然他們的際遇也大不同,Tati拍攝「Playtime」時不惜工本,片中被人稱為「大地城」Tativille的都市場景基本上是由零開始搭建出來,導致嚴重超支導致他負債累累,當年影片推出票房也不如理想,最後破產收場,要變賣電影版權來償還債務,晚年一直沒能恢復過來,1980年鬱鬱寡歡而終。Bechers在作品卻一直是藝術市場的寵兒,其作品不僅成為有關形式美學討論和分析的對象,也留名於當代藝術和攝影史,開拓了一個新的攝影領域。

夫婦兩人的影響力並不是單純由作品而來,兩人一直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裡有份創立的攝影系任教,麾下門生都是當代獨當一面當代攝影藝術家,如Andreas Gursky,Candida Höfer或Thomas Struth等,都是繼承著他們的創作理念,讓他們的美學觀念到今天還歷久不衰。Hilla與比早幾年離世的丈夫Bernd從1957年起,拍攝德國大工業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水塔、煉鋼廠或吊機等工業設施,他們所採用的所謂Deadpan的手法:所有照片在陰天的情況下拍攝,主體在畫面上的保持一致,去除了情感的駕入,同大畫幅菲林來拍攝以保存細節等等,照片在展覽時的鋪排方式,用同一樣的相框和裝裱方式,以方陣的形式展示出來。七十年他們參與了由美國喬治伊士曼美術館所舉辦的《新地誌:人工地景攝影》(New Topographics: 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展覽,這個展覽甚具標誌性,作為展覽中唯一的歐州藝術家,這種以多張圖片展示方式,和採用帶有歷史肌理的取材,令他們有別於其餘大多以戰後發展的都市景觀為題的美國攝影師。 他們第一本攝影集命名為《工業建築的拓撲學》(A Typology of Technical Constructions),所謂Topology,音譯拓樸學,但較大部份人會譯作「類型學」,這個譯名有點會叫人誤解是「一物歸一物」的簡單歸納,拓樸是幾何學的分支,通常的平面幾何或立體幾何研究的對像是點、線、面之間的位置關係以及它們的度量性質。拓撲學對於研究對象主要是在研究圖形彼此之間,以及圖形和其所在空間相關的特性。十八世紀數學家歐拉經典的「七橋問題」:怎樣不用重覆一次過走遍當時普魯士帝國裡哥尼斯堡的七座橋,算是拓撲問題的始祖,七座橋是固有格式存在,走遍它們卻有5040種方式,正如同一功能的工業建築在物料、形態和建造方法等都大同小異,當中則卻存在著千變萬化的細微差異。

《我的舅舅》電影劇照
《我的舅舅》電影劇照

藝評人Georg Jappe在當年評價這本攝影集時,說到除了運用視覺元素手段外,他們選用的題材也值得留意,這些物件製造者固然是沒有美學上的考量,卻其實隱含著一些有關歷史的議題,他認為這種拓撲式的圖像比較能夠將一個隱藏的意識形態顯露出來。

「舉例說如修車場這種建築,它們都是由工程師在工業區內修建,遠離公眾的目光。所以它們不會被造成看來是個塔的形狀來取悅民眾,而只是做回它們本份:一件大機器而已,這些修車場給我們的觀感是坦率的,只以功能為主,而不是一些過時的美學典範。但另一方面水塔就不同了,它們每每建於城鎮社區的最高點,那些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不會忍受這些照顧他們原始生理需要的設施備在別人焦點之中,所以那些在鐵架上的橢圓形金屬容器,會被偽裝成如中世紀城池裡的教堂高塔。」

Bechers的水塔照片固然是他們對逝去中的工業時代的回憶,Tati則對科技和城市發展的厭惡,看來各走極端,但他們都是帶著對所謂精英美學的反思。二十世紀是素人的世代,所以才會有Aaron Copland譜寫歌頌普通人貢獻的《給普通人的進場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日本那邊有柳宗悅發起「民藝運動」等,Bechers那些建造工業建築的工匠,跟《我的舅舅》裡那棟窗戶好像長了雙眼睛的豪宅建築師並不一樣。

可能你會覺得我在東拉西扯的把這兩幫人穿鑒附會,也許我希望從這個想像的約會中想帶出的,是他們兩者雖和而不同,卻都是從洞察生活上無聊細事中攝取靈感,從而轉化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題材,Bechers的水塔是手段,Tati的建築景觀亦然,闡述的是經過歸納醞釀的而昇華出來的概念。回想幾年前看到旅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的展覽《街頭街尾》,拍攝一些建在街角的平凡三角唐樓,這些其實我們每天都碰上的香港典型,到最後卻是由一位外國攝影師集合起來,從中提煉出視覺情趣出來。Wolf並沒有發現一些我們體察不到的事情,而是他的整合能力容許他把這些被忽視的平凡事物轉化為可觀題材。

我們很多時候將很大部份攝影的紀實功能貢獻在一些已消失或快將消失的事物,讓人可以感性緬懷,大家都會視之理所當然,至於當下發生的芝麻綠豆,無聊細碎,倘若不夠史詩不夠詩意,或是不在大眾目光的事件時,便很難在鏡頭下受到重視,就算有被捕捉卻沒有經過整合的話,也是徒然的,到頭來或許只會變成臉書裡的一個來宣泄情感的post,最後在你幾千個好友的列表中快速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