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的限度
陳純顯然不會同意我的這個論斷，相反會覺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說的左翼自由主義幼稚病，亦即「更多地關注『哲學家的政治哲學 』，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學』」。
倘若我前面的論證成立，則陳純所言「在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面對逆現代化的潮流和准極權的體制，如何構建一個政治共同體」，既不必視為「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也絕非左翼自由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關鍵。但這並不等於說，他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本身全無意義。畢竟，公民社會的建設、民間自組織能力的培養、不同利益群體或社團之間良序競爭的成型，其完成度不可能不影響到未來政治轉型的走向。
然則令我不解的是：像如何在原子化時代構建共同體這類問題，究竟在什麼意義上，算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呢？當然，不排除這個問題背後可以挖掘出政治哲學的元素（就像任何問題背後總可以挖掘出哲學元素一樣），比如對「原子化」、「現代化」等概念的辨析，或者對 「政治共同體」的性質、標準、追求的論述，等等。但是如果這個問題的重點是「如何構建」，那麼無論對於觀察者還是對於參與者，恐怕「政治哲學」都難以提供什麼特別的洞見。
一方面，從觀察者的角度說，考辨共同體構建的不同路徑與形態、描述相關經驗、總結相關教訓，可謂廣義的「政治科學」工作——包括政治轉型的比較研究、運動社會學或組織社會學的田野調查、傳記史學的整理勾陳等等。這些都是專門的學術領域，其所需的訓練、積累與投入，並不能通過對政治哲學的研究來取代。這就好比在經濟議題上，政治哲學家對於「貧富分化在何種意義上構成社會不公」之類規範性論證或有一技之長，但具體到「最低薪資政策能否有效遏制貧富分化」這樣經驗性的命題，經濟學家才是更權威的發言人（儘管經濟學內部的爭議往往與經濟學家們在政治哲學立場上的分歧相互糾纏）。類似地，對政治轉型與共同體構建的經驗性研究，政治哲學不妨在論證中加以援引，但同時也應保持學術上的謙卑，避免越俎代庖信口開河。
另一方面，從參與者的角度說，如何構建共同體又是一個「政治實踐」問題，需要的是前述種種「政治科學」研究的啓發，以及實踐過程中親身對「政治藝術」——比如社工方法、組織能力、鬥爭策略等等——的摸索、培養與交流。對此「政治哲學」恐怕同樣無能為力。
陳純顯然不會同意我的這個論斷，相反會覺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說的左翼自由主義幼稚病，亦即「更多地關注『哲學家的政治哲學』，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學』」。儘管他承認「實踐智慧」並非「通過單純的思辨推理就能得出答案的問題」，但是在他看來，政治哲學的任務本來就不應囿於「思辨推理」，而是要通過研究「君師合一」的「政治家」們的「文章和行事」，總結出一套經權結合、王霸雜糅的「實踐之道」，以備後人在政治實踐中效仿。
但究竟什麼是「政治家的政治哲學」？陳純舉的一個例子，是施特勞斯派學者雅法對林肯思想的研究。問題是，雅法關於林肯的兩部著作，並沒有在挖掘林肯作為政治家的「實踐智慧」，而是專注於重構他辯論、演說、文稿中的「思辨推理」，為其政治理念給出一個融貫的（並且討保守主義者喜歡的）闡釋。更具體地說，雅法意在通過強調林肯思想中警惕多數暴政（對比其論敵道格拉斯）、將平等視為傳統的自然法概念（對比南方邦聯的理論宗師卡爾霍恩）等方面，而達到批判雅法眼中腐化墮落的現代性與「現代政治道德」（擁抱人民主權、拋棄自然法理論）的目的。如果這就是陳純所謂的「政治家的政治哲學」，那麼它與「哲學家的政治哲學」並無實質差別，只不過是將政治家當作（自學成才的）哲學家來認真對待罷了。
反過來，倘若陳純希望左翼自由主義者重視的「政治家的政治哲學」，並非對政治家「思辨推理」的哲學重構，而是真刀真槍的「實踐智慧」或者說「政治藝術」（比如他們的權謀、手腕、策略、洞察力、判斷力、想像力等等），則一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哲學家比非哲學家更擅長進行這方面的總結——否則哲學家中出產政治家的比例就該遠遠高於現實情況。二來，即便哲學家能從政治家的「文章和行事」中總結出一二三條「政治藝術」的規律，大約也只不過是三十六計式的泛泛之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該大膽時大膽，該慎重時慎重」、「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安全得多」），紙上談兵時固然好用，但對已經在實踐中摸爬滾打過的行動者來說，未必有多少邊際價值。真正值得總結與傳播的「實踐智慧」，恐怕還是類似社工手冊、羅伯特議事規則這樣更具操作性的行動指南——而這顯然也並非「政治哲學」之所長。
概而言之，像「如何在艱難時局下成功構建共同體」這樣的經驗性問題，雖然重要，卻不該由「政治哲學」置喙，而應求助於「政治科學」的研究與「政治藝術」的交流。政治哲學所從事的，歸根到底是規範性的工作：對政治制度、政治決策、政治行動、政治訴求背後的理由加以辨析，考察這些理由能否在規範層面得到證成。
證成、解釋、行動
由於對象的面目模糊不清，因此陳純在行文中，「左翼自由主義者面臨的挑戰」與「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面臨的挑戰」，自然就被混為一談了。
對上述關於政治哲學定位的分析，陳純或有不同意見。在他看來，當下中國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應當「將目前的哲學任務從『證成』調整為『理解』與『解釋』」；唯有如此，方能「創造更多的『公共理由』」，「使得新時期的『共識』的產生成為可能」。遺憾的是，對這段話里所謂「理解」 和「解釋」具體是指什麼，他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說明。
一方面，假如陳純所說的「理解」，是指盡可能同情地對尚未被左翼自由主義說服者的觀念做出理論重構，呈現其最有力的論證，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辯駁，以便其充分理解這些觀念何以最終不能成立；假如他所說的「解釋」，是指我前面提到的，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更廣泛的受眾解釋，左翼自由主義那些乍看起來「過於學院化抽象化」的「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如何能夠有效地用來判斷中國當下各類社會政治議題的是非曲直——那麼這樣的「理解」 和「解釋」，其實就是改頭換面的「證成」而已，並無「哲學任務」的「調整」可言。
反過來從另一方面說，假如陳純這裏所指的，是對經驗現象在因果機制上的「理解」 和「解釋」（比如最低工資制度能否有效緩解貧富分化，恐怖主義襲擊如何被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心理等各方面因素所誘發，等等），那麼如前所述，這並不應該被視為哲學本身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自然也沒有理由「將目前的哲學任務從『證成』調整為『理解』與『解釋』」。當然，這絕不是說政治哲學的從業者們就應該對經驗領域的討論敬而遠之。恰恰相反，正因為政治哲學有其限度，所以從業者們才需要更主動地汲取經驗研究的成果，並將其恰當化用為規範證成的論據材料；與此同時，由於對因果機制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的「解釋」總是難以做到價值中立，因此「證成」的工作在檢視某種特定「解釋」的前提與方法上，也仍然有着用武之地。
事實上，對哲學任務的限度，以及政治哲學與（廣義的）政治科學的分工，陳純自己似也有所覺察。比如他在批評中國當代自由主義者「缺少對國內其他階級的處境與『階級性』的清醒認識」（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這個批評並不適用於左翼自由主義者）時，舉的例子是「研究具體社會現象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或者拒絕「從階級、族群、團體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工人和農民問題」，或者只著眼於城市中產而「缺乏對底層人民的學術關注，使得這個領域里的代表性著作，比如《大工地》、《中國女工》，基本出自左派之手」。——既然有「研究具體社會現象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自然也有不「研究具體社會現象」、只研究抽象哲學問題的自由主義者；可見陳純並未試圖否認，經驗性的描述與解釋，和規範性的說理與證成，二者之間存在性質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分工。
既然如此，為何他在文章里還會混淆「證成」與「解釋」、還會將如何成功構建共同體這樣的經驗性問題當作「政治哲學問題」？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並沒有想清楚，到底誰才是其文章旨在批評與規諫的對象：是所有認同左翼自由主義理念的人，還是其中的政治哲學從業者？由於對象的面目模糊不清，因此陳純在行文中，一面（顯然只針對哲學家）侃侃而談「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目前的哲學任務」、「哲學家需要去思考的問題」，一面（顯然同時對準哲學家與非哲學家）泛泛而論「研究具體社會現象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體制媒體的自由派」、「左翼自由主義沒有組織」、「行動性偏低」。這樣一來，「左翼自由主義者面臨的挑戰」與「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面臨的挑戰」，自然就被混為一談了。
當然，「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也是「左翼自由主義者」的一員；一旦其決定參與非哲學領域的左翼自由主義志業（特別是直接參與社會救濟與公民抗爭的一線行動），也就在原本的哲學挑戰之外，同時面臨着與其他左翼自由主義者共通的挑戰。在這種雙重身份與雙重挑戰下，行動中的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未始不可以有一得之愚，提煉出獨特的「實踐智慧」。
舉個例子。陳純認為，左翼自由主義者為了「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動性偏低的問題」，必須與在可預見的未來生命力旺盛的組織建立聯繫，而這樣的組織有兩類，「一是基督教會，二是女權社團」。左翼自由主義與女權社團的聯繫，我在前文已經討論過；其與基督教會的關係則要複雜許多。一方面，捍衛基本的宗教自由，為遭受無端打壓的宗教團體鼓呼，是左翼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左翼自由主義者在行動上，對受打壓的基督教會的聲援是順理成章的。另一方面，不同基督教會的政治立場差異極大，比如美國當代的基督教會，就可以被（很粗略地）分為支持自由主義的各路「主線派（mainline）」教會，與支持保守主義的各路「福音派（evangelical）」教會。中國近年勃興的家庭教會與地下教會中，傾向福音派保守主義的恐怕佔了較大多數，其知名人士更在反對世俗主義、反對婚前性行為、反對同性戀等方面頻頻發聲。這就令陳純所設想的雙方聯繫顯得過於簡單，甚至有些一廂情願。
左翼自由主義者一面要聲援捍衛基督徒的宗教自由，一面又要防範福音派勢力對左翼自由主義志業的反噬；一面要借基督教會的組織力量「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動性偏低的問題」，一面又要通過公共說理將保守的福音派信徒轉化為自由主義的主線派同路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既是哲學家又是行動者的左翼自由主義者，自然更有可能、也更有義務，同時提供規範證成和實踐智慧這兩個層次的資源。
結語
陳純在其文末提醒道，左翼自由主義者應當「克服自身的惰性」。這一點我非常認同。本文旨在說明的正是，除了行動上的惰性外，我們或許還應時刻防備自身在智識與道德上的惰性。正視政治轉型多訴求、多維度、多線程的現實，抵御看似簡單明瞭的一元圖景的誘惑，拒絕出於維護自由主義內部「凝聚力」而對議題設限的衝動；勇於承認政治哲學的內在限度，謙遜而積極地接觸對經驗現象的專業解釋，並合理地運用於規範證成之中，避免做太師椅上的哲學家；擔負起左翼自由主義的道義責任，利用左翼自由主義獨到的理論資源，廣泛地關注、剖析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生活不同層域或隱或顯的權力結構問題，推動對現實各個環節的正視、反思與改善——這些無一不是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惰性的艱巨挑戰。然而唯其艱巨，方顯左翼自由主義的任重道遠，與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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