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讓孩子成為「大寫的人」
「我對兒子的要求是，一定不能在中國讀大學。」一位北大碩士畢業的家長告訴端傳媒記者。
這位遊歷過30個國家的母親，原本是從中國以考試為選拔標準的應試教育中勝出的佼佼者。她説痛恨中國公立教育中馬不停蹄的考試和對於人性的禁錮。「教育應該實現人性本身的解放，讓孩子成為『大寫的人』」。
「我只要求兒子有健康的身體和健全的心靈，」她説。
有了兩個女兒以後，新教育研究者郝少林對她們的未來規劃也是——出國。
郝少林，90年代從中國的一所重點理工大學畢業，後在中國教育學會擔任中小學整體改革方面的學術委員，截至目前，他已到過中國三百多所學校，培訓過十幾萬名中、小學教師。而他對中國公立教育的認識是，「學習成績好的基本都被培養成機器人了」。
「人的生命無限珍貴，慢慢長大就行了。兒子在酒店當waiter還是做市長，在我看來沒什麼區別，他開心就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魏德東説道，他剛把兒子從中國最好的小學之一，人民大學附屬小學「解放」出來，轉入一所「非法辦學」的國際學校。
出於對歐美國家教育個性、自由、民主更多的認同和嚮往，在富起來的大陸，國際教育持續升温，據中國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留學生（包括各個年齡段）基本上保持着每年20%的遞增。由於留學的門檻越來越高，一些家長們不得已讓孩子提早出國唸書——但這種決策往往要付出與孩子分離或者放棄工作陪讀的代價；另一些家長則選擇讓年幼的孩子留在身邊，就讀地理上更為便利的大陸境內的國際學校。
在中國大陸的國際學校主要分為三類：其一，由中國境內合法設立的機構、合法居留的外國人所建立；其二，是本地中國公立學校開設的國際部；其三，由個人開辦的私立學校，採用國際化教學。
早期的國際學校尚屬中國人的禁區，在1980-1990年代通常只有外籍、港澳台籍或者極少數「有辦法」的中國家長的孩子才能入學。來自國際學校諮詢集團（International School Consultancy Group）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3年，註冊在中國內地的國際學校數量大幅上升，從22家躥升至338家；而學生數量則上升了25倍，至約18.4萬人。
由於國際學校的學費高昂——普通二線城市的收費在數萬/學年以上，一線城市的收費甚至可達30萬／學年——它們的追逐者，通常是明星、企業主、外企高管、律師等大陸社會的富人或精英階層。
2. 「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國外，但又不得不忍受民族文化缺失的遺憾」
對於選擇國際學校的家長而言，動輒高達10-20萬人民幣的學費並不是主要的顧慮。
由外國人開設的國際學校，常常如中國的一塊「飛地」。在採用英國教育模式的北京德威學校，學生們統一着「套頭運動衫」、「黑兩色的皮鞋」和「高筒的海軍襪」，是英國貴族風範的典型代表；北京順義國際學校為了應對北京嚴重的霧霾天氣，花費500萬美元建起兩個室內運動館，拉出兩張白色的巨大穹頂過濾空氣；一些國際學校會模擬聯合國活動——為期3天的時間內，同學們就世界和平、環境可持續發展、經濟與農業和人權等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及辯論。
一些家長欣賞國際學校的優越環境，還有西式教學模式中自由的教學氛圍，其對孩子思辨力和創造力的培養。但也意識到，全盤的國際教育可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間豎起一道「牆」——最後，故事或許形如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裏，那個打着漂亮的愛馬仕絲巾領結、彬彬有禮、最後卻徹底忘記了中國話、找不回母親的孩子。
「上了國際學校，他就不是中國人了，迷路了，」一位住在北京後沙峪中央別墅區的母親告訴端傳媒記者，「我表妹家的孩子上完一年級去的美國，回來雖然勉強會説中國話，但從文化而言已經是個香蕉人。」
「很多家庭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國外，但又不得不忍受民族文化缺失的遺憾，」這是郝少林多年來的觀察。
2001年，郝少林看完台灣台中教育大學副教授王財貴在北京師範大學呼籲兒童讀經的報告，感覺「痛心疾首」。郝少林説自己讀書時，在班上也算排名前十的好學生，可是學到後來，論語六則忘了，詩經兩則也忘了，他想起自己18歲去哈爾濱工業大學唸書，看到食堂門口貼一張海報，是一場關於《易經》的講座，他的第一反應是——「堂堂高等學府怎麼還搞封建迷信啊？」
「不是讓你體驗它對不對，而是直接給你一個結論。一個18歲的人，被教育成這樣，你不覺得有問題嗎？」他解剖自己，「我們是為了考試而學習的，並不是為了民族文化的傳承而學的。」
深感受愚弄幾十年後，郝少林對年幼的女兒説：「我們一起讀書吧！」
一些中國的家長面臨着這樣的糾結：一方面，他們希望孩子能擁有個人獨立思考能力、執行力和創造力——亦即西方教育邏各斯傳統下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被多年以考試為導向的公立教育忽視已久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不可偏廢。而眼下，在教育路徑涇渭分明的國際學校、私塾、公立學校之間，似乎沒有圓滿的選擇。
作為一名教育的「集大成者」，利用大腦裏從無到有再到儲備了若干G的教育方案，郝少林開始了一種「中西合璧」的實驗。
他先是陪大女兒讀國學經典《大學》《中庸》《論語》《老子》，慢慢的習慣成自然，女兒就自己閲讀，7歲誦讀四書五經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到11歲利用電腦自學《新概念英語》熟練背誦168篇文章。這些是郝少林有意識引導的結果。
這種精英教育的實驗在郝少林大女兒郝煜身上晨光初現——2012年，她被英國劍橋大學錄取。這時郝少林正在北京城四處給小女兒找小學，找來找去，總有這樣那樣不如意，乾脆就「自己辦個學校吧」。
3. 精英「一條龍」
郝少林常常對家長説一句話：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貴族學校，很多所謂的貴族「只是暴發户」。
認定這個現實後，這位從體制內出來的教育研究者，結合了國際學校和中國傳統國學教育的經驗，將辦學目標定位為，培育身心健康、獨立思考、具有國際視野和民族情懷的現代精英。
郝少林對學生的未來做出一種全程規劃，命名「一條龍」。
「我想做一個五、三、四的對接，小學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郝少林表示。按照這種設想，學生們的小學五年、初中三年，要學習傳統文化，「要比體制內學校培養得還中國人」，同時掌握現代文的閲讀能力，保持中國基礎教育在數理化方面的優勢；從九年級開始，學生將接受全英文教育，純美國或英國課程——現階段臨川學校採用的是英國GCSE課程，再申請出國。
郝少林説這種規劃是受上世紀初的民國教育的影響，「民國時期那些大家，14到15歲都是讀私塾的，15、16歲進入教會學校，最後出國留學，成為各行業的大家，證明這種模式是行得通的」。
而一個精英的定義還包括學習的方法論，「高效閲讀、高效學習、高效人生」。
儘管大陸對於以考試為主的應試教育模式的意見集中在學生壓力太大、學習內容過多，郝少林卻認為，「授課大綱是最低標準，好多孩子是吃不飽的」。拿一個高中畢業生來説——傳統學校要求的閲讀量累計555萬字，而郝少林有信心通過諸多方式，讓孩子十年的閲讀量累計2000萬字以上，人均水平達課程標準的四倍以上。而提高學習效率得到釋放的時間，讓孩子自由發揮創造力，自主閲讀。
郝少林推崇的教育書籍《發現母親》裏，提及日本學者木村久一的觀點：「兒童的潛在能力遵循着一種遞減規律，即生下來具有100分潛在能力的兒童如果一出生就進行理想的教育，就可以成為具有100分能力的人；若從5歲開始教育，也只能成為具有80分能力的人，若從10歲開始教育，就只能成為具有60分能力的人。」
自1996年起，郝少林進入成人職業教育領域。但經歷幾年讓他沮喪地發現——成人沒有學習的動力，所謂繼續教育，只是為了「蓋個章，混個證，建個學時」。同期，他也在為一些同事的孩子做課外輔導，意識到許多問題——初中生都不愛讀書，而「不愛讀書的孩子是教不了的」。他便一點點回到兒童早教，研究人學習的機制，「得有動力，得有能力，還得有好的習慣」。
「教育不是終身的，是18歲以前的事，當教育給了你所有獨立學習、獨立生存、獨立探索的方法和能力時，教育的目的就達到了。後來的學習是一輩子的事。」上述的北大母親向端傳媒記者回憶起郝少林的發言，這句話打動了她。
4. 一種為中國現實量身打造的選擇
北京臨川學校國際部裏，明德二年級正在做一種訓練眼腦機能的快速閲讀。
孩子們身正、腰直、肩平、足安、目視前方。
語文老師温喆放映PPT，熒幕上出現了一雙眼睛，然後是五行共計十個輪胎狀的圓圈，孩子們需要讓視線跟着大屏幕上的眼睛，沿着它移動的軌道，做橫向快速移動。然後是縱向快速移動、蛇形掃視練習。
之後，七八歲的孩子們打開書本，大聲誦讀《道德經》。
「為了讓孩子們多次誦讀，要想不同的花樣，」温喆告訴端傳媒記者，「小聲讀、大聲讀、靜讀，調息，這只是一部分，上覆習課花樣更多，變節奏讀、男女生讀、接龍讀，孩子的興趣就出來了。」
這是郝少林管理的學校之一。郝少林把多年來積累的新式教學方式集中起來，做了一些序列化的整理，用在了同一撥孩子身上。
這裏，數學離不開生活。為了訓練孩子們的「財商」，每個班有「班幣」，定期組織拍賣會，也有模擬超市的購買和交換。每天有武術課、書法課，所有的孩子都習武，練書法，因為郝少林相信這些是中國文化中的精髓，幼年時的滋養，會陪伴終身。
英語學習也不枯燥。在課堂上，遊戲中，《新概念英語》的課文錄音反覆播放，孩子們聽得多了，就大聲成誦，然後自己做各種英語動畫配音視頻，在社交媒體上轉發，驕傲地與父母分享。開口説英語，成為自然的事情。
高年級的孩子會學習思維導圖，這是一種表達發散性思維的圖形思維工具。
「很多是體制內一線老師的科研成果，公立學校也在用，」郝少林説，不過囿於升學和完成教學大綱的壓力，它們只是偶爾用來展示給參觀者，而「我們是把它當作教學方式，定期做，就成為能力了」。
對於非畢業的年級，學校用「展示」來代替「考試」，比如生活技能展示時，鋪着墊子的體育館內，孩子們會把紫色的棉被疊成豆腐塊，供爸爸媽媽「檢閲」。
學生們的成績不會在班級公布，也絕不進行橫向比較，而是讓學生「自己和自己比，今天和昨天比，這次和上次比」。
這種綜合了體制內教育、國際教育和國學教育的教育模式，在中國人力圖尋根又積極與世界接軌的當下，成為一種為中國現實量身打造的選擇。
郝少林的追隨者越來越多，其間不乏企業家、明星、媒體高管。有人把孩子從城裏的名校轉來，有人從北京的南城搬到北六環，在學校附近租房、買房，甚至有深圳家長把孩子送來讀書。
而這種全新嘗試，也勢必長期面臨着私立學校無法擺脱的「生之巨輪」：師資、資金、產權糾紛……剛建學校那陣，郝少林7個月瘦了30斤。在一封寫給家長的感謝信裏，郝少林寫道：「我們更感到責任重大，這既是壓力也是動力。馬雲説過，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後天很美好，但願我們不要死在明天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