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來，香港社會漸趨政治化，而「政治化」三字亦漸成建制派與一眾權貴最愛用的口號。「不要政治化」、「政治化無好處」，甚至出現政治人物以「不搞政治」為政綱參與政治選舉等畸形現象。只要對政治稍有了解，相信都會覺得這些說法可笑、無知，是權貴污名化對手的卑鄙手段。話雖如此，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我們會發現他們可能真心相信香港人不應搞政治，因為「去政治化」正正是不少權貴的夢想。
何謂「政治」？首先，因為社會是屬於大家的，所以政治是「眾人之事」。孫中山先生說「政治乃眾人之事」，這看法其實充滿着西方共和主義色彩。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一字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一看就知道Publica是指公眾（Public），而Res的意思，就是「事物」、「事務」或者「財產」。拼起來，「共和」就是「眾人之事」、「公有之物」，而公眾亦理所當然地有權參與，去決定他們所關心的事務。
第二，因為意見不同，所以政治亦是權力互動制衡。社群中人一多，看法自然分歧，但若大家步調完全脫節，便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以交通為例，無論各人喜好為何，我們總不能同時行「左軚」（左駕）和「右軚」（右駕），為了協調，我們總需要一個決策機制。而影響決定的過程，就是意見不同的人之間的權力互動。
第三，因為人非禽獸，所以政治是以「道理」控制「權力」的過程。單純地以暴力逼使對方就範並非政治；政治中總是充滿着游說、辯論、痛陳利害、執道說理。西哲亞里士多德認為希腦人與野蠻人不同之處，正在於希臘政治是以「道理」而非「暴力」解決分歧。這看法無疑過於理想化。然而，當其中一方，或雙方都不再講道理，而純粹訢諸力量時，那就只是「打架」而非政治。
權貴眼中只有「管人的」和「被管的」
了解這三點，我們就明白為何權貴們會如此討厭「政治化」了。首先，在這些權貴眼中，社會並非公有，而是誰有本事，誰就有資格踏在眾人頭上。你上不來，只是你無眼光無能力，不懂得與有權有錢的人打交道。我辛苦奉承老闆打拼得來的權力，你憑什麼跟我分享？即使這是你的家，即使這是你的人生，在這些權貴眼中，都不成你參與決定的理由。特區高官好言「管治」而少談「政治」，因為在他們眼中，社會上只有「管人的」和「被管的」，政治決定上要求共同參與，對他們來說和要求不勞而獲分別不大。
第二，在這些權貴眼中，社會亦不存在真正的分歧。因為以他們一眾精英的成功人生，高瞻遠矚，當然知道怎樣做才是對香港最好。建屋一定要開拓郊野，經濟一定要做大做強，發展一定要中港融合，科研一定要設局開職；我既然正確，持異議者就當然都是自私、是搞事。所有決定既有腹稿，「被管的」乖乖接受就好，最多諮詢一下，讓你發表一下意見，已算非常有誠意。「決定」絕不應因而改變，而反抗的，甚至提出司法覆核以指出他們違法的，肯定都是自私自利的人，立心阻礙香港發展。
有權足可決定一切，道理只是陪襯
第三，在這些權貴眼中，「講道理」大概只是「有權者」之間的事。反正一如校委李先生的名言：「權在我手，先禮後兵」。要跟我講道理，也得先看看自己有多少實力。既然我大權在握，你又怎都奈何不了我，那講道理亦只是門面工夫，可省則省。於是政府不發牌給香港電視，可以不作解釋；校委會反常地否決副校任命，可以不提理據，甚至答應了的民主普選，都可以隨時指鹿為馬，換來假貨。於是公民社會與權貴間，來來回回質詢答問：如此種種不合理的做法，到底有何道理可言？答覆都只是一句：「咁決定權喺我度啊嘛」（決定權在我手啊）。有「權」足可決定一切，「道理」只是陪襯。
對，無實力支撐的「道理」，總是如斯軟弱。當大權在握的權貴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正確、管治權亦是他們應得的時候，他們的確會討厭任何政治互動，一切只要按他們的意思行事就好。而面對壓迫，有人選擇明哲保身、視而不見，有人選擇接受「現實」、心甘命抵，亦有人選擇早早投誠、分一杯羹。然而，當我們之中仍然有人覺得香港是我們「公有之事」、覺得應該正視分歧，而非權傾一切，覺得「決定」總得有理由支持，那面對着恃力不講理的權貴時，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為自己「充權」。發聲、討論、集會、組織、行動，一步一步為自己建立實力。唯有實力在手，權貴才會願意互動，才會願意講理，才有可能守住屬於眾人的香港。
政治以外，只有奴隸
而這時候，權貴發聲了：你們不要將問題政治化，我們不搞政治。對，獨裁之下無政治；對，我們的確將很多問題重新「政治化」；因為在這些權貴的鐵靴之下，政治以外，只有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