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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做縣委書記?「沒有強大的心理素質,你去自殺算了」

中國縣級官員面對逐漸升高的內外競爭和維穩壓力,在眼下的經濟寒冬,他們更加如履薄冰;很多基層官員患上高血壓、失眠,甚至自殺。


中國河北省一條村落。攝:Kevin Frayer/Getty
中國河北省一條村落。攝:Kevin Frayer/Getty

據中國大陸媒體公開報導總結的數據顯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底相繼出台「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和反「四風」並嚴厲肅清官場以來,2014年至今,官員自殺人數由過去平均每年20例飆升至每年80例以上,翻足四番。(中國官員自殺地圖,詳見另文:《圖解中國官員非正常死亡,基層官員超過2/3》

而68.5%的死亡案例集中在縣處級和鄉科級官員,亦即中國一個縣級單位的黨政一把手、市級單位的中層幹部和更為廣袤的基層官員——據人民網報導,中國大陸約有縣處級幹部60萬名,鄉科級幹部90萬名。

作為一個抽象而統一的國家符號,他們在官方媒體上頻頻亮相,各大會議室、項目基地乃至街頭巷尾,純熟運用着社會主義的官方話語體系,力爭永遠光鮮和滴水不漏。人們難以把這樣的形象和一具高樓墜亡後血肉模糊的軀體聯繫起來,亦難以得窺,這樣150萬張面具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真實的「人」。

1. 突如其來的清明和冬天

端傳媒記者輾轉找到四位相熟的大陸縣委書記,希望了解基層官員的生存環境和壓力。

一位説:有紀律,謝了。

一位説:擺龍門陣可以,採訪就算了。

一位説:不要把事情搞複雜了,我也要生活啊。

第四位縣委書記徐嚴(化名)接受了端傳媒記者的「求教」。

他首先提到了2015年9月四川南充賄選案的查處結果——477人涉案,時任南充市委書記劉宏建被判刑三年。「市委書記沒有貪一分錢啊,結果被判了『玩忽職守罪』。」徐嚴心有慼慼。

在徐嚴看來,大陸官場走入了「突如其來的清明」。他知道下轄的一些幹部多少帶着陳年的陰暗面,怕翻賬、怕出問題,在這「清明」中噤若寒蟬。而「任何幹部出問題,縣委書記都負有主體責任」。

他説,當前的環境是典型的四季複合季節,變幻無常:

政治上是春天,中共中央現行態度是整肅黨紀、全面反腐倡廉,一再強調「親民」、「愛民」的重要性;

社會情緒上是夏天,前些年高速發展積累的一系列社會矛盾浮現出來,並進入集中爆發期,經濟下滑帶來失業率增高、人均收入減少,再加上輿論開放及人們價值觀的混亂,社會悶熱,躁動不安;

社會保障倒是秋天的收穫季節,大量的社保、扶貧投入,全員社保、最低保的標準在往上提,底層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改善;

經濟卻是極寒,企業破產、倒閉如山倒,估計很多企業熬不過明年春天。而且,冬天才剛剛開始。

2. 競爭、競爭、競爭

第一層壓力,是最基本的生存問題。

「首先是個人問題,要養家餬口。」徐嚴對端傳媒記者説道。

「現在靠工資,連我自己都養不活,還要回家養孩子養車養房,」工齡8年的司馬雲(化名)在當地的交警支隊上班,每個月拿到手的月薪是3000元人民幣左右。他説自己成長的這些年,眼睜睜看着公務員職務,從人人羨慕的「鐵飯碗」變成了一個中國社會中偏低收入的職位,「去送個快遞都比這個高」。

一名深諳官場作風的企業家告訴端傳媒記者,他的兒子在市一級建設局擔任副科級幹部,而他每個月會給兒子一萬元以上的生活費,要求只有一個,「千萬不要收別人一分錢紅包」。

據人民網報導,理想狀態下,一名基層公務員從普通辦事員晉升到副科級幹部,需要8年;從副科晉升正科需要3年;從正科晉升到副處需要7年;從副處晉升到正處,同樣需要7年。

僧多粥少且長路漫漫,出於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競爭便開始了。

徐嚴在一個西部二線城市擔任縣委書記,他的前任黃浩然(化名)現已卸任。

在黃浩然主政的2000年代,「當一個領導,最大的壓力是發展的壓力」。窮地方,發展才能出GDP,才能出政績,才能一步一步穩紮穩打走上晉升之路。

於是,在縱向層面上,黃浩然要與他的前任競爭。一方面GDP要「保增」,這是社會民生的晴雨表。前任時,每年的GDP都是10%以上的增長速度,現任官員起碼要以10%為底線來保證進步——哪怕這個數字是虛假繁榮也不能拆穿,這是「起碼的做人原則」;另一方面,得「修規」、「修編」。如,每位赴任的市委書記通常會燒一把火,先停止上一任的城市發展規劃,再請一個專家團重新規劃,以此推行自己的新理念,在城市打下自己的烙印——前一任要把市政府搬去西邊,這一任便主打北部的經濟創業區,下一任,再用大理石把河岸沿江鋪個遍——此之謂政績。

橫向層面上,是與其他市、縣的執政業績競爭。「要是別的縣招商引資紅紅火火,今天一個項目、明天一個項目,我這裏什麼也沒有,經濟也上不去,發展壓力就相當之大,」黃浩然説。為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領導就得把服務工作做到位,「上頭」(即上級政府)來人了,招待吃飯,轉戰七八場是常有的事。

在這座欠發達城市,項目意味着或多或少的資金投入,對當地發展有好處,「對政績也好些」,沒有項目是壓力,競爭項目的過程也是一種壓力,「比如省裏要選擇一個地方開旅遊發展大會,由省委書記牽頭,各個市就要競爭,省裏組織班子來考察,打分評比,哪個地方的基礎工作做得好、決心大、幹勁足,就給哪個市幹。」

項目爭來了有GDP,但也會是更大壓力的開始。「小到山村的通村路、大到高速公路,甚至高鐵、飛機場這些數百億的項目,越大的項目要求越高,壓力越大。」黃浩然説道,「爭來了必須做下去,能不能承受都得承受。」

3. 徵地拆遷,「上面千根線,底下一根針」

項目要落地建設和執行,要確保土地,因此徵地和拆遷是官員要面對的最大的事情。

北京一個拆遷中的村落。攝:Kevin Frayer/Getty
北京一個拆遷中的村落。攝:Kevin Frayer/Getty

與香港或其他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地區或國家不同,大陸是土地國有制,政府往往需要憑藉公權力和專政機關的力量, 來完成私有土地收購和出讓。由於政府收購他人土地使用權採取「補償」而非「賠償」政策,往往是政府用低價從農民或居民手中收購土地,再由政府或企業高價賣出。多年以來,廣大的民眾處於這個利益分配鏈條的末端,致使民怨沸騰。

在整個過程中,「涉及到徵地拆遷,100户、1000户,都得基層官員硬着頭皮談判,」黃浩然説,「上面千根線,底下一根針」,作為一名縣委書記乃至社區主任、鄉長、村長,都是國家政策大大小小的具體事務實施者,「推進起來,人跟人的關係就複雜了。」

取決於拆遷的補償條件、幹部素養和被拆遷者的個性和意願,「有的群眾工作好做,但有的就是不配合」。

端傳媒記者曾經在2012年採訪過四川省宜賓市屏山縣的向家壩水電站拆遷,此項目涉及9個鄉鎮的5.7萬移民。由於拆遷土地補償政策的滯後,不能覆蓋所有移民,加上《物權法》頒布以來民眾補償願望的高漲,拿當地幹部的話來説,移民情緒是「一堆乾柴」,隨時可以被引爆。

在屏山縣完成這項任務期的四年間,「人民內部矛盾」激化異常:有副縣長被憤怒群眾潑糞,有副鄉長得抑鬱症,還有官民之間發生肢體衝突若干。就連縣長在街上吃個早飯,也有移民衝上來將他的飯碗一掌打翻。

許多基層官員向端傳媒記者表示,他們面臨「責任遠遠大於權力」的問題。國家政策難免會有模糊地帶,執行不下去,矛盾就沉澱到最基層執法人員那裏。「我是基層的執法者,沒有權力去和上級討價還價。但是萬一出了什麼事,就是我的政治問題,」黃浩然説。

上層有壓力,再把壓力層層下壓。經濟粗放發展的年代,上級的口徑往往是命令式的, 對底層官員的考核,「只問結果,不問過程!」

一方面要執行並不那麼「與時俱進」的拆遷補償政策,一方面要維持和諧穩定,夾在隙縫間的屏山縣移民局長唐作雲曾三度提出辭職,「覺得走到盡頭了,找不到路走了」。

「我們只能研究創新的辦法和思路來解決。」黃浩然説。所謂創新,就是脱離國家法律法規,全憑充滿中國特色的,龐大的民間親緣勢力和人情世故來解決政務中的問題。

在四川屏山縣搬遷大限來臨之際,除了出動武裝力量,幹部們靠送書包奶粉、幫卧床村婦燒飯割豬草、穿彝族服裝去唱歌跳舞、和移民代表拼酒等「創新型思路」攻下了「釘子户」們。一個鄉長的絕招是靠收乾兒子促進官民感情,最後收了37個乾兒子。

4. 維穩,「一年四季都是敏感期」

高速的經濟發展積壓了大量社會矛盾,總有擺不平的老百姓,於是便有了民眾的上訪和基層官員的信訪工作。

「信訪就是一個爛攤子,」正在交警支隊負責信訪工作的司馬雲説,「有的案子,法院都已經二審不允許信訪了,當事人還是苦讀法律文書,揪各種流程的失誤。還有拿着刀要砍人的。」

「現在從基層到中央都有個制度,如果要培養年輕幹部,多放到信訪部門鍛鍊,」市處級幹部侯寶泉(化名)告訴端傳媒記者,他本人就是從大量的縣級信訪接訪工作一路鍛鍊過來的,「鍛鍊口才,而且對方動不動就破口大罵,能直接面對已經很了不起了。之後還要疏導、處理、平息上訪。」

有人未能經受住考驗——一個科技部門的中層幹部,被下放到侯寶泉當時所在的縣當一個科級副鄉長,結果遇上幾個「釘子户」,一個老百姓在街上追着他跑,一定要他解決問題,不解決就要扒掉他的褲子。不到兩個月,他主動辭職了。

侯寶泉應對過的,則是更為複雜的局面。縣裏一個工廠改制,新來了一個董事長。因為有些歷史遺留問題,工人們一直在「討説法」。開始董事長還能保持理性地一一解釋,直到有一天,實在口乾舌燥煩了,一怒之下便朝工人吼了幾句髒話。這下,工人們也生氣了,來了幾百人,圍攻董事長的辦公室整整一個星期,朝他吐口水、拿石頭擲辦公室窗户,有人開始砸廠裏的變壓器和配電房。

「這種時候,我就要去解圍。」時任縣委書記的侯寶泉説。此時稍有不慎,也許就會演化為一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黨政一把手要做的,是要在關鍵時刻「維持社會穩定」——俗稱「維穩」,這也是執政能力的一種考驗:選擇出動武力強行鎮壓,或是溝通協商,全憑官員的個人修為。侯寶泉選擇了走進憤怒的人群,最終他化險為夷。

維穩的另一種壓力是「非法上訪」。按中國大陸法律規定,上訪者須從鄉、縣、市、省再到北京逐級上訪,如果一個上訪者直接跑到北京,在天安門、新華門、中南海門口遊蕩,包裏揣着上訪信被警察抓到了,叫「越級上訪」,則上訪者所在地的黨政一把手將被追究責任——省裏可能會根據非法上訪的人數次數在全省進行「排位」,排倒數的幹部,會被全省通報。「動不動就是做大會檢討,被組織部門約談,甚至分管的領導被就地免職,」徐嚴對端傳媒記者説。

還有很多政治敏感期——兩會、六四、新疆、藏獨,一年四季都是敏感期,「我們也沒有辦法了」。

在眼下的經濟寒冬,徐嚴越來越緊張:「現在進入經濟新常態,西部地區本來就是低端企業低端產品,一衝擊,企業通通倒閉,煤老闆捲錢跑了,維穩的全部責任在地方。」

維穩不利的結果很可能是在政績考核時,被一票否決失去官職。這些年,信訪、計劃生育、重大安全事故、群體性事件,都可能成為黨和政府一把手幹部被 「一票否決」的肇因。幾十年努力隨時可能前功盡棄的憂患,使得徐嚴們的工作愈加如履薄冰。

5. 壓力「不可説,不能説」

「我是比較灑脱一個人,都有點撐不住了,」徐嚴説基層黨政一把手們很多高血壓、很多失眠,「這種情況下,要是你睡得着還無憂無慮,就是不稱職。」

但這位時常失眠的縣委書記説,環境不是關鍵問題,自殺與否,主要在於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沒有強大的心理素質,你去自殺算了」。

2008年「5.12」汶川地震後,重災區北川的基層官員中曾出現多起自殺事件,當地防不勝防。「幹部有個最大的問題,必須注意形象,自己有困難必須自己克服,工作上必須推進,這是對我們幹部一個起碼的政治要求,歷來如此。」時任北川組織部副部長潘向東説,「幹部心理有一定的隱蔽性,變化又大,天天坐一個辦公室也覺察不到,心理學家也沒辦法。」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課題組在2012年的調查報告,消極、悲觀情緒的公務員不在少數,主要表現為煩躁、心累、厭倦、抑鬱、孤獨、失眠。調查顯示,30.3%的公務員經常「失眠」,31.9%經常「心情煩躁」,25.5%經常「情緒低落」,23.7%經常「悶悶不樂」。

「公務員特別是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員,對自我的要求往往高於一般人,面對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一旦遭遇挫折,就更容易出現嚴重的負面情緒,」這份報告繼續分析道,「由於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制度環境的約束,公務員大多不願意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心理及感受。」

「基層壓力普遍比較大,最終還是個人如何看待,」侯寶泉對端傳媒記者説,「上級任命幹部的時候,也是專門選拔心理素質不錯的。」

受訪的第二天中午,徐嚴打來電話:昨晚跟你談了些老實話,這些話不要對外發表。最後,在報導不涉及人名、地名的再三保證下,他勉強同意,掛斷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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