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大陸媒體公開報導總結的數據顯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底相繼出台「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和反「四風」並嚴厲肅清官場以來，2014年至今，官員自殺人數由過去平均每年20例飆升至每年80例以上，翻足四番。（中國官員自殺地圖，詳見另文：《圖解中國官員非正常死亡，基層官員超過2/3》）
而68.5%的死亡案例集中在縣處級和鄉科級官員，亦即中國一個縣級單位的黨政一把手、市級單位的中層幹部和更為廣袤的基層官員——據人民網報導，中國大陸約有縣處級幹部60萬名，鄉科級幹部90萬名。
作為一個抽象而統一的國家符號，他們在官方媒體上頻頻亮相，各大會議室、項目基地乃至街頭巷尾，純熟運用着社會主義的官方話語體系，力爭永遠光鮮和滴水不漏。人們難以把這樣的形象和一具高樓墜亡後血肉模糊的軀體聯繫起來，亦難以得窺，這樣150萬張面具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真實的「人」。
1. 突如其來的清明和冬天
端傳媒記者輾轉找到四位相熟的大陸縣委書記，希望了解基層官員的生存環境和壓力。
一位説：有紀律，謝了。
一位説：擺龍門陣可以，採訪就算了。
一位説：不要把事情搞複雜了，我也要生活啊。
第四位縣委書記徐嚴（化名）接受了端傳媒記者的「求教」。
他首先提到了2015年9月四川南充賄選案的查處結果——477人涉案，時任南充市委書記劉宏建被判刑三年。「市委書記沒有貪一分錢啊，結果被判了『玩忽職守罪』。」徐嚴心有慼慼。
在徐嚴看來，大陸官場走入了「突如其來的清明」。他知道下轄的一些幹部多少帶着陳年的陰暗面，怕翻賬、怕出問題，在這「清明」中噤若寒蟬。而「任何幹部出問題，縣委書記都負有主體責任」。
他説，當前的環境是典型的四季複合季節，變幻無常：
政治上是春天，中共中央現行態度是整肅黨紀、全面反腐倡廉，一再強調「親民」、「愛民」的重要性；
社會情緒上是夏天，前些年高速發展積累的一系列社會矛盾浮現出來，並進入集中爆發期，經濟下滑帶來失業率增高、人均收入減少，再加上輿論開放及人們價值觀的混亂，社會悶熱，躁動不安；
社會保障倒是秋天的收穫季節，大量的社保、扶貧投入，全員社保、最低保的標準在往上提，底層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改善；
經濟卻是極寒，企業破產、倒閉如山倒，估計很多企業熬不過明年春天。而且，冬天才剛剛開始。
2. 競爭、競爭、競爭
第一層壓力，是最基本的生存問題。
「首先是個人問題，要養家餬口。」徐嚴對端傳媒記者説道。
「現在靠工資，連我自己都養不活，還要回家養孩子養車養房，」工齡8年的司馬雲（化名）在當地的交警支隊上班，每個月拿到手的月薪是3000元人民幣左右。他説自己成長的這些年，眼睜睜看着公務員職務，從人人羨慕的「鐵飯碗」變成了一個中國社會中偏低收入的職位，「去送個快遞都比這個高」。
一名深諳官場作風的企業家告訴端傳媒記者，他的兒子在市一級建設局擔任副科級幹部，而他每個月會給兒子一萬元以上的生活費，要求只有一個，「千萬不要收別人一分錢紅包」。
據人民網報導，理想狀態下，一名基層公務員從普通辦事員晉升到副科級幹部，需要8年；從副科晉升正科需要3年；從正科晉升到副處需要7年；從副處晉升到正處，同樣需要7年。
僧多粥少且長路漫漫，出於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競爭便開始了。
徐嚴在一個西部二線城市擔任縣委書記，他的前任黃浩然（化名）現已卸任。
在黃浩然主政的2000年代，「當一個領導，最大的壓力是發展的壓力」。窮地方，發展才能出GDP，才能出政績，才能一步一步穩紮穩打走上晉升之路。
於是，在縱向層面上，黃浩然要與他的前任競爭。一方面GDP要「保增」，這是社會民生的晴雨表。前任時，每年的GDP都是10%以上的增長速度，現任官員起碼要以10%為底線來保證進步——哪怕這個數字是虛假繁榮也不能拆穿，這是「起碼的做人原則」；另一方面，得「修規」、「修編」。如，每位赴任的市委書記通常會燒一把火，先停止上一任的城市發展規劃，再請一個專家團重新規劃，以此推行自己的新理念，在城市打下自己的烙印——前一任要把市政府搬去西邊，這一任便主打北部的經濟創業區，下一任，再用大理石把河岸沿江鋪個遍——此之謂政績。
橫向層面上，是與其他市、縣的執政業績競爭。「要是別的縣招商引資紅紅火火，今天一個項目、明天一個項目，我這裏什麼也沒有，經濟也上不去，發展壓力就相當之大，」黃浩然説。為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領導就得把服務工作做到位，「上頭」（即上級政府）來人了，招待吃飯，轉戰七八場是常有的事。
在這座欠發達城市，項目意味着或多或少的資金投入，對當地發展有好處，「對政績也好些」，沒有項目是壓力，競爭項目的過程也是一種壓力，「比如省裏要選擇一個地方開旅遊發展大會，由省委書記牽頭，各個市就要競爭，省裏組織班子來考察，打分評比，哪個地方的基礎工作做得好、決心大、幹勁足，就給哪個市幹。」
項目爭來了有GDP，但也會是更大壓力的開始。「小到山村的通村路、大到高速公路，甚至高鐵、飛機場這些數百億的項目，越大的項目要求越高，壓力越大。」黃浩然説道，「爭來了必須做下去，能不能承受都得承受。」
3. 徵地拆遷，「上面千根線，底下一根針」
項目要落地建設和執行，要確保土地，因此徵地和拆遷是官員要面對的最大的事情。
與香港或其他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地區或國家不同，大陸是土地國有制，政府往往需要憑藉公權力和專政機關的力量， 來完成私有土地收購和出讓。由於政府收購他人土地使用權採取「補償」而非「賠償」政策，往往是政府用低價從農民或居民手中收購土地，再由政府或企業高價賣出。多年以來，廣大的民眾處於這個利益分配鏈條的末端，致使民怨沸騰。
在整個過程中，「涉及到徵地拆遷，100户、1000户，都得基層官員硬着頭皮談判，」黃浩然説，「上面千根線，底下一根針」，作為一名縣委書記乃至社區主任、鄉長、村長，都是國家政策大大小小的具體事務實施者，「推進起來，人跟人的關係就複雜了。」
取決於拆遷的補償條件、幹部素養和被拆遷者的個性和意願，「有的群眾工作好做，但有的就是不配合」。
端傳媒記者曾經在2012年採訪過四川省宜賓市屏山縣的向家壩水電站拆遷，此項目涉及9個鄉鎮的5.7萬移民。由於拆遷土地補償政策的滯後，不能覆蓋所有移民，加上《物權法》頒布以來民眾補償願望的高漲，拿當地幹部的話來説，移民情緒是「一堆乾柴」，隨時可以被引爆。
在屏山縣完成這項任務期的四年間，「人民內部矛盾」激化異常：有副縣長被憤怒群眾潑糞，有副鄉長得抑鬱症，還有官民之間發生肢體衝突若干。就連縣長在街上吃個早飯，也有移民衝上來將他的飯碗一掌打翻。
許多基層官員向端傳媒記者表示，他們面臨「責任遠遠大於權力」的問題。國家政策難免會有模糊地帶，執行不下去，矛盾就沉澱到最基層執法人員那裏。「我是基層的執法者，沒有權力去和上級討價還價。但是萬一出了什麼事，就是我的政治問題，」黃浩然説。
上層有壓力，再把壓力層層下壓。經濟粗放發展的年代，上級的口徑往往是命令式的， 對底層官員的考核，「只問結果，不問過程！」
一方面要執行並不那麼「與時俱進」的拆遷補償政策，一方面要維持和諧穩定，夾在隙縫間的屏山縣移民局長唐作雲曾三度提出辭職，「覺得走到盡頭了，找不到路走了」。
「我們只能研究創新的辦法和思路來解決。」黃浩然説。所謂創新，就是脱離國家法律法規，全憑充滿中國特色的，龐大的民間親緣勢力和人情世故來解決政務中的問題。
在四川屏山縣搬遷大限來臨之際，除了出動武裝力量，幹部們靠送書包奶粉、幫卧床村婦燒飯割豬草、穿彝族服裝去唱歌跳舞、和移民代表拼酒等「創新型思路」攻下了「釘子户」們。一個鄉長的絕招是靠收乾兒子促進官民感情，最後收了37個乾兒子。
4. 維穩，「一年四季都是敏感期」
高速的經濟發展積壓了大量社會矛盾，總有擺不平的老百姓，於是便有了民眾的上訪和基層官員的信訪工作。
「信訪就是一個爛攤子，」正在交警支隊負責信訪工作的司馬雲説，「有的案子，法院都已經二審不允許信訪了，當事人還是苦讀法律文書，揪各種流程的失誤。還有拿着刀要砍人的。」
「現在從基層到中央都有個制度，如果要培養年輕幹部，多放到信訪部門鍛鍊，」市處級幹部侯寶泉（化名）告訴端傳媒記者，他本人就是從大量的縣級信訪接訪工作一路鍛鍊過來的，「鍛鍊口才，而且對方動不動就破口大罵，能直接面對已經很了不起了。之後還要疏導、處理、平息上訪。」
有人未能經受住考驗——一個科技部門的中層幹部，被下放到侯寶泉當時所在的縣當一個科級副鄉長，結果遇上幾個「釘子户」，一個老百姓在街上追着他跑，一定要他解決問題，不解決就要扒掉他的褲子。不到兩個月，他主動辭職了。
侯寶泉應對過的，則是更為複雜的局面。縣裏一個工廠改制，新來了一個董事長。因為有些歷史遺留問題，工人們一直在「討説法」。開始董事長還能保持理性地一一解釋，直到有一天，實在口乾舌燥煩了，一怒之下便朝工人吼了幾句髒話。這下，工人們也生氣了，來了幾百人，圍攻董事長的辦公室整整一個星期，朝他吐口水、拿石頭擲辦公室窗户，有人開始砸廠裏的變壓器和配電房。
「這種時候，我就要去解圍。」時任縣委書記的侯寶泉説。此時稍有不慎，也許就會演化為一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黨政一把手要做的，是要在關鍵時刻「維持社會穩定」——俗稱「維穩」，這也是執政能力的一種考驗：選擇出動武力強行鎮壓，或是溝通協商，全憑官員的個人修為。侯寶泉選擇了走進憤怒的人群，最終他化險為夷。
維穩的另一種壓力是「非法上訪」。按中國大陸法律規定，上訪者須從鄉、縣、市、省再到北京逐級上訪，如果一個上訪者直接跑到北京，在天安門、新華門、中南海門口遊蕩，包裏揣着上訪信被警察抓到了，叫「越級上訪」，則上訪者所在地的黨政一把手將被追究責任——省裏可能會根據非法上訪的人數次數在全省進行「排位」，排倒數的幹部，會被全省通報。「動不動就是做大會檢討，被組織部門約談，甚至分管的領導被就地免職，」徐嚴對端傳媒記者説。
還有很多政治敏感期——兩會、六四、新疆、藏獨，一年四季都是敏感期，「我們也沒有辦法了」。
在眼下的經濟寒冬，徐嚴越來越緊張：「現在進入經濟新常態，西部地區本來就是低端企業低端產品，一衝擊，企業通通倒閉，煤老闆捲錢跑了，維穩的全部責任在地方。」
維穩不利的結果很可能是在政績考核時，被一票否決失去官職。這些年，信訪、計劃生育、重大安全事故、群體性事件，都可能成為黨和政府一把手幹部被 「一票否決」的肇因。幾十年努力隨時可能前功盡棄的憂患，使得徐嚴們的工作愈加如履薄冰。
5. 壓力「不可説，不能説」
「我是比較灑脱一個人，都有點撐不住了，」徐嚴説基層黨政一把手們很多高血壓、很多失眠，「這種情況下，要是你睡得着還無憂無慮，就是不稱職。」
但這位時常失眠的縣委書記説，環境不是關鍵問題，自殺與否，主要在於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沒有強大的心理素質，你去自殺算了」。
2008年「5.12」汶川地震後，重災區北川的基層官員中曾出現多起自殺事件，當地防不勝防。「幹部有個最大的問題，必須注意形象，自己有困難必須自己克服，工作上必須推進，這是對我們幹部一個起碼的政治要求，歷來如此。」時任北川組織部副部長潘向東説，「幹部心理有一定的隱蔽性，變化又大，天天坐一個辦公室也覺察不到，心理學家也沒辦法。」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課題組在2012年的調查報告，消極、悲觀情緒的公務員不在少數，主要表現為煩躁、心累、厭倦、抑鬱、孤獨、失眠。調查顯示，30.3%的公務員經常「失眠」，31.9%經常「心情煩躁」，25.5%經常「情緒低落」，23.7%經常「悶悶不樂」。
「公務員特別是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員，對自我的要求往往高於一般人，面對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一旦遭遇挫折，就更容易出現嚴重的負面情緒，」這份報告繼續分析道，「由於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制度環境的約束，公務員大多不願意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心理及感受。」
「基層壓力普遍比較大，最終還是個人如何看待，」侯寶泉對端傳媒記者説，「上級任命幹部的時候，也是專門選拔心理素質不錯的。」
受訪的第二天中午，徐嚴打來電話：昨晚跟你談了些老實話，這些話不要對外發表。最後，在報導不涉及人名、地名的再三保證下，他勉強同意，掛斷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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