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時有見到老人在街上撿拾紙皮，或在港鐵站收集上班一族看完的免費報紙，以出售賺取幾塊錢幫補生計，富裕的香港都市出現如此現象，都因為現時長者生活缺乏保障。六十多位學者聯署提倡設立「全民養老金」，筆者參與其中，一方面認同計劃可實現社會公義，另一方面亦希望引入本土視角豐富討論。
左翼視角：促進社會公義
香港的長者現時到底有多缺乏保障？制度上只有兩項政策能幫助長者們，一項是強積金，一項就是政府發放的津貼或綜援。強積金已經惡名昭著，基金往往在跌市虧蝕嚴重，同時基金管理費昂貴，結果到退休時能拿到的金額隨時比總供款額還要少，不如自行儲蓄。強積金的私營基金大多是外國公司來港經營，除了基金的在港員工受益，盈利都往外國去，退休後的長者卻不見生活受到保障。
年輕時收入低者，或因沒有收入的家庭照顧者（例如家庭主婦），到年老無足夠儲蓄，則很可能只能靠政府發放津貼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按政府數字，領取各種長者津貼者有超過64萬宗，領取金額較高的老人綜援者也有超過14萬宗，佔總綜援宗數近六成。但這些政府保障卻需要長者通過各式審查，還會被社會貼上失敗者的標籤，對於貢獻香港一輩子的老人不僅是麻煩，更是不敬！此為何有長者寧可收集紙皮報紙幫補生計，也不願通過這些繁瑣的留難，拿取每月兩三千元的援助。
全民養老金的理念卻完全不同，既為所有香港的長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亦不損長者尊嚴。因為此政策安排不論貧富貴賤，只要是香港人，到年老時都應該得到生活保障，這是作為香港人的權利！雖然金額只是每名65歲以上長者每月3500塊，但卻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使香港這麼富裕的香港老人當然值得有此權利，好能安享晚年！香港社會願意對貢獻過這地方的人有所承擔，才能讓香港人感到這裏是自己的家，今日團結努力為港，他日年老應得到保障，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就由此建立！
有人反對全民養老金，認為那是「打劫後生養老人」，年輕的在供款，長者就在收錢，這說法完全錯誤！全民養老金須先以種子基金啟動，種子基金來自香港過往的稅收、來自過往的經濟成果，也就是過往香港老人們的貢獻，怎麼可以說成像是老人們白收錢終老？而就算退一萬步，我們這些年輕人在供款給老人們，也總比現在強積金供款給外國金融公司營利要好！學者的建議正正就是把現在每月的強積金供款減半，轉為放進政府打理的全民養老基金。
本土視角：界定誰是成員
從左翼的觀點看，全民養老金的可取之處，在於可建立一個更公義的社會。但分析福利保障制度，都不能不看政策直接受益人是誰：誰是「全民」？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同種裔的新移民呢？近年，全民養老金的建議引起部分本土派疑慮，認為會助長幫助大陸人騙取香港福利。撇開一些情緒性的言論，本土派的疑慮反映了「誰是香港人誰能享用香港福利」的成員界定（Membership）問題，而這是左翼在推動全民養老金時，所不能迴避必須處理的課題。
學者David Miller曾經指出，社會互信（Social trust）對於一個政治群體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一個政治群體所推行的社會政策，往往需要其成員履行一些義務（例如交稅），因此人們在履行義務同時，一方面必須相信群體內的其他成員亦會信守相應的義務，另一方面也相信有關政策將惠及群體內的成員。假如外來人可以隨時加入群體、並且享用群體內現有成員以往辛苦付出所建立起來的福利，社會互信將無從說起（註）。
誰是那些我們香港人責無旁貸去保障的老人？我們是否有信心到自己年老的時候，那些香港的下一代都會同樣保障我們？我們之所以會相信我們有責任保障我們的老人，也相信我們的後代都會保障我們，是因為我們都是「香港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相信成員之間會互相幫助。一旦共同體界線模糊，這樣的社會互信就會消失，社會公義也將難以實現。現時學者方案未有明確指出「年滿65歲及以上的香港長者」是否必須是永久性居民及是否包括居住年期少於七年的移民，這是下一階段學者以至全社會必須討論的問題。
在討論全民養老金以至各種財富再分配問題時，除了考慮社會公義、關懷弱勢等左翼觀點外，定義清楚誰是共同體的成員的本土視角同樣重要。本土與左翼，其實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註：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ge 90-93.
（黃冠能，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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