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时有见到老人在街上捡拾纸皮，或在港铁站收集上班一族看完的免费报纸，以出售赚取几块钱帮补生计，富裕的香港都市出现如此现象，都因为现时长者生活缺乏保障。六十多位学者联署提倡设立“全民养老金”，笔者参与其中，一方面认同计划可实现社会公义，另一方面亦希望引入本土视角丰富讨论。
左翼视角：促进社会公义
香港的长者现时到底有多缺乏保障？制度上只有两项政策能帮助长者们，一项是强积金，一项就是政府发放的津贴或综援。强积金已经恶名昭著，基金往往在跌市亏蚀严重，同时基金管理费昂贵，结果到退休时能拿到的金额随时比总供款额还要少，不如自行储蓄。强积金的私营基金大多是外国公司来港经营，除了基金的在港员工受益，盈利都往外国去，退休后的长者却不见生活受到保障。
年轻时收入低者，或因没有收入的家庭照顾者（例如家庭主妇），到年老无足够储蓄，则很可能只能靠政府发放津贴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按政府数字，领取各种长者津贴者有超过64万宗，领取金额较高的老人综援者也有超过14万宗，占总综援宗数近六成。但这些政府保障却需要长者通过各式审查，还会被社会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对于贡献香港一辈子的老人不仅是麻烦，更是不敬！此为何有长者宁可收集纸皮报纸帮补生计，也不愿通过这些繁琐的留难，拿取每月两三千元的援助。
全民养老金的理念却完全不同，既为所有香港的长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亦不损长者尊严。因为此政策安排不论贫富贵贱，只要是香港人，到年老时都应该得到生活保障，这是作为香港人的权利！虽然金额只是每名65岁以上长者每月3500块，但却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使香港这么富裕的香港老人当然值得有此权利，好能安享晚年！香港社会愿意对贡献过这地方的人有所承担，才能让香港人感到这里是自己的家，今日团结努力为港，他日年老应得到保障，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就由此建立！
有人反对全民养老金，认为那是“打劫后生养老人”，年轻的在供款，长者就在收钱，这说法完全错误！全民养老金须先以种子基金启动，种子基金来自香港过往的税收、来自过往的经济成果，也就是过往香港老人们的贡献，怎么可以说成像是老人们白收钱终老？而就算退一万步，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供款给老人们，也总比现在强积金供款给外国金融公司营利要好！学者的建议正正就是把现在每月的强积金供款减半，转为放进政府打理的全民养老基金。
本土视角：界定谁是成员
从左翼的观点看，全民养老金的可取之处，在于可建立一个更公义的社会。但分析福利保障制度，都不能不看政策直接受益人是谁：谁是“全民”？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同种裔的新移民呢？近年，全民养老金的建议引起部分本土派疑虑，认为会助长帮助大陆人骗取香港福利。撇开一些情绪性的言论，本土派的疑虑反映了“谁是香港人谁能享用香港福利”的成员界定（Membership）问题，而这是左翼在推动全民养老金时，所不能回避必须处理的课题。
学者David Miller曾经指出，社会互信（Social trust）对于一个政治群体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一个政治群体所推行的社会政策，往往需要其成员履行一些义务（例如交税），因此人们在履行义务同时，一方面必须相信群体内的其他成员亦会信守相应的义务，另一方面也相信有关政策将惠及群体内的成员。假如外来人可以随时加入群体、并且享用群体内现有成员以往辛苦付出所建立起来的福利，社会互信将无从说起（注）。
谁是那些我们香港人责无旁贷去保障的老人？我们是否有信心到自己年老的时候，那些香港的下一代都会同样保障我们？我们之所以会相信我们有责任保障我们的老人，也相信我们的后代都会保障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香港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相信成员之间会互相帮助。一旦共同体界线模糊，这样的社会互信就会消失，社会公义也将难以实现。现时学者方案未有明确指出“年满65岁及以上的香港长者”是否必须是永久性居民及是否包括居住年期少于七年的移民，这是下一阶段学者以至全社会必须讨论的问题。
在讨论全民养老金以至各种财富再分配问题时，除了考虑社会公义、关怀弱势等左翼观点外，定义清楚谁是共同体的成员的本土视角同样重要。本土与左翼，其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注：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ge 90-93.
（黄冠能，香港城巿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助理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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