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自由主義能從共和主義中吸取的教誨在於：我們必須跳出一種「大政府悖論」。
良性體制建立以前，跳出「大政府悖論」
在一個良性的體制尚未建立之前，去爭論我們要一個「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福利制度」，並因此破壞自由派的凝聚力，有點不太明智。
「大政府悖論」是說，當下的准極權體制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大政府」，但它的自我定位和它所做的事，與傳統上推崇「大政府」的左翼自由主義的目標卻是背道而馳的。
左翼自由主義給國內各派的印象並不十分統一，但給右翼自由主義者的印象經常是「社民派」、「福利主義者」、「白左」，左翼自由主義者甚少對此進行回應，或乾脆照單全收。有些左翼自由主義者甚至寄希望於前面所說的「漸進改良」，幻想這個體制會自動改革成為左翼自由主義的理想政府。
我以為，在當下去強調國家扮演「正義角色」的可能性是沒有必要的，在一個良性的體制尚未建立之前，去爭論我們要一個「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福利制度」，並因此破壞自由派的凝聚力，有點不太明智。
自由主義的理念認為，如果我有某種權利，那他人或某個機構就有義務使我的權利不受侵犯或得到滿足，在對權利的認識僅限於「消極自由」權利的時候，美國的共和主義者已經意識到，不能把保護自己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責任全部推給政府，必須依靠自己的槍和拳頭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
如今社會交往變得愈益複雜，我們都無法想像離開了一個大政府，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但越是這樣，我們越難以走出極權的陰影：准極權體制一邊悉心地服務於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一邊吞食掉一小部分人（「一小撮」），大部分人滿足於私人生活的各種美好，小心翼翼地不逾越它所設定的界限。
而體制永遠不會吞食掉所有人，但是總有相當數量的犧牲者，只要不輪到自己，所有人都覺得現狀可以容忍。如此，困境永遠無法解除。
左翼自由主義者缺少什麼？左翼主義者應該怎麼辦？
在左派、施派和新儒家紛紛直面中國當下，以創造性的態度解決自身理論與現實的矛盾的時候，左翼自由主義又有什麼理由以「做哲學」為藉口來逃避現實和其他派別對它提出的挑戰？
當下中國的左翼自由主義，需要意志力、判斷力和行動的魄力，但最需要的，是想像力。如果現實情況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一套中立的高效的系統，等着為它插上「左翼自由主義」的翅膀，那沒「左翼自由主義中國化」什麼事，直接插上就好了。
甘陽說通三統是通「儒、毛、鄧」三統，「鄧」的一統和自由主義相距甚遠，最多叫「市場化」，實際上連自由放任主義的標準都沒有達到。在市場化以後，中國自由派在「憲政」和「公民社會」兩條道路上的探索陸續被當局絞殺。而左翼自由主義對於中國來說並非新生事物，羅爾斯的《正義論》在1988年已經在大陸翻譯出版，德沃金、哈貝馬斯等人的著作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一一被翻譯出來，但左翼自由主義討論的問題大多過於學院化抽象化，和中國的情況關聯太少。
2010年以來，香港中文大學的周保松教授在《南風窗》等大陸媒體發表了多篇質量頗高的文章，闡明左翼自由主義的立場，裏面所涉最多的中國問題就是「貧富分化」，但對於「如何在中國實現左翼自由主義」這樣的問題，始終沒有觸及。
當然，我們可以說，實踐的問題，不是哲學家需要去思考的問題，不過，在左派、施派和新儒家紛紛直面中國當下，以創造性的態度解決自身理論與現實的矛盾的時候，左翼自由主義又有什麼理由以「做哲學」為藉口來逃避現實和其他派別對它提出的挑戰？下一階段的左翼自由主義怎麼走，我沒有一個特別清晰的藍圖，但有一點瑣碎的想法，權當拋磚引玉。
第一，一直以來，左翼自由主義者更多地關注「哲學家的政治哲學」，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學」。
按照羅爾斯的說法，政治家是「謀萬世者」，既有原則又具備靈活性，深諳實踐之道。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者的負擔要少很多，因為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毛澤東既是哲學家也是政治家，他們的文章和行事，對於左派都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即使是施派，也比自由派早走幾步，但他們的一些譯作，左翼自由主義可以挪為己用，比如美國施派西岸派的領袖雅法所著的《分裂之家危機》與《自由的新生》，對林肯的政治哲學做了一個相當好的註解。政治哲學的「實踐智慧（phronesis）」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打發的問題，也不是通過單純的思辨推理就能得出答案的問題，歷代自由主義政治家（如華盛頓、傑斐遜、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的文集、傳記，甚至被稱為「君師合一」的幾個馬克思主義宗師的作品，都可以拿來研究。
第二，左翼自由主義缺少組織性和行動性觀念。
說缺少組織性觀念，不僅僅是說左翼自由主義沒有組織，而且是說左翼自由主義對於介乎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間組織」重視不足。既然認為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面對逆現代化的潮流和准極權的體制，如何構建一個政治共同體」，那麼，「原子化」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起點。
如果像霍布斯那樣，認為這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狀態，那利維坦就是唯一的結局。要走出原子化，當然是要依靠「組織」。中國傳統的中間組織是「宗族」，但除了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宗族在廣大中國地區已經銷聲匿跡，而且宗族和現代社會有著許多難以調和的衝突，所以像秋風說的那樣，借復興宗族來復興中間組織是不現實的。
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對國內外NGO的約束和打壓，在規模和力度上皆屬空前，然而有兩類組織，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由於現實需求及其強盛的生命力，不會因為遭到打壓而萎縮，一是基督教會，二是女權社團。而且左翼教皇方濟各和青年女權行動派（女權左）的同時出現，使得左翼自由主義與這兩類社團建立聯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左翼自由主義也可以借助這些組織，部分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動性偏低的問題。
第三，左翼自由主義要及時「收割」實踐所創造的「公共理由」。
在《現實語境的大陸新儒家與左翼自由主義》一文中，我認為「公共理由」並非先天地存在，而是依賴於共同體的具體實踐與經驗。當一種實踐可以上升到「普遍」的層面，能在共同體內部產生強烈的共鳴，其背後的「意義」與「價值」就能被納入共同體的「公共理由」。
在這一方面，左翼自由主義者能做的事非常多。
一來，左翼自由主義者掌握着相當豐富的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這些詞彙和語言是來自西方的，在當下的中國未必能馬上找到相應的現象與之匹配，但隨着現代性、全球化的深入與共同體實踐的發展，這些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不難找到真正的對應經驗。以後，我們還可以在實踐之上創造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論。
二來，儘管幾番打壓，中國依舊存在一批敢作敢為的行動者，他們在做的事，可以籠統地稱之為「維權」，但實際上，他們的行動的「意義」，遠遠超出「維權」的範疇，甚至他們也不自知。行動在公共領域中出場，所綻放開來的「意義」，左翼自由主義者要借助自己的「智性直覺」與洞察力來把握。
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適當將目前的哲學任務從「證成」調整為「理解」與「解釋」，目的是創造更多的「公共理由」。「公共理由」的進一步擴展與傳播，使得新時期的「共識」的產生成為可能，有望突破如今的僵局。
也許，即便如此，左翼自由主義依然不夠「政治化」，畢竟，我們不能替代許多人去行動，也無法塑造與當局匹敵的制衡力量。不過，一種敏感、魄力和想像力，對教條主義的抗拒，對左翼自由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的信心，是我們所需要的。
未來是一場漫長的賽跑，穩打穩扎是對的，深思熟慮也是對的，但總歸要克服自身的惰性。有時候，追隨習慣，儘管筋疲力盡，但還是一種偷懶。所謂「左翼」，不在於「福利」，不在於「大政府」，而正在於不願偷這個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