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思想學人

陳純:中國左翼自由主義者,如何構建政治共同體?(下)

在左派、施派和新儒家紛紛直面中國當下,以創造性的態度解決自身理論與現實的矛盾的時候,左翼自由主義又有什麼理由以「做哲學」為藉口來逃避現實和其他派別對它提出的挑戰?


一名男人在窗旁看著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畫像。攝:Jason Lee/REUTERS
一名男人在窗旁看著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畫像。攝:Jason Lee/REUTERS

左翼自由主義能從共和主義中吸取的教誨在於:我們必須跳出一種「大政府悖論」。

良性體制建立以前,跳出「大政府悖論」

在一個良性的體制尚未建立之前,去爭論我們要一個「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福利制度」,並因此破壞自由派的凝聚力,有點不太明智。

「大政府悖論」是說,當下的准極權體制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大政府」,但它的自我定位和它所做的事,與傳統上推崇「大政府」的左翼自由主義的目標卻是背道而馳的。

左翼自由主義給國內各派的印象並不十分統一,但給右翼自由主義者的印象經常是「社民派」、「福利主義者」、「白左」,左翼自由主義者甚少對此進行回應,或乾脆照單全收。有些左翼自由主義者甚至寄希望於前面所說的「漸進改良」,幻想這個體制會自動改革成為左翼自由主義的理想政府。

我以為,在當下去強調國家扮演「正義角色」的可能性是沒有必要的,在一個良性的體制尚未建立之前,去爭論我們要一個「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福利制度」,並因此破壞自由派的凝聚力,有點不太明智。

自由主義的理念認為,如果我有某種權利,那他人或某個機構就有義務使我的權利不受侵犯或得到滿足,在對權利的認識僅限於「消極自由」權利的時候,美國的共和主義者已經意識到,不能把保護自己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責任全部推給政府,必須依靠自己的槍和拳頭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

如今社會交往變得愈益複雜,我們都無法想像離開了一個大政府,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但越是這樣,我們越難以走出極權的陰影:准極權體制一邊悉心地服務於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一邊吞食掉一小部分人(「一小撮」),大部分人滿足於私人生活的各種美好,小心翼翼地不逾越它所設定的界限。

而體制永遠不會吞食掉所有人,但是總有相當數量的犧牲者,只要不輪到自己,所有人都覺得現狀可以容忍。如此,困境永遠無法解除。

左翼自由主義者缺少什麼?左翼主義者應該怎麼辦?

在左派、施派和新儒家紛紛直面中國當下,以創造性的態度解決自身理論與現實的矛盾的時候,左翼自由主義又有什麼理由以「做哲學」為藉口來逃避現實和其他派別對它提出的挑戰?

當下中國的左翼自由主義,需要意志力、判斷力和行動的魄力,但最需要的,是想像力。如果現實情況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一套中立的高效的系統,等着為它插上「左翼自由主義」的翅膀,那沒「左翼自由主義中國化」什麼事,直接插上就好了。

甘陽說通三統是通「儒、毛、鄧」三統,「鄧」的一統和自由主義相距甚遠,最多叫「市場化」,實際上連自由放任主義的標準都沒有達到。在市場化以後,中國自由派在「憲政」和「公民社會」兩條道路上的探索陸續被當局絞殺。而左翼自由主義對於中國來說並非新生事物,羅爾斯的《正義論》在1988年已經在大陸翻譯出版,德沃金、哈貝馬斯等人的著作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一一被翻譯出來,但左翼自由主義討論的問題大多過於學院化抽象化,和中國的情況關聯太少。

2010年以來,香港中文大學的周保松教授在《南風窗》等大陸媒體發表了多篇質量頗高的文章,闡明左翼自由主義的立場,裏面所涉最多的中國問題就是「貧富分化」,但對於「如何在中國實現左翼自由主義」這樣的問題,始終沒有觸及。

當然,我們可以說,實踐的問題,不是哲學家需要去思考的問題,不過,在左派、施派和新儒家紛紛直面中國當下,以創造性的態度解決自身理論與現實的矛盾的時候,左翼自由主義又有什麼理由以「做哲學」為藉口來逃避現實和其他派別對它提出的挑戰?下一階段的左翼自由主義怎麼走,我沒有一個特別清晰的藍圖,但有一點瑣碎的想法,權當拋磚引玉。

第一,一直以來,左翼自由主義者更多地關注「哲學家的政治哲學」,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學」。

按照羅爾斯的說法,政治家是「謀萬世者」,既有原則又具備靈活性,深諳實踐之道。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者的負擔要少很多,因為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毛澤東既是哲學家也是政治家,他們的文章和行事,對於左派都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即使是施派,也比自由派早走幾步,但他們的一些譯作,左翼自由主義可以挪為己用,比如美國施派西岸派的領袖雅法所著的《分裂之家危機》與《自由的新生》,對林肯的政治哲學做了一個相當好的註解。政治哲學的「實踐智慧(phronesis)」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打發的問題,也不是通過單純的思辨推理就能得出答案的問題,歷代自由主義政治家(如華盛頓、傑斐遜、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的文集、傳記,甚至被稱為「君師合一」的幾個馬克思主義宗師的作品,都可以拿來研究。

第二,左翼自由主義缺少組織性和行動性觀念。

說缺少組織性觀念,不僅僅是說左翼自由主義沒有組織,而且是說左翼自由主義對於介乎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間組織」重視不足。既然認為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面對逆現代化的潮流和准極權的體制,如何構建一個政治共同體」,那麼,「原子化」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起點。

如果像霍布斯那樣,認為這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狀態,那利維坦就是唯一的結局。要走出原子化,當然是要依靠「組織」。中國傳統的中間組織是「宗族」,但除了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宗族在廣大中國地區已經銷聲匿跡,而且宗族和現代社會有著許多難以調和的衝突,所以像秋風說的那樣,借復興宗族來復興中間組織是不現實的。

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對國內外NGO的約束和打壓,在規模和力度上皆屬空前,然而有兩類組織,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由於現實需求及其強盛的生命力,不會因為遭到打壓而萎縮,一是基督教會,二是女權社團。而且左翼教皇方濟各和青年女權行動派(女權左)的同時出現,使得左翼自由主義與這兩類社團建立聯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左翼自由主義也可以借助這些組織,部分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動性偏低的問題。

第三,左翼自由主義要及時「收割」實踐所創造的「公共理由」。

在《現實語境的大陸新儒家與左翼自由主義》一文中,我認為「公共理由」並非先天地存在,而是依賴於共同體的具體實踐與經驗。當一種實踐可以上升到「普遍」的層面,能在共同體內部產生強烈的共鳴,其背後的「意義」與「價值」就能被納入共同體的「公共理由」。

在這一方面,左翼自由主義者能做的事非常多。

一來,左翼自由主義者掌握着相當豐富的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這些詞彙和語言是來自西方的,在當下的中國未必能馬上找到相應的現象與之匹配,但隨着現代性、全球化的深入與共同體實踐的發展,這些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不難找到真正的對應經驗。以後,我們還可以在實踐之上創造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論。

二來,儘管幾番打壓,中國依舊存在一批敢作敢為的行動者,他們在做的事,可以籠統地稱之為「維權」,但實際上,他們的行動的「意義」,遠遠超出「維權」的範疇,甚至他們也不自知。行動在公共領域中出場,所綻放開來的「意義」,左翼自由主義者要借助自己的「智性直覺」與洞察力來把握。

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適當將目前的哲學任務從「證成」調整為「理解」與「解釋」,目的是創造更多的「公共理由」。「公共理由」的進一步擴展與傳播,使得新時期的「共識」的產生成為可能,有望突破如今的僵局。

也許,即便如此,左翼自由主義依然不夠「政治化」,畢竟,我們不能替代許多人去行動,也無法塑造與當局匹敵的制衡力量。不過,一種敏感、魄力和想像力,對教條主義的抗拒,對左翼自由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的信心,是我們所需要的。

未來是一場漫長的賽跑,穩打穩扎是對的,深思熟慮也是對的,但總歸要克服自身的惰性。有時候,追隨習慣,儘管筋疲力盡,但還是一種偷懶。所謂「左翼」,不在於「福利」,不在於「大政府」,而正在於不願偷這個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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