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其要面對的問題，而學術研究一直擔當一個重要功能──為社群思考時代提供知性資源，使大家可以對身處的社會有認真的理解與深刻的反思。
在身處政治與經濟轉型漩渦的香港，「香港往何處去」重又成為人們心中的天問。而在民間如火如荼討論「本土」，試圖從本地歷史與思想的經驗中挖掘一些資源時，學院卻在此時顯得尤為乏力。香港有8間公立大學，高薪與優越的科研環境，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學者進駐，但這些大學的著名社會科學學者卻普遍承認，與此同時的現象是：香港研究在這裏逐年衰落──越來越少的人研究香港，研究香港問題的學者面臨明顯的斷代，而似乎，從1996年開始踏上「國際化」列車的大學制度鼓勵了它的發生。
「離地」的學者
「在香港，整個大學制度就是要求學者『離地』」，做了20年本地政治研究的香港學者馬嶽嘆道。
「制度要求你寫的東西有global impact，但這些只不過是國際學術圈子內的影響力，我們的研究卻無法在本地社會發酵。」馬嶽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系主任，評論文章常見於本地報章，是香港公共討論中最活躍的學者之一。
他帶我到他的書架，指給我看一系列書：「我舉個簡單例子，從1991年有（立法局）直選起，香港亞太研究所就常辦學術會議，找來一班研究香港選舉制度的學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後編輯成書。直到2004年，我已經知道會議是『夾硬埋班』（勉強湊數）的了，因為已經沒有多少人在做香港選舉研究。後來，甚至不夠人辦會議了……」
「那怎麼辦？我自己做（香港選舉研究），還是不做？沒有人做了，難道等外國人來做嗎？」一直開著玩笑的他忽然沉默，淚眼盈眶，幾乎哽咽。
一味追求「國際卓越」？
何以如此？一如馬嶽所言：學術研究「國際化」。
香港現時有8所受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當中的資助是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負責分配。教資會每3年發放1次「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現時，這筆補助金平均佔每間院校的整體收入超過40%，個別院校甚至可達60%。
1996年，教資會改革，宣佈採用「新的財政模式」作審核和分配撥款之用，標準是強調「國際化」與公眾問責，期望院校的「知識基礎能與世界其他地方並駕齊驅」。
「整體補助金」這個「新的財政模式」便首次出現在1996年教資會的報告裏面。其中75％為按學生人數及課程成本而定的教學撥款，相對固定。另外，約有25％為研究撥款，主要取決於「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稱RAE）。換句話說，RAE這變數成為各大專院校競爭的參考數。
對於「國際化」的要求，RAE每次刊出指引文件時，就一直「提高」。從1996年「或許顯示有跡象可達致國際卓越水平」到2014年甚至將「國際化」的要求再細分，在「國際卓越之上再定出一個所謂「世界領先」。
評審標準的字眼變更並非小事，每所院校的主管會根據這樣的訊號去鼓勵學者的研究方向更加接近評核準則。馬嶽直言：「大學為了這些會影響撥款的指標，然後強迫院系不停做『世界領先』的研究，再壓到去個別學者。」他說：「作為學者，有時會問自己，這到底有甚麼意義。」
被忽視的香港──理論上不會發生的事
「世界領先」也好，「國際化」也好，原本不是壞事。但在香港學界卻變了味。
教資會多番強調RAE評審準則內，「世界領先」並不等於學術研究必須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以及「國際標準」並不等於忽略香港本地研究議題。但學者坦言，在實踐上這並不是實況。
「理論上，教資會及大學亦無明文規定文章必須在國際期刊發表，即是我可以寫任何文章，在任何地方任何期刊發表，只要我的研究具水平，同樣能夠得到RAE的認可。」著名公共政策研究學者，香港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任李詠怡說。「可是，我們發現文章刊登的地方與最後RAE的結果有莫大關係。」
「實際上，對於那些RAE評審小組的成員，文章刊登在哪裏是『資訊捷徑』，意思是：假如文章刊登在國際頂級期刊，大家已經假定這篇文章是具質素的。」
國際學術期刊之所以是「國際」，來自於其Impact Factor（即最近很流行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是量度一本期刊的計算指標，以一年內該期刊裏的文章被國際學術同行引用的次數而定。愈高Impact factor，愈有國際影響力。而同時，在學術世界裏，英語主導，最好的學術期刊幾乎全是英語期刊。
這樣的制度，對於香港研究來說有先天的不利。
「很簡單，如果你想做本土研究，讓香港人對一個議題更加了解的話，自然會考慮用中文寫作，譬如說我寫《香港民主運動口述史》，怎會用英文寫？」馬嶽反問。
除了寫作語言外，李詠怡認為更重要的是國際學術界與香港本地所關注的問題有落差：「做香港研究的學者需要花更多的證據去『證明』香港的案例有特殊性，對國際學界的某些爭辯有貢獻。」
對於這個說法，馬嶽感受尤深，他舉例引證，在1997年前，經歷十多年中英談判，加上當時國際性學界仍然是「冷戰視角」，英美學界對香港即將被共產主義中國收回很感興趣。「但後來主權移交後的頭數年，沒有發生如八九天安門的鎮壓，他們對香港的興趣就消減了，香港研究也自然不受『國際』關注。」
香港研究凋零，中國研究興旺
李詠怡續說，「香港研究的學術社群太小了，如果整個研究社群裏有一萬個人在做研究，就同一個議題大家互相引用，那個期刊的impact factor就會很高。但是香港研究，可能全球在做的都不過幾十人，那麼引用率低，impact factor一定不高。同時，由於研究社群小，研究也自然少，變相令香港研究沒有足夠的資源讓學者相互借鑑。比如說，在國際學術會議裏我常無法回答香港有多少公民社會組織這個問題，因為香港連這些基本的資料也沒有人整理過。我現在正在做有關香港公民社會的研究，就是要花很大的氣力做這種基本的資料搜集。」
地方細小，學術社群亦細小，導致到香港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衰落。與此同時，是中國研究的興旺。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台日趨重要，帶到國際外交關係；而當有外交關係，就有政治上的關注，這亦直接影響到國際學界的對地區的興趣。
「如果我有一套研究的技能，研究中國議題當然比起香港議題來得更容易獲得國際學術期刊出版，因為國際學界比較關注中國。於是近十幾年，就算是香港出身的學者，做中國研究的卻很多。」馬嶽說出學術界裏的情況。「做香港研究未必不能出版於頂級國際學術期刊，但假設研究技巧相近，研究中國、做地區比較或者做國際研究，出版會更穩陣（容易）。」
「國際化」的學術遊戲
教資會一直聲明，RAE結果不應被院系用作內部個別教員升遷的準則，院校亦不應要求教員傾向研究。但在實踐上，由於RAE直接影響院校的撥款，加上院校日趨強調國際排名，因此不斷要求學者要有研究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從學校管理層，到學院，到學系，再到每一個學者，一層壓一層。
「其實我覺得嶺南文學院算是比較遲才感受到壓力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這樣說，「2015年初，當時嶺南大學的文學院院長直接約見同老師，要求我們多投稿頂級國際期刊。」
他坦言，嶺南大學高層及校長認為嶺南個別的系及教員在2014年的RAE表現不好，這不是秘密。但他認為不同的院校，理應有不同的定位。「過往兩任校長嶺南的定位是教學型，強調博雅教育，陳坤耀校長甚至認為嶺南大學作為教學型院校，應在撥款政策與其他定位的院校有所分別。亦因此他們對校內的研究沒有施加太大壓力，但現任校長卻很在意。當校長視野及目標不夠清晰，只要外界有所壓力，就會急於回應，變相整所大學都要回應。」
研究的壓力，對於準備取得「終身教職」（tenure）的學者來說影響尤大。終身教職意味着除非教授嚴重失德，否則院校不可解僱他們，用意保障學術自由，免得權貴可以任意解僱。一般來說，學者成為「助理教授」後，他們要在兼顧教學與行政之餘，在6年之內於研究上取得過人的成績，而且要成功向教資會底下的研究資助局申請研究經費，才能獲取終身教職。如果6年後拿不到終身教職，制度規定必須離職。
「這個制度本來就是要給予教員適當壓力，但是現行的情況是規則根本就不清楚。什麼的研究水平才叫卓越？當院校強調國際水平的時候，為了在6年後成功獲得終身教職，總得要花點時間去投稿排名較高的國際學術期刊。」剛踏進爭取終身教職軌第2年的葉蔭聰坦言。
葉蔭聰活躍於公民社會，回想自己是否太低估終身教職軌的壓力，他給予了肯定的答案。「我也沒有想過，身邊很多人原來也過不到關，不能獲得終身教職。」不久前，葉蔭聰在明報撰文批評大學的評核制度，形容系主任、院長或校長軟硬兼施地叫學者「按遊戲規則多做『國際化』研究」已成「日常」。
「其實這個學術遊戲，坦白說根本不是服務香港的，只不過是服務英美主導的學術架構。當大學學者的研究是服務香港，本土思想的物質條件就不具備啊。每年納稅人花如此多的錢資助大學，但制度上卻最不鼓勵學者在研究及出版上關注本土，怎能這樣？」葉蔭聰生氣地反問。
「國際化」的趨勢一直在加劇。「我在學術界多年，其實我好明白體制裏的局限。」出道至今，一直堅持做香港研究的李詠怡嘆道，「你總不能以個別學者的成功去證明制度毫無問題。其實在大學裏面的人，大部份都不甘做制度的奴隸。」
同樣投身香港研究公共政治參與多年的馬嶽，曾經有過不少掙扎。「到底我還要不要把這樣多的心神放到香港研究？」說到這裏，他再次哽咽。
這個不斷纏繞馬嶽的問題，在現行的學術制度下，也一直困擾着香港學者。（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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