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圖解：共產黨如何玩轉新媒體？

編按：是新媒體與互聯網改變了中國，還是中國改變了新媒體與互聯網？自從北京提出「網絡治國」、「奪回輿論陣地」的口號以來，互聯網生態在中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本組專題《圖解：共產黨如何玩轉新媒體？》、《同樣是訪美，為什麼習近平比前任曝光度多兩倍？》、《正在走向保守的互聯網》分別從中共新媒體綜合戰略、習近平訪美具體個案宣傳、世界互聯網政治的走向，帶來詳細分析。

最近幾年，中文互聯網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表明：互聯網被政治權力改變的，遠比它對政治權力的改變多得多。

這些變化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技術的挑戰面前站穩了陣腳，搶回了地盤和麥克風，越來越得心應手地利用新媒體維持和加強統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有言，「互聯網是上帝送給中國人最好的禮物」。如今這份禮物已經旁落，槍口已經倒轉。

變化最明顯的這兩三年，恰與習近平執政的時間大致相同。當然，執政黨「歸化」互聯網的努力為時已久，習的前任胡錦濤也多次強調過新媒體戰略，還曾到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友交流——但習對互聯網問題的重視、其治下的種種新舉動及這些舉動達到的效果，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共產黨治網是一個多面向、極豐富的話題，本文僅從戰略層面進行分析。

建小組、組機構、立法律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令習對互聯網治理掌握了絕對的控制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2014年8月的重組升級，則終結了中國互聯網此前的「九龍治水」。

在中央層面建立為數眾多的「領導小組」並親任組長，是習近平就任之後在中共體制內重構權力關係的重要方式。同時，這些小組的工作主題也反映出中共當下的注意力重點。

最早於2013年12月底成立，並由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關注話題較為寬泛。2014年8月，這一小組在召開第四次會議時，即專注新媒體問題，並審議通過了一份名為《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的文件。這份文件將「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定義為「推進宣傳文化領域改革創新的一項重要任務」，及「適應媒體格局深刻變化、提升主流媒體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和輿論引導能力的重要舉措」。

2014年2月，另一個專門針對互聯網的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組長在第一次會議上說，「做好網上輿論工作是一項長期任務，要創新改進網上宣傳，運用網絡傳播規律，弘揚主旋律，激發正能量……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

領導小組的成立令習對互聯網治理掌握了絕對的控制權。與此同時，網信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2014年8月的重組升級，則終結了中國互聯網此前「九龍治水」（涉及國新辦、工信部、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文化部、教育部、工商總局、公安部、中科院、國家保密局等十餘部委）的格局，成立了事實上的「互聯網部」。

出任「互聯網部長」的，是出身新華社系統的魯煒。他行事高調，手段積極主動，主張把互聯網（按照符合中共利益的方式）做大做強。剛剛調任網信辦時，新京報曾報道說，在一次媒體老總參加的會議上，魯煒突然問：你們誰知道陌陌？老總愕然。實際上，魯煒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要求體制內人積極了解和使用網絡。中共在互聯網上反守為攻的態勢，在魯煒成為掌門人後愈發明顯。

值得一提的是，網信辦的高調擴張，對宣傳部的地位構成了挑戰和威脅。雖然雙方約定分別管理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然而在這個媒介融合、新舊媒體界限模糊的年代，兩個部門之間多有齟齬。網信辦和宣傳部之間的張力會給互聯網治理的格局帶來怎樣的變化，尚待觀察。

除了通過成立領導小組和重組網信辦搭建起治網的機構框架外，中共還在積極推動立法，構建法律體系。2015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草案）》。

不過，和很多領域一樣，目前最直接發揮作用的，是為數眾多的部門規章，如網信辦成立後發布的《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被稱為「微信十條」）、《互聯網用戶賬號名稱管理規定》（「暱稱十條」）等，都為其執法提供了直接的依據。

改造黨媒，收編大佬，打造「新大V」

所謂「新型主流媒體」，也即2.0版的黨媒。在「新大V」崛起的過程中，對手握新媒體平台的商業大佬進行收編、要求他們積極配合是必不可少的動作。

基於上述機構和制度，中共的治網行為遵循着以「盤活存量」為主的基本原則。也即，以龐大的黨媒系統為基礎，對其進行改造，以適應新的媒介環境。

在「深改組」的第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組長的講話被部分公開報導。他提出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興媒體發展規律，強化互聯網思維」，「着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所謂「新型主流媒體」，也即2.0版的黨媒。會議通過的《意見》則指出，要「通過融合發展，使我們的主流媒體科學運用先進傳播技術，增強信息生產和服務能力，更好地傳播黨和政府聲音，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信息需求」。

曾經落後於網絡時代的黨媒並未被拋棄，它們被給予了更多的資源和嘗試的空間。這些嘗試有的失敗了，如鄧亞萍擔任總經理的「即刻搜索」（原名「人民搜索」）；有的則相當成功，如上報集團的澎湃新聞，如多家黨媒的社交媒體帳號。

這些基於黨報發展的「新型主流媒體」成為微博和微信上的「新大V」，他們填補了自由派意見領袖被打壓離開後留下的空白（這種打壓當然也是中共治網戰略的重要部分），重新奪回了話語權。套用體制內人士喜歡使用的說法，官方和民間的「兩個輿論場」被打通，官方主流媒體掌握了設置議程的能力。

在「新大V」崛起的過程中，對手握新媒體平台的商業大佬進行收編、要求他們積極配合是必不可少的動作。普及與市場經濟年代的互聯網，主體是私有企業、上市公司。在不可能將這些公司收歸國有的情況下，中共採取的措施是積極「統戰」，胡蘿蔔和大棒兼施，即將他們請進中南海親切接見，在訪美時帶在身邊，又在他們不聽話的時候嚴肅「約談」。

吸納資深媒體人進入體制

中國共產黨在種種內外挑戰下表現出的驚人韌性，與其廣泛吸納人才進入體制的能力是分不開的。對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的擁抱，實際上給他們監測輿情、監控用戶行為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中國共產黨在種種內外挑戰下表現出的驚人韌性，與其廣泛吸納人才進入體制的能力是分不開的。在治網方面，同樣能看到人才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紀委首任宣傳部長肖培。2014年3月，王岐山（王本人即是極善利用媒體的中共高官）治下的中紀委調整內設機構，組建宣傳部，肖培走馬上任。此前，肖培曾任《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北京日報》高管和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奧組委宣傳部部長，是一位非常資深的媒體人，深諳新聞規律和輿論引導策略。

他上任後，中紀委監察部官網開通，並且開發了手機客戶端，錄制了類似於TED演講式的視頻節目，更重要的是在訪問量上「秒殺」其他政務網站——其秘訣是將「打虎」新聞的首發權被收歸中紀委自身平台。如此一來，中紀委在輿論上佔據了主導地位，其發布的信息能夠不受媒體過濾地直接傳達到受眾屏幕上。

從官方媒體中吸納業務能力強的人進入體制內治網，已經成為一種模式，肖培並不是唯一的代表。

在一線層面，人才同樣是治網效果的保證。《人民日報》在社交媒體微博和微信上的成功，即與一批剛剛從北大清華等名校畢業不久的年輕人直接相關。《人民日報》海外版影響力巨大微信公號「俠客島」，就是幾個才華橫溢、在報紙上無法充分施展的年輕人聊出來、做出來的。這些年輕人在畢業時擁有各種選擇，無論是去市場化媒體還是去外媒都將表現不俗，但基於體制所能給予的北京戶口等現實考量，很多人加入了黨媒，成為中共互聯網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線力量。

除內容生產人才外，技術人才同樣發揮着重要作用，並且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曾指出，要「積極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發展移動客戶端、手機網站等新應用新業態，不斷提高技術研發水平，以新技術引領媒體融合發展、驅動媒體轉型升級」。

中國共產黨擁抱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不僅因為這些技術能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更因為它們實際上給中共監測輿情、監控用戶行為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這樣的大趨勢面前，料將有越來越多的程序員為黨的網服務。

將「主權」延伸至網絡

中國共產黨的確有樂觀的理由：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國外巨頭如Facebook為進入中國市場不惜雙膝着地，俄羅斯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很有可能歡迎中國的互聯網治理模式。

為了給治理互聯網提供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也在積極構建話語體系。其核心是，將「主權」概念搬至網絡世界，並延續在線下世界中「主權高於人權」、「不干涉內政」的邏輯體系，將信息自由與隱私權等個人權利貶至次要位置。

在網絡主權的話語體系下，互聯網不過是又一塊領土，在這片疆域上，當權者是毋庸置疑的權威。表面上，這是在抵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互聯網中的霸權地位，是在維護國家安全，但其真正用意指向的是自身的霸權和安全。

一個諷刺的事實是，「互聯網主權」這個概念最初的含義是：互聯網應該擁有自己的主權，應該以自治的方式運行，免於政治權力的干預。這樣一塊嶄新的電子疆域，曾經寄託了很多人的烏托邦夢想，帶給人們真正改變政治運行方式的希望。但是很快，政治權力的手就伸了過來。

2014年11月在浙江烏鎮舉行的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銷網絡主權和網絡安全概念、試圖重構世界互聯網治理體系的重要場合。中方在會議上提出了九點倡議：促進網絡空間互聯互通、尊重各國網絡主權、共同維護網絡安全、聯合開展網絡反恐、推動網絡技術發展、大力發展互聯網經濟、廣泛傳播正能量、關愛青少年健康成長以及推動網絡空間共享共治。這九點倡議傳達出的核心意圖有二：一是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和接受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理方式，不要「指手畫腳」；二是強調互聯網相關的經濟、技術發展，但對於個人權利自由則予以限制——這與中共對人權的定義（將生存權和發展權置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之上）是一以貫之的。

雖然首屆「烏鎮峰會」最終並未達到中共預期的效果，沒能通過所謂「烏鎮宣言」。但第二屆「烏鎮峰會」即將再次舉行，這表明中共對重塑世界互聯網治理體系的願望並未減退。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確有樂觀的理由：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國外巨頭如Facebook為進入中國市場不惜雙膝着地，俄羅斯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很有可能歡迎中國的互聯網治理模式。

當然，斷言中國共產黨治網模式的成功依然為時過早，預測這一模式的全球擴散則更加遙遠。但如果尚顯孱弱的公民社會、技術階層無法對黨的新動作給出有力的回應，如果中國沒有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黨的網將會在可見的將來越織越牢。

（元缶，前中國媒體人，政治傳播學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