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謝作詩在其博文中就着低收入男性娶妻困難提出爭議性見解，他建議，貧窮男士可以幾個人合娶妻子，以解決男士的孤身困局。其言論引起極大迴響，婦解分子批評合娶建議以男性需要為中心，將女性視為滿足男性性慾、婚姻和生育需求的工具。說實在，這個複合的社會問題，當真能以單純的經濟學原則圓滿解決嗎？
據估計，及至2020年，中國的單身漢將達到3000至4000 萬人。單身漢，俗稱「光棍」，實在是古已有之。古時，中國的光棍多是低下階層的男子。在一個階級及性別極不平等的社會裏，不同階級男性之間的財富差異可以極大；同時，在性別不平等的環境下女性接受教育，就業及繼承遺產的權利均被制度剝奪，使得她們必須依賴婚姻而生存。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女性（及她們的家庭）都寧願嫁予富人作妾，也不願下嫁窮人為妻，最後造成了富人可以妻妾成群，但貧窮男性就要一世做光棍的局面。
今日中國社會的光棍問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後日益嚴重的階級不平等，以及農村與城市之間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富有男人以左擁右抱及消費女性作為炫耀財富及建構男性氣概的手段，貧窮男性則受制於傳統家族傳宗接代的責任，承受着沉重的成家立室壓力，但在一個日益市場化的婚姻競賽中，有經濟基礎的男性往往穩佔上風。追本溯源，光棍問題實是固有的父權思想的產物。傳統上，男性必須傳宗接代，這種思想造成重男輕女的觀念，而這觀念又使得人們求子若渴，而在一孩政策下，人民不惜使用性別選擇性墮胎及遺棄女嬰的手段以求生子，結果令中國的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
問題核心：階級及城鄉不平等、封建思想
弔詭的是，在男多女少的情況下，女性在婚姻市場的議價能力及選擇不斷提高。農民為了娶妻，需要外出打工以建造房子及應付龐大的婚禮開支。城市的低下階層男性必須依靠父母幫助才能籌措足夠資本娶妻。在當代中國，沒有房子及沒能力應付婚禮費用的男性着實是娶妻難。加上現今中國女性受教育及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日益增加， 當女性不一定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婚姻對很多女性而言就變得「寧缺勿濫」。
合娶只是將一群無力者的痛苦轉嫁於被他們更無力的人身上。
在這個社會背景下，以合娶解決低收入男性娶妻難的建議，不但迴避了問題的核心──中國日益加劇的階級及城鄉不平等，亦無視男性結婚壓力的來源，實是源自於傳統的封建思想。如果合娶的建議真的被付諸實行，可以想像，需要合娶的一定是缺乏經濟基礎的低下階層男性，而被合娶的女性必然是被他們更貧窮及缺乏自主的女性──例如中國偏遠地區的女性農村人口或是中國周邊貧窮國家的女性等。合娶只是將一群無力者的痛苦轉嫁於被他們更無力的人身上。每個人當然都有結婚的權利，但同時每個人亦應有選擇不結緍的權利。低收入男性娶妻難固然是一個階級問題，但合娶的建議卻假設了結婚是個人必須走的路，必然想做的選擇。它不但漠視了女性的自主，亦漠視了男性的選擇權。在性別較平等的社會，單身不見得會被視為一個必然的社會問題。
在性別較平等的社會，單身不見得會被視為一個必然的社會問題。
（蔡玉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这种多个士兵供养一个公主的形式和封建三妻四妾的形式有一点相像
如果用｢合贅｣來代換｢合娶｣，是不是能更實際反映男多女少的市場價值、也更不受限於性別的刻板印象？
設想一個一妻多夫的母系社會婚姻制度，數男同贅於一妻，是再自然合理不過了。
只可惜一胎化下的重男輕女，竟成了女權回歸、母系社會再現的導火線，好不諷刺。
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二十多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重男轻女的共同作用使得大量女婴被埋在了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