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思路，其實從未認真面對「議題」本身，而將人的不同處境、位置、結構和選擇化約成簡單的私人恩怨。只有「不跟你好了」的喜惡，沒有議題，幾乎就是《三十三年夢》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愛之即是、惡之即非，這樣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抒情性格，或許不該以世俗常理度之，但偏偏作家又多次自況「理性」。
此中張力，或許可從作家念茲在茲的胡蘭成找到淵源，那樣一個純主觀的、抒情與審美的、可以憑一己之好惡（如果不說是算計的話），無俚頭地將朱天心少作與李白並列。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朱天心終於在此書中質疑了胡爺的判斷一次：「我始終好奇他看到的是什麼？」（p.41）但也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作家接下來飄開思緒，只寫胡的判斷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不再去試着挑戰他。從那整套胡說的世界觀中打開一條裂隙的機緣一閃即逝，而這樣不考究實事因果而僅有直觀喜惡的思維，也就熔融整本書中，再難擺脫。如同黃錦樹五千字版書評〈藤壺與盟誓〉所言：「胡的辯術、世界觀終究會限制了朱家姐妹。以她們的資質，在小說上應該可以走得更遠。」
議題並不存在，於是這就讓我們困惑了，當作家說她「只肯站在文學立場」（p.148）的時候，她的文學主張、那個立場究竟是什麼呢？除了一處提及：「美學形式在文學藝術裏相較思維、意義⋯⋯是次一等的衡量價值標準⋯⋯要做到觸及或內有思維的，才是我以為了不起的作家。」（p.177）以外，我們看到的全是負面表列。但「內有思維」是什麼？能在貧瘠的思想中種植出來嗎？難道所謂的「文學立場」就是指「不寫不看不理解那些我不喜歡的政治」？（但喜歡的政治可以寫，那仍是「文學立場」？）
也許更大的問題是：台灣的文學評價系統出了什麼狀況，會失去鞭策一位重要作家砥礪思想和知識的能力，使其陸陸續續被寶愛她的讀者超車，焦急在前方等待而不得？
是的，我們怕讀朱天心，因為讀者若在其中尋找「議題」，只能如上節一般兩敗俱傷；而我們也愈來愈難在她的近作中找到「文學」的經營了。兩股她最割捨不下的、以及一股她最不願妥協的力量，把她逼近了死胡同裏：胡蘭成的精神影響、來自父系的身份認同；以及台灣勢頭難止的本土化運動。如若作家能將上述批判，全視為不值一哂的俗見，專心致志發展一種美學的話，那或也自有一番風景，但總是忍不住頻頻回顧，雖也是一種有情，卻也使作品僵滯不前。
《三十三年夢》的寫法，會令人直覺地想到《擊壤歌》（而非同題的《古都》）。那樣輒起輒止，不着意布局的形式，仰仗的就是作家思路上的輕靈，使讀者喜愛的是人格特質而非技術。但心眼已無少時柔軟，怨念更勝當年的作家，恐怕已難在這方面討得了好。因此，書中最好的篇章，幾乎都是中後段較短的幾篇，特別是那些不帶敵意的段落，比如寫黃錦樹、寫父親的亡故、寫張大春駱以軍同行的旅程、寫動保諸章。而最使人動容者，首推寫橘子貓之死的章節，無論是謝海盟磨毒果還是攜遺體重遊京都，都是能打動人心的細節。篇幅短，布局的凌亂就不致突出；不帶敵意，就能揚抒情之長而避思想之短。
整體而言，我們仍然難見此書有太大的文學突破。當作家的書寫緊貼記憶去寫，這也就意味着思想會很大程度決定此書的狀態；而在形式上的「野放」，也就使得文章寫起來僅有熟即而流的風格標記，少有文字上的突破。比如她的讀者必然幾乎可以仿製的朱式長句：除去標點並疊合多個短句、在某些短句後方添加「的」、「著」使之形容詞化、多用「我尤愛／我總愛／一眼就愛上」之類幼小的腔調，比如：「我們一身露手露腿的夏著，顧不得原先想到河心時背背赤壁賦的只忙把手帕掏出繫頸項，一路仍只賞那漁火而不忍看那鵜鶘，只盟盟專注到、重溫她前生的營生似的。」（p.237）就此而言，〈文學答客問〉中的「藤壺」說是誠實的，此書應當視為盤整，而非高峰。
「朱天心」作為一名作家、一個文化象徵，已經被擁護與批判陣營雙方的大量論述淹沒，以致本體凐杳難現。
最後，我想回到第一節被我擱置的問號：和解的可能？
雖然前兩節的討論，似乎有些不容情面，但對我而言，那是一個「清創」的過程。長久以來，「朱天心」作為一名作家、一個文化象徵，已經被擁護與批判陣營雙方的大量論述淹沒，以致本體凐杳難現。而在化開「誤解」，進而「理解」、「和解」之前，這樣的開敞，我想對我們這些總是怕讀卻又非讀不可的一路追讀者來說，是必要的。在這裏我想再岔出去，說一件與文本有點關係又有點無關的事：我在自己的臉書上做了個小實驗，將《三十三年夢》中全段抄引的「族盟」宣言貼上（p.346），隱去來源，僅將「中華民國」改為「我國」，並且詢問網友是否同意這段宣言。
由於臉書同溫層的效應，向來持本土派立場的我，引來的網友光譜也就貼近於此，基本上沒有一名網友是支持泛統派者，而且多為朱天心視為難解族類的年輕世代。其中超過六成同意、不到兩成部分同意（多為對用字之商榷），不同意者不到兩成。（調查可見： http://0rz.tw/fQQFD ）這個小小的調查可能沒有什麼代表性，但我希望能夠呈現的是一個訊號：我們彼此的差異，也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不可跨越。容或在知識上和思想上仍有落差，但這不是善與惡的鴻溝，而是理解與不理解的差別。雖然對於我這樣的讀者來說，看到連戰、謝大寧、張亞中這些名字在書中被正面評價時，確實必須勉力壓抑心中的怒火。
但我提醒自己，這本書並不只有這樣而已。它也對黃英哲、連根藤這樣的人正面評價了，它也提出了我們能夠接受的主張，從而有了和解的契機。如果真能回到切實的知識和思想裏來，理清那些歷史的糾結；如果作家能夠理解到，在比三十三年前更複雜的當代世界裏，「敢於對它（現實）有意見」，需要的不只是她認定的「誠實、正直、英勇」（p.436），還需要真正智識的視野，那和解絕非不可能的。這對作家、對讀者、對台灣的文學，會是多好的一件事。
只是，「那你看嗎？我毫無把握⋯⋯」
就算只有一點點的可能，仍是我們這些讀者想要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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