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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楚勇:政治作為可能的藝術在香港前景

我們顯然是愈來愈各走極端,對立面愈來愈難以收拾。政治也好,溫和也好,前景並不樂觀。該怎麼辦?


今年9月28日雨傘運動一週年,爭取真普選的示威者於金鐘集會。攝:盧翊銘/端傳媒
今年9月28日雨傘運動一週年,爭取真普選的示威者於金鐘集會。攝:盧翊銘/端傳媒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政治的前景,會否變得愈來愈各走極端,使北京/建制和反對派的對立,變得難以收拾?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覺得如果我們花些時間想想政治在理念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將會有助我們更好地把握好這個問題的關鍵,然後提出一些有參考價值的回應。

人類社群之所以會出現政治的行為,我認為是和以下三個條件分不開的。第一,一班因為不同原因(例如選擇、歷史偶然、出生、甚至是非自願)走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個集體,這個集體擁有一定的共同規則或習慣,但其中一些部分又存在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見和利益等等。

第二,這個群體不時需要訴諸一個決策權威,為群體作出集體和有約束力的決定,並將之付諸實行。

第三,就上述第二項相關的活動和行為而言,群體的成員有理由相信那是人力所能及的。這也就是說,這些活動和行為說到底是可以和宗教信仰和自然規律區分出來的。

人類如果缺少了以上三個條件的任何一項,便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行為。例如在孤島上獨居的魯賓遜、一個完全沒有不同意見的社群、缺乏決策權威的群體,以及大家認定某些決定是命定而非人定的,這些情況都不會產生政治。

為什麼說「政治是可能的藝術」呢?這除了是說政治所處理的,乃是大家認為是人力所能及的這一點之外,也代表了在一個存在意見分歧的社群作出集體和有約束力的決定,是一門和而不同的藝術,做得不好既會失去了「可能」,也難保會丟失了「政治」。因此,當政治退場時,往往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或內戰。當政治權威在上述的人類社群確立不起來時,在政治哲學上我們稱之為「自然狀態」,當中是弱肉強食,人經常生存於恐懼之中。

各走極端是放棄政治

人是會各走極端的。但如果人還得要合群生活,群體中又總有分歧矛盾和要作出具約束性的決定,假若很多人都各走極端,推到最後便是放棄政治。我這種對政治的理解,本質上可以說是溫和的,如果溫和的意思是要在人類社群中避免各走極端的話。

避免各走極端,就不能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視不同意見者為糟粕。這對在位者和在野者同樣適用。在一個存有分歧的群體作出集體和有約束力決定的政治權威,除了必須公正地對待不同的意見外,也得視在群體中的異議者是享有同等權利和應受到尊重的持份者。同樣道理,在野的異議者並不是要搞革命,而是在尊重共同的體制程序規則下據理力爭,尋求變革。

香港政治發展到了今天,「可能的藝術」變得愈縮愈窄。北京把香港的普選安排說成為與國家安全攸關的問題。激進本土派如果不是主張香港獨立,也是鼓吹和中國大陸切割。這些都是把政治推向邊緣化的論述。退一步而言,對特區行政機關進行全面不合作的運動,以及把反對派視作為潛在敵人,連踏足大陸的權利都要褫奪,那就是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視異議者為糟粕。同樣道理,要尊重共同的體制規則,在野在朝者都得共同遵守《基本法》,而不是把基本法作為鬥爭的工具。因此,去年政改第二部曲的人大常委會「8.31」決議,以及佔中運動在商討後經篩選提出的公民提名的方案,是弱化了我們對共同規則的尊重,因為前者差不多等同人大在五部曲的第二部已作了決定,把社會上提出的溫和方案都摒諸門外,後者則是衝着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而來,面對分歧堅持寸步不讓。

承認對方的政治位置

現在回過頭來看文首的提問,我們顯然是愈來愈各走極端,對立面愈來愈難以收拾。政治也好,溫和也好,前景並不樂觀。

該怎麼辦?

對這個問題,一些有心人在努力找尋出路。不才如我者,認為有兩點是很確定的。第一,如果我們繼續把政治推往不可能,其後果是災難性的。第二,北京以及特區政府與反對派之間必須承認,對方在今天香港這個共同體中都佔有不能被取代的政治位置,因此大家都有需要發展和尊重相關的共同規範,這樣才能擴展政治這可能藝術的空間。能否把握住這兩點,將決定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未來。

(張楚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電視和電台政論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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