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楚勇：政治作为可能的艺术在香港前景

政改方案被否决后，香港政治的前景，会否变得愈来愈各走极端，使北京／建制和反对派的对立，变得难以收拾？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如果我们花些时间想想政治在理念上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将会有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好这个问题的关键，然后提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回应。

人类社群之所以会出现政治的行为，我认为是和以下三个条件分不开的。第一，一班因为不同原因（例如选择、历史偶然、出生、甚至是非自愿）走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拥有一定的共同规则或习惯，但其中一些部分又存在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见和利益等等。

第二，这个群体不时需要诉诸一个决策权威，为群体作出集体和有约束力的决定，并将之付诸实行。

第三，就上述第二项相关的活动和行为而言，群体的成员有理由相信那是人力所能及的。这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和行为说到底是可以和宗教信仰和自然规律区分出来的。

人类如果缺少了以上三个条件的任何一项，便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行为。例如在孤岛上独居的鲁宾逊、一个完全没有不同意见的社群、缺乏决策权威的群体，以及大家认定某些决定是命定而非人定的，这些情况都不会产生政治。

为什么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呢？这除了是说政治所处理的，乃是大家认为是人力所能及的这一点之外，也代表了在一个存在意见分歧的社群作出集体和有约束力的决定，是一门和而不同的艺术，做得不好既会失去了“可能”，也难保会丢失了“政治”。因此，当政治退场时，往往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内战。当政治权威在上述的人类社群确立不起来时，在政治哲学上我们称之为“自然状态”，当中是弱肉强食，人经常生存于恐惧之中。

各走极端是放弃政治

人是会各走极端的。但如果人还得要合群生活，群体中又总有分歧矛盾和要作出具约束性的决定，假若很多人都各走极端，推到最后便是放弃政治。我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本质上可以说是温和的，如果温和的意思是要在人类社群中避免各走极端的话。

避免各走极端，就不能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视不同意见者为糟粕。这对在位者和在野者同样适用。在一个存有分歧的群体作出集体和有约束力决定的政治权威，除了必须公正地对待不同的意见外，也得视在群体中的异议者是享有同等权利和应受到尊重的持份者。同样道理，在野的异议者并不是要搞革命，而是在尊重共同的体制程序规则下据理力争，寻求变革。

香港政治发展到了今天，“可能的艺术”变得愈缩愈窄。北京把香港的普选安排说成为与国家安全攸关的问题。激进本土派如果不是主张香港独立，也是鼓吹和中国大陆切割。这些都是把政治推向边缘化的论述。退一步而言，对特区行政机关进行全面不合作的运动，以及把反对派视作为潜在敌人，连踏足大陆的权利都要褫夺，那就是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视异议者为糟粕。同样道理，要尊重共同的体制规则，在野在朝者都得共同遵守《基本法》，而不是把基本法作为斗争的工具。因此，去年政改第二部曲的人大常委会“8．31”决议，以及占中运动在商讨后经筛选提出的公民提名的方案，是弱化了我们对共同规则的尊重，因为前者差不多等同人大在五部曲的第二部已作了决定，把社会上提出的温和方案都摒诸门外，后者则是冲着基本法规定的提名委员会而来，面对分歧坚持寸步不让。

承认对方的政治位置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首的提问，我们显然是愈来愈各走极端，对立面愈来愈难以收拾。政治也好，温和也好，前景并不乐观。

该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一些有心人在努力找寻出路。不才如我者，认为有两点是很确定的。第一，如果我们继续把政治推往不可能，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二，北京以及特区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必须承认，对方在今天香港这个共同体中都占有不能被取代的政治位置，因此大家都有需要发展和尊重相关的共同规范，这样才能扩展政治这可能艺术的空间。能否把握住这两点，将决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未来。

（张楚勇，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电视和电台政论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