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格物致知

劉紹麟:從「香港本土」到「香港本位」

「香港本位」思考者,不會再以香港為踏腳石、為手段、為附庸,而是以香港本身作為目標。然而,即使同為香港本位,也存在着何謂對香港好的不同理解。


位於金鐘的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攝 : Anthony Wallace/AFP
位於金鐘的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攝 : Anthony Wallace/AFP

「本位意識」、「香港本土」等問題,是近十多年社運的關鍵概念。檢討這十多年來的社運,應從檢討這概念開始。筆者認為應以「香港本位」取代「香港本土」,以開拓香港社會內部諒解與對話的空間。「香港本位」的想法還是初步,且篇幅有限,現只提出框架,還有不少未說清、太簡化之處,容後再深化。

先來個思想實驗。

A君熱愛香港,但認為講武力香港無論如何不是大陸對手,勉強硬來只會輸得更慘,香港只有談判一途,他是出賣香港嗎?

B君熱愛香港,但因為這邊生活水平高,於是到內地買樓養老,他是不愛香港嗎?

C君熱愛香港,但認為即使把內地看成敵人,也需要加強對其認識,所以鼓勵人多看現在中國變成怎樣,他是否搞國民教育洗腦?

D君五歲時從內地來港,現行年廿八,視香港為家,但仍懷念內地家鄉、珍惜與內地親人的關係。他是根正苗紅香港人嗎?

E夫婦自覺愛香港,女的認為愛香港最好的行動,就是幫助新手父母們教好小朋友,由家庭基建開始;男的認為寫香港史、寫書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就是切切實實建設香港。這是維穩家庭嗎?

上述都真實人物,部分是筆者直接認識的,E夫婦就是我家。在今天的香港,特別是大半年前的緊張氣氛下,這些人也有可能被質疑「不愛香港」甚至「出賣香港」的。以筆者為例,我的看法是與內地硬碰的話香港必吃大虧,思考長線建設才是自救之道。我這樣的立場、我這個人,恐怕已被一些人視為叛徒、維穩。我被打成什麼無足掛齒,問題是在這裏七百多萬人中,還會有多少萬人被視為叛徒?這樣的處理是使香港更凝聚還是更分裂?更有利建設香港還是更不利?

就着這個問題,筆者想起1980年代政壇教父鍾士元。在香港前途問題初提上議程時,社會大抵都不希望被中國「收返」,一位反對「收返」的代表人物,便是時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他要求英國不要將香港交回大陸,甚至英國派來前首相當說客,也被他駁得灰頭土臉,拂袖而去。因着這個立場,他亦惹來中國政府不滿,鄧小平直指他為「殖民地孤臣孽子」。另一邊廂,鍾又推動成立現在的科技大學,期望培訓科技人材,支持更高階的工業化。如果事情停在這裏,今天本土傾向較強的朋友應會視鍾為英雄,但之後的發展是,他回歸前接受內地邀請,在炮聲隆隆的後過渡期參與內地的「另起爐灶」。

民主黨在部分人眼中的評價也經歷類似轉變。在爭取八八直選、參與九一直選的路上,一直在民主運動最前線。大轉折是2010年到中聯辦會談,並支持2012年的政改方案,之後便被不少人視為出賣香港。另一個例子是馮儉基,後過渡期中英鬧翻,馮儉基認為要對中國內地「又傾又砌」,願意參與「另起爐灶」,其他泛民不這樣看,這段期間他直被視為民主派叛徒。再另一個例子是田北俊,一路走來是建制派,參與反對彭定康政改及支持2012年的政改(如果認為這些是「罪行」的話),但近來對特首的不滿溢於言表,於是又成為被追捧對像。

對內地越罵得兇,就是夠本土?

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香港政治文化的一個有趣局面:本土與否,不是看你為香港社會做過什麼,而是看對內地的立場,對內地越罵得兇,就是夠本土;一旦展示妥協,或嘗試理解內地的情況,或是提出暫將注意力放在內部建設,也可能被視為不愛香港、服從了維穩策略。此正是筆者之前談過,在現在的氣氛下,「本土」是由「非大陸」來界定。

這種心態如何產生,非本文要處理,但這種對本土的理解是影響深遠的。本土與否,從提問開始已是難以界定,而且是一條隨着內地論述而游移的界線,誰才本土是非常「海鮮價」的事。而更大的問題是,「誰才本土」的辯論是一種排他性(exclusive)的思考模式,並非尋找社會上的最大公因數,嘗試建立一個跨越不同世代、不同界別也能接受的香港身份。

筆者認為應以「香港本位」作切入,要問的是「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香港本位的人很多,但對於如何與中國相處,以至對香港社會應往哪裏走,就有不同看法,但即使看法不同,他們也是在香港本位的大傘之下,提出自己對香港好的看法。

可先看「中國本位」是什麼。孫中山先生便是典型中國本位人物,他曾在港求學生活,亦明言在香港的經歷促成他思想形成,香港在他而言是影響內地的基地、活動中途站,吸收西方資訊的寶庫,但中國才是他心之所繫,投注畢生精力的家鄉。又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便是一個回應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的事件,屬中國本位事件。中國本位思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然存在,例如戰後在港開設具左派背景的達德學院,便是以支援中共建政而設;即如新亞書院,初期的理念仍是以大中華為念。錢穆在《新亞遺鐸》就曾透露,重點是重建中國文化,辦新亞初期曾認為書院在香港與台灣沒大分別。在這種思考構式之下,香港是過渡,是中途站,香港本身不是目標,中國才最重要。

「香港本位」思考者,不會再以香港為踏腳石、為手段、為附庸,而是以香港本身作為目標。香港本位思考模式如何產生,不在此以交代,跳到結論就是說,到鍾士元這一代華人領袖,已是很清楚的香港本位。他初期認為中國收回主權不是香港的利益,但當收回已成不可逆轉,他期望進入建制,嘗試帶來好影響。司徒華早年的中國情懷很重,然而經歷香港社會的本土化,到1970年代以後,雖然中國情懷不減,但他也出現明顯的香港本位傾向。至於八十後社運動、今天的本土派,其香港本位立場就更不用說了。

尋找對話與合一的基礎

然而,即使同為香港本位,也存在着何謂對香港好的不同理解。有人認為不能對內地恭順,一步不讓;有人認為香港一定鬥不過大陸,只能與她和平共處;有人視內地如同陌路,有人視之為親戚;有人認為可利用內地解決香港的問題,策略性地與之合作才是香港的利益,有人認為一滴水也不應向大陸買。對內方面,有人認為應鼓勵生產、經濟建設先行,有人認為照顧有需要人士更為重要。人總是不同的,這再正常不過,但在「香港本位」這個大傘下,看着對方雖然不同,但都是帶着對香港好的共同願望,應有對話基礎。

對話談什麼?就是具體地探討一連串根本大政。例如說,要與中國越遠越好,那請問怎樣解決香港的各種生存問題?要接近中國以爭取好處,那便要回答怎樣處理各種負面影響?有人認為要搞大有為政府,那麼如何處理政府失效的問題?有人認為要自由市場,那麼市場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又如何處理?甚至如思考香港人應有何質素、文化政策往哪裏走,這些都是亟需探討,而很長時間放下了沒有細想的。香港現最需要的,是各個階層、不同界別、不同世代,就着這類根本大政來個全民大討論,而對話的基礎,就是大家都香港本位。

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雖說香港本位,但仍需有中國視野,因中國是個巨大而真實的存在,必須思考一種能與之和平共存,又互惠互利的方案。合理的處理方法,是與內地共同探索雙方利益重疊之處,及互助互補的空間。筆者不擔心香港本位的提法會引起港獨什麼的聯想,因為上海人也是上海本位,深圳人也是深圳本位的。

希望香港好的人應該有不少,如果這些人總在窩裏鬥,天天爭論誰才是根正苗紅香港人,這只會產生一個父子也溝通不來、同枱吃飯的朋友也溝通不來的世界。與其你一句左膠我一句港獨的終日吵鬧,不如探討在現實限制及機遇下,有什麼可行方案建設香港。少談「主義」,多談「問題」,在「香港本位」的基礎上,開出對話與合一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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