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調查（上）︰揭Airbnb香港「集團式」經營 月賺19萬

「歡迎回來，向世界各地的當地房東預定獨一無二的房源。」打開短租網站Airbnb的首頁，跳入眼中的是這句口號。

現今出行外地，愈來愈多人不住酒店，選擇透過Airbnb訂房。這個網站被《經濟學人》評為「共享經濟」經典企業，透過網絡配對出租閒置房源的房東與房客，讓遊客住進旅遊目的地本地人的「家」。

據Airbnb於今年9月4日發布的《夏季指標報告》顯示，剛過去的5月至8月，超過1700萬人在150個國家通過該平台訂房。不過熱潮背後，Airbnb也在全球遭遇爭議。除了安全、衛生等問題外，人們更擔心這網站成為非法經營賓館最便捷的工具。

端傳媒記者調查Airbnb在香港的生態發現，許多房源確實不是市民的住家。

不交稅，不拿牌，好過打工

登入Airbnb網站，輸入香港為目的地後，即時彈出一個香港地圖。當中房源最密集的，是位於港島的灣仔區，由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至快活谷跑馬場的七、八條街內，有逾300個房源。

記者查看上百個房源後，發現有22間分別位於灣仔、銅鑼灣、上環、佐敦及旺角的客房，儘管有3名房東管理，但關於這些房間的簡介、使用規則，全部一模一樣。

不過在Airbnb平台上，要了解房東的聯繫方式並不容易。Airbnb規定，租客在未繳費訂房前，不會取得房屋的完整地址及房東聯絡電話。端傳媒記者於是向3名房東分別訂了5個位於灣仔及佐敦的房屋，預定後，房東的電話號碼即時顯示在網站上，同為 5985-XXXX。

確認訂房後，記者收到3名房東的電郵，約記者分別在灣仔街市、灣仔一商場大門及佐敦一酒店門外等候，而非租住單位的大廈樓下。而每次入住時，現身與記者接洽的都是不同的人。接頭人領記者走半條街，才到入住單位前，整個過程十分轉折。

隨後，記者向其中一名自稱姓馮、今年65歲的接頭人求證是否連鎖式經營，馮先生一開始表現驚訝，死口否認，但隨後得知記者手頭的證據，於是不得不承認。

馮先生自言是退休人士，與太太、兒子、媳婦及女兒，共同在Airbnb線上平台及線下實體地管理22個出租單位。

「我有個朋友是在上環做地產經紀的，未有Airbnb之前，主要是租一些單位回來，再暗地長期租約形式，放租出去，賺取中間差價。6年多前，Airbnb剛出現，我朋友見到有網上平台，便放上去改做日租、短租，發現日租的收入，比月租更多，有利可圖。」馮先生透露，他和家人於是有樣學樣，透過更多地產經紀，專門找位於市區的舊樓，以一年生約一年死約的長租方式，租下單位，然後透過Airbnb出租。

馮先生又承認，他經營這些房源並沒有取得賓館牌照。根據《旅館業條例》規定，住宿出租期少於28日便須領牌，否則違法。

非法經營，當然也沒有交稅，問馮先生每月收入，他尷尬透露一個單位每月能為他帶來約9千元的淨收入；以他管理22個單位計算，每月淨收入可達19萬5千8百元。「不過偶然都有淡季，租出日子較少，但拉上補下，每月可賺到十多萬，只不過比打份工好。」

馮先生承認正在做違法行為，但看在利益當前，不惜鋌而走險，實行做得一天得一天，等到被政府打擊才會停手不幹。

是溫馨的家，還是商業賓館？

Airbnb發源於美國三藩市，在2012年1月正式進軍香港，開設辦公室。當時在香港僅僅提供700個房源，現在已增至約4000個。現在，也有愈來愈多香港人出外旅遊時透過Airbnb訂房。

56歲的香港市民劉雅麗，今年4月去美國三藩市探望在當地工作的女兒時，她女兒就是透過Airbnb為她租用了一個約600呎的獨立單位。她形容房子有2層，她夫婦二人住在地下，房東住在樓上。

劉雅麗這一次入住Airbnb的房源令她讚不絕口：「因為屋裏有設備齊全的廚房，很有家的感覺，那是住酒店不會做的。我真實地了解到女兒就是如此生活的。」

回到香港後，劉雅麗與丈夫以2400萬購入紅磡都會軒3個單位，打算與丈夫同住一個單位，另外2個單位留給2名子女回港時各住一間，但因女兒在美國、兒子在澳洲，多出來的單位又未找到長期租戶，劉雅麗於是試着透過Airbnb出租一個閒置的單位。
直至9月中，她以每晚1200元，先後把房子出租了4次，共收了5萬5千多元房租，她分享道︰「坦白說，賺到的錢並不多，我為了令客人住得開心，曾特地為一對內地夫婦住客買嬰兒椅及洗澡盤，又為美國住客租用WiFi蛋，都沒額外收他們錢。賺到他們對香港的好感，我已好開心。」

劉雅麗的嘗試符合共享經濟的理念，不過記者發現，在香港的Airbnb 房源中，大部分並非自家的「閒置房間」，更多的是和馮先生一樣，「共享」為名，「集團式」經營無牌賓館為實。

端傳媒記者又在大量Airbnb房源中，找到在黃金週期間特別受內地客歡迎的，同時管理最少9間房屋的房東Mi，在記者多番游說下，她終於願意在不出鏡及化名下，透露經營這門生意的始末。

今年32歲的Mi表示，去年在泰國旅行時，認識了同樣喜歡周遊列國，同樣來自香港的3名30歲出頭的男生。年齡相若的4個80後，在異鄉旅途上，暢談旅遊經歷，一直聊到台灣民宿。

當時已經營婚禮統籌業務4年多的Mi，專門安排香港情侶到台灣、日本、韓國及峇里島等地，拍攝婚紗照及舉行婚禮，期間一般入住當地民宿。

Mi與3男分享在台灣住民宿的經驗，大讚當地房東用富有「人情味」的包裝，吸引大量客人，於是埋下在香港經營類似旅館的想法。

3名港男透露他們於大圍合資經營地產代理公司，在大圍下徑口村，擁有3個自置物業，每個以320萬買入，一直以半年或1年的長期租約，出租予來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在Mi的游說下，決定改裝成主題旅館出租。

3名男生當中，一人在2012年去澳洲工作假期時，已透過Airbnb入住當地人的住所，加上Mi及其拍檔都認為現今去旅行的年輕人，都喜歡獨特的體驗，在Airbnb上的房間，每間各有特色，正符合年輕人的口味，故相信可以Airbnb作為宣傳渠道及出租平台。

Mi期後拉來多一個女生加入，再聘請一名20多歲的女生，負責雜務。

2015年6月，3間位於大圍的房按照公主風、美國風及男人浪漫風完成裝修，由任職攝影師的拍檔拍照上傳到Airbnb，然後由Mi全權管理Airbnb的房東帳戶，解答客人的查詢及處理訂房，當有客人入住時，6人便各自分工，安排接送客人、處理住宿期間需要及打掃房屋。

這些房源全部假裝成為具香港人特色的住所，宣傳時特別加上一句配合Airbnb的主題 ———「請尊重它並對待它如你的家」。

共享經濟，用人情味包裝商業？

在Mi看來，Airbnb打着的共享經濟旗號，只是一種「美好的」品牌推廣策略。「就像有些台灣民宿，會養一隻貓、一隻狗，天天上載動物相片，並加插一句「你快些來探我們吧」，其實就是用人情味去包裝。我有時也會（在Airbnb）寫一段簡介，說房東經常周圍飛，請租客幫忙照顧那間屋，就是在用分享閒置資源的概念去推銷，那間屋長期爆滿，最重要是客人受落。」

Mi不諱言打算擴充營業，目標是打造20間旅館出租，與經營22間出租房馮先生一樣，同靠Airbnb走上賺錢之路。

Mi坦白地說，「現時的入住率有8至9成，收支平衡，黃金週幾乎爆滿，我們一直在擴充。地產仔在行內識很多人，能以低價買入單位，現在大圍有5套房，旺角花園街一帶有4套房，2套是唐樓，2套是私人樓，每套500多呎，各以約500萬元買入，我們的目標是開20間。」

Airbnb成立的初衷是「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最簡單有效的途徑，讓他們可以利用閒置空間賺錢」，但落地香港，被馮先生一類的退休人士，看成是養活全家的收租生意，亦被Mi一類的青年視作創業平台，善用閒置資源的概念似乎逐漸變味。

就Airbnb在香港的經營趨勢，端傳媒向該公司提出採訪要求，惟終被拒絕，理由是“ we think that Hong Kong is a sensitive topic because of the legal situation（我們認為基於法律情況，在香港是一個敏感題目）”。

根據查冊資料，Airbnb於2012年1月20日在香港成立公司，租用金鐘和記大廈內一個單位，該公司於2014年4月29日已休止活動，記者前往上址查看，發現該單位已改由一間律師事務所承租，而Airbnb方面亦不願透露其現今香港辨公室的地址，可見Airbnb在香港行事低調。

業主、商人同聲討，政府擬規管

記者翻查資料顯示，馮先生22間出租單位，分別由不同人持有，全部沒有租約紀錄。記者隨後找到其中2個位於灣仔的單位業主羅小姐及何先生，他們異口同聲表示，不知道租出的單位被再次轉租，表示十分憤怒，會要求租客盡快遷出。

在灣仔單位業主何先生回憶一年多前透過地產代理把單位出租，他記得是租給一名年約30多歲，自稱是銷售員的女租客。記者告訴何先生其物業被租上租，何先生立即聯絡租客，「個租客堅稱在該單位短期暫住者的，是她的朋友，住一會便走。」香港旅舍業商會主席連思杰直接批評︰「Airbnb是無牌賓館的進化版。」

他指出，以前的無牌賓館，主要是家庭式經營，由經營者租用或自置物業，然後出租給日租的旅客，通常即場以現金交易，當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處派員「放蛇」打擊時，還可即場以鈔票作為物證，提高成功檢控機會。

「但現時這些無牌賓館在Airbnb租屋，透過網絡繳費，缺乏現金交易物證下，打擊過程有難度，按現時法例，要檢控他們，就得靠人證如住客，及物證如房租收據，但客人走了很難找回來。」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說。

為打擊這類無牌旅館，香港牌照處於2013年成立專責小隊，收集互聯網上的無牌旅館資料，夠證據便採取檢控。不過，在未能取得人證物證下，檢控成功率很低。

牌照處在2013年至2015年7月底，共作出逾3萬次執法行動，惟當中被檢控的只有391宗，被定罪的只有377宗，當中被判監的只有24宗。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現時違反《旅館業條例》者最高罰款20萬元及監禁2年，不過往往法庭只會輕判罰款幾千元，未能收到阻嚇作用。

姚思榮透露，政府最快於明年修改《旅館業條例》，把「環境證供」納入容許引用環境證據檢控無牌旅館，「在網上賣廣告，或在住所內提供賓館用品如大量毛巾、牙刷等，都可納為檢控證據。在收緊規管後，Airbnb在香港就沒機會的了。」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中文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徐家健亦同意要立法監管，不過要從消費者及資源分配的概念，彈性處理Airbnb一類的共享企業，「為了節省成本，扮作是共享經濟模式，而走法律罅不領取牌照的集團式旅館，應被規管﹔但若然是每個月只出租幾天，規模較小的，規管上可不用那麼嚴格。」他提議以出租日數，去介定所需接受的規管程度。

聽到政府即將收緊法例，面臨被檢控，Mi仍表示沒打算領牌，她嘲笑地說:「Airbnb入面有幾萬個房東，你能抓幾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