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梁振英重提「適度有為」以後，代表香港商界的自由黨主席、立法會議員鍾國斌旋即警告政府不要越界。
另一邊廂，代表香港中資企業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博士，對梁振英「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治港理念「十分認同」。
而自詡為「愛國愛港工商社團」的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則於9月16日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酒會，會長張學修致辭時公開表示「堅持適度有為的施政方針，依然對香港的明天充滿信心」。
從本地華資對梁振英的抗拒，與中資截然相反的取態，梁振英所說的「適度有為」，背後存在利益者的博弈。
積極不干預的傾斜
梁振英8月25日投稿多份報章，撰文強調：「港英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有傾斜性，助長英資特權。」
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講師、政治地理學者李家翹看來，這樣的傾斜性其實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唯一變的，是政府打交道的是哪一班商人，說白一點，就是中資越來越多。回歸前後英資慢慢撤退，取而代之的華資現在也逐漸讓位給了中資。」
「但其實，要拋棄『積極不干預』的，梁振英並非第一人。比如第一任特首董建華，雖然沒有提出一個鮮明的主張，但他也很積極地嘗試介入經濟，『八萬五』就是個好例子。」李家翹說。所謂「八萬五」，就是「八萬五建屋計劃」的簡稱，1997年董建華上任後推出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即提出，要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至今被評為董建華時代積極干預樓市的政府動作。
在李家翹看來，香港政府管治思維的轉變與大環境密切相關：「97回歸後，香港所處的大環境變了，殖民時代過去，殖民政府那種謹小慎微的管治哲學是否也要一併擯棄？所以梁振英提出『適度有為』並非突然，放在更廣闊的時間上來看，回歸後的香港政府要在新時代扮演新角色，就都會遇到這種掙扎。」
李家翹強調的「掙扎」，是商家之間的利益結構重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是本地華資的代表。97回歸，正正見證了前殖民地宗主英國的資本勢力，紛紛離場，而本地華人的資本興起，接管香港的管治。
不過香港的經濟在SARS肆虐的2003年，走到了低谷。之後自由行開放，香港亦與中央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門一開，中資大量進駐香港，漸漸取代華資之勢。
「董建華之後是曾蔭權，他其實都想做些事，例如十大基建，以此拉高GDP，提高就業。但比起董建華那樣明顯的指向性，曾蔭權的『小政府、大市場』，算是返回以前比較自由放任的市場模式」。而到了獲董建華支持的梁振英上任後，中資取代華資的趨勢又再現形。 截至2015年9月，恒指成份股中，中資股票佔52％，而香港普通股佔48％。
而早前，中國大陸一家智庫發表一篇名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批評長和集團撤走中國資產，屬過橋抽板之舉。
地緣政治中 世界格局裏
從英資到華資再到中資，勾勒出的是香港所處的地緣政治的動態樣貌。李家翹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本身，與其說是一套經過精挑細選的理財哲學，不如說同是地緣政治的產物。
「政府如果沒有錢，想介入也介入不了。」二戰前後的港府正是如此，港英政府入不敷出，唯有放任市場自生自滅，可以不做就不做。到了70年代經濟起飛，港府接連推出了6年免費教育、公屋、公共援助（綜援前身）以及居屋。雖然1971-1981年任財政司的夏鼎基提出了著名的「積極不干預」來總結之前的財政政策，但當時的港英政府，也確實在「有為」地施政。
李家翹代入當年港英政府的角色，說：「要保住香港，就不要挑動北京的神經，最好的辦法就是限制介入市場的野心，政府也相應縮到最小，接近隱形。這是去政治化的手段，將所有問題統統交給市場去承擔，便是港英政府的明哲保身之道。」
在李家翹看來，港英政府的碌碌無為，其實是世故審慎的策略。
但在中英分屬兩個陣營的格局之外，還有更大的世界經濟脈動。當中在資本主義批判者的眼中，自由市場經常被批判成財富聚攏的原因，亦會引發週期性經濟危機。2008年幾乎襲捲全球的金融海嘯，被認為是又一次例證。李家翹觀察，全球的政經活動，都在「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這兩端來回擺動。
「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流行了差不多30年，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問題叢生，全世界政府都在反思如何走下去。鐘擺到了自由那段的極限，就向着干預這邊開始擺回。香港也自然受到全球經濟起伏的影響。」李家翹分析，這一影響會體現在民眾的投票取態以及政府的施政邏輯中。
在此時此刻梁振英強調「適度有為」，被猜測與競選連任有關。「梁振英現在要推廣他的『適度有為』理念，很可能會成為他競逐連任時的政綱。」鍾國斌早前對端傳媒記者說。
李家翹則認為，「梁的任期還有兩年，最後一年還要打選戰，沒人相信他能多『有為』。但做不做到是一回事，擺不擺姿態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