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近日訪問日本，由於台灣國內政情焦點鎖定在國民黨「換柱」大戲，加上民進黨刻意低調，未能引起相應的關注。而訪問團一行中，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先生更是低調，一改執政時期媒體策略，更顯深沉。然而，國家大事，公民問責，邱先生日前的一篇文章〈現階段，日本的中國對策芻議〉（風傳媒轉載），正可提供關心民進黨此行，乃至台、日、中三國日後互動新格局的讀者，一些蛛絲馬跡，一窺民進黨核心團隊的戰略思維。
我們激賞邱先生對「中國民主化」的態度，但必須嚴肅指出：邱先生這篇對於日本相關人士所發的訴求，未能相應地理解日本在上個月甫確定的新安保架構，且文中主要訴求在於中國民主化，卻對中國當前國勢了解不足，致使其立論過於一廂情願。
首先就日本安保方針而言，簡而言之：日本，不過是想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而已，為何鄰國總不願意去相應地了解？而總在「是否軍國主義會復活？」這一類假問題、而且是「中國式的假問題」上，大作文章。對於自詡為親日、且正在訪日的台灣政界人士，何以仍無謂地提出這樣流俗的話題，而又卻不予以公正地評論？
暫且不論日本的「對立國」中國，在軍事是怎樣地擴張，在民間是充斥着何等高漲、危險的民族主義，日本有着比一般民主國家更嚴格的動用武力限制，更反戰的社會意識，「軍國主義誕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身為對日本有着漁權衝突（或所謂「主權」爭議）的台灣，近數十年來哪一次海上爭議事件可以看到日本有一絲軍國主義的傾向？反而在幾乎所有的國際場合，都可見到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打壓手段，比諸歷史上的軍國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邱先生卻從此大談經濟，對日本「修憲」、「憲法詮釋」、「武器對衝突地區出口」等原則指指點點，我們認為這完全沒必要，且將原本可以清晰呈現日本新安保架構中，與台灣、台海、西太平洋等「周邊勢態」的思考與對話，弄混弄擰，無助於進一步理解。
「二戰」是個陰影，若要深切地反省「二戰」的因果始末，而沒有看到「原物料的恐懼與爭奪」，則根本談不上理解，尤其是對於日本與其「海上生命線」這項議題。
雷同且可惜的是，不只對日本，邱先生對中國的戰略布局，同樣是原物料的爭奪，也沒有相應理解（還是故意省略？）。邱文中言：「中國不論是經濟轉型的需要，或是成為國際間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需要，都必須進行第三波的民主化工程。」但這項工程，有存在在中國政治近期的時程之內嗎？我們認為，絕對沒有。
如果「一帶一路」、「亞投行」的提案，仍然不能證明中國未來的戰略布局，那麼已經實現的印度洋基地、在非洲礦藏、農產、港口、鐵公路等原物料與基礎建設的攫取、對中美洲地峽的覬覦、中國領導人三年三次訪問拉丁美洲國家，極速擴張雙邊貿易，每一個已經發生、正在進行的事證，都足可說明中國早已將全球原物料的布局視為主戰略，附帶解決國內經濟增壓過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向南經印度洋到非洲，且由路上中亞內陸國際合作加以輔助的軸線，才是中國當前發展的「重中之重」，至於亞太地區，只要美日政治、軍事力量不西進，也就這麼僵着。台灣在亞太大國相互凍結以取「均勢」的格局之下，國際空間「不進，則必退」，這才是台灣的危機與亟待突破之處。
台灣政論在思考國際戰絡向有盲點：「以為自己仍是大國」、「以善良願望取代嚴酷分析」。如果能認清形勢：中國政局目前的重點，不是「政治民主」，而是「強勢維穩」；不是「東海取勝」，而是「全球爭先」。那麼就不會在國際交往上，把台灣的角色看得那麼重要（以為自己還是一個「咖」），而提出「希望你們幫助他們民主」這樣不適格的願望，反而可以「就算計談算計」，回到外交的本質。中國外交來自「擴張的算計」，排山倒海；但日本的外交乃為「存活的算計」，更為深切，這裏才是台日合作的切入點。
對中國在國際的布局以及國家戰略的分析，未置一論，邱先生反而把「中國民主化的引擎安置在中國內部經濟局勢的改變，認為中國經濟勢必轉型，且不出三個方向，且這三個方向都與民主化高度相關：「改變投資標的，需要監督，與民主相關」、「擴大內需，社會權意識上升，需要民主化」、「技術轉型，涉及智財權，必須民主法治社會」。我們認為，即便邱先生前文提到經濟與民主發展不一定同步，但「經濟繁榮與民主化必然相關」仍是這一篇立論的根本預設。問題是，在歷史上已有台灣、新加坡與拉美各國經驗，以國家為發展單元的經濟體可以做到「既獨裁又繁榮」，既然如此，中國何以必須民主？
「協助中國民主化」是台灣最急迫的外交工作？
殊不見中國輿論仍稱充斥着「一切維穩，搞經濟！」（台灣也是，悲乎！）而現在，又有歐美當前社會危機，民主體制無法遏止政商複合體侵奪社會公義，導致信賴共同體的危機。實情如此，「資本主義式民主主義」早該予以修正、超克，而尋找各種民主深化的可能，這也是目前歐美思想家焦慮之所在。
邱先生若想輕率地從經濟繁榮，導出民主化乃是中國發展的必要、必然的必需品，這與其說是「分析」毋寧可謂之「是一種秉持善心的期盼」。而且，限於篇幅，我們還尚未申論中國經濟已面臨遇到的，外部獲利遲滯、內部調節崩盤危機的可能。
我們更難以明白帶出「台日保險業合作進軍中國市場」，怎麼會在中國經濟轉型第三種模式中產生出來？在曲曲折折談完「技術升級，需要智財權保護制度，涉及民主化」之後，為何突然提出邀「日本保險服務業與台灣攜手進入中國市場」，而且還是日本設計保險商品，由台灣特許經營？眾所週知，保險業同時作為金融業，關係一國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全，不但政府對本國保險市場採取高度管制，國人也會對保戶資金是否流入外國，最後可能導致發生無力給付的風險，高度警戒。
輕率拋出這樣的倡議，實在無法令人苟同。又，若謂日本人身保險產品設計貼心，殊不知商業保險的發展與社會保險息息相關，社會保險之外的補充給付才是讓保戶心動加碼的標的，已在社會保險高度發展、甚至已有完善長照保險制度下的日本生命保險經驗，未必能在中國使得。
李光耀曾表示，「中國是大國，只要動一動，旁邊的小國都受不了」。是的，一個「比較民主」的中國對台灣、日本、東亞，以及中國內部本身當然都是好事，身為利害攸關的台灣當然樂觀其成。只不過在這時機，「協助中國民主化」是否是最急迫的外交工作，要拿來跟鄰國商談？
國際情勢之複雜，執政過的民進黨不是不知道，八年生聚教訓，當有更具深沉、嚴密的戰略思考。這次民進黨訪日之行，枱面上的這篇文章對日本提出「協助中國民主化」的倡議，我們認為是個「無傷更可能是無痕」的訴求。如果邱先生這篇文章只是說說場面話，但實質枱面下，卻有着對「建構台日安保共識」更正向的進度，這，毋寧是更令人較為心安的發展。
（方以智，大學講師，任職民間智庫，教學與研究領域為民族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