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10月9日清晨6時許在北京病逝，終年102歲。他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的核心人物，參與起草多項重大決策，現任中共政法委書記王岐山、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等都是他當年門生。本文作者，經濟學家羅小朋曾在80年代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室主任，亦自認杜潤生「徒子徒孫」中一員。
杜老去世，他的「徒子徒孫」們「如喪考妣」，新一代知識精英卻有人發出了大不敬的聲音，其中既有批「包產到戶」的鐵桿左派，也有堅信「普世價值」的鐵桿右派。「蓋棺」不能「論定」，是當代政治一個明顯的現象，一個原因就是現代傳媒令社會對當代歷史的細節知之越來越快也越來越多，解讀也更趨多元化。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斷更新當代歷史的解讀，已成為推動政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途徑。
作為杜老「徒子徒孫」的一員，我認為新一代知識精英對那些從1980年代改革過程獲益的精英不滿是可以理解，也是有道理的。這不僅是因為，80年代的改革，如同中共革命一樣，早已走上了自己的反面，也因為80年代改革的過來人，對自己經歷的那段歷史，並沒有能給出啓示新一代的解讀。
杜老的去世，是對經歷過80年代改革這代人的一個敦促。因為杜老生前曾對我們這一代寄過厚望，希望我們能為中國農民找到一條自由之路。眼看我們這代人也步入老年，不僅他的希望要落空，我們甚至無能讓下一代人理解杜老，理解80年代。這不能不讓我感到沉重。
許多人都已經意識到了，中國正在進入又一個動盪和變革的時代。我認為，理解上世紀的80年代，對於應對這個歷史性的挑戰，具有重大意義，而理解杜潤生對於理解80年代的政治，是繞不過去的一環。為什麼？因為對當年改革過程比較了解的人都會有這樣一個判斷，沒有杜潤生，中國的改革過程和結果會很不一樣。
何以見得呢？難道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不足以倒逼改革嗎？難道對文革教訓的全民反思不足以促成改革的政治意志嗎？難道鄧小平的高瞻遠矚和胡趙的銳意進取不足以實現改革的突破嗎？從事後看歷史，局外人很容易相信這些因素足以構成80年代的改革順利進展的充分條件。尤其是看到農業「包產到戶」給所有人，包括對這一改革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的人都帶來了巨大好處，很多人難以想像，歷史還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也就是「包產到戶」沒有成為主流選擇，集體化的農業仍然主導中國的農村和農業的另一條路徑。這是因為很多人相信這樣一個邏輯，一個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改革，也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帕累托優化」（Pareto optimality）的改革，是不會有人反對，因此也不會不成功的。
但真實生活的邏輯並非如此，因為很多反對「包產到戶」這一激進改革的人事前不可能知道自己一定得利，相反，當時發達地區不僅基層幹部反對「包產到戶」，而且多數農民也反對，因為他們害怕集體垮了會失去工業收入，害怕單幹沒有集體經營那樣高產，那樣有保障。因此，當時的中國存在着這樣一種非常現實的可能，那就是反對「包產到戶」的政治力量不惜與支持「包產到戶」的力量攤牌，投入大量的政治資源來阻止「包產到戶」成為主流政策。一旦政治攤牌成為現實，潛在的「帕累托改進」機會也就不復存在。因為反對「包產到戶」成功的一方，絕不會給對方證明自己是錯的機會。這正是政策過程難以逆轉的原因。
化解了不利改革的政治攤牌
杜潤生在80年代農村改革中扮演了一個局外人不易理解的角色，就是他化解或者說避免了一些不利改革的政治攤牌，從而讓「包產到戶」等重大改革潛在的「帕累托效應」成為現實。杜潤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什麼樣的歷史情景和個人品格讓他能夠做到這一點？更重要的是，面向未來，杜潤生成就80年代農村改革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倫理，還有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
杜潤生能化解改革決策過程具有潛在破壞性的政治攤牌，首先和他在80年代改革所處的位置有直接關係。如果當時他不主持農村改革決策的參謀總部，就很難有機會化解圍繞「包產到戶」發生的政治衝突。而我相信，這場衝突一定會把中國改革引向另一條路徑。當然，今天批判80年代改革的青年一代有理由相信，另一條路徑未必就令中國比現在更糟。作為80年代改革的過來人，我的反駁是，要把歷史轉化成創造未來的智慧，僅僅指出這種可能性在理論上的存在遠遠不夠。你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批判，必須表現出對人性，對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的邏輯，有足夠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否則，我就有理由相信，面對不確定性的挑戰，你沒有能力作出比先輩更好的選擇。
杜潤生是超一流的傾聽者，對話者，超一流的語言大師加幽默大師。無論面對的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他從不裝腔作勢，幾句話就能讓對方感到輕鬆，並願與他真誠交流。這絕不僅是一種後天習成的技能，而是人類合作本能演化達到的最高境界。沒有這種合作本能，就沒有人類秩序的演進，共產黨如果沒有把這種人吸引進來，也不可能奪得江山。
也正因如此，今天批判中共的一代人認為杜潤生不足為訓。他們指出杜潤生設計的土改策略是助紂為虐，農村改革成功給中共榨取農民血汗創造了一輪新的機會，從而延長了這個暴虐的專制。雖然不能說這樣的批判完全沒有根據，但這種歷史批判不僅對杜潤生不公正，對中國未來的選擇也是有害的。而且，我認為這種歷史解讀，恰恰也是激進主義在近代中國鑄成大災難的一個認知原因。
導演了一場弘揚溝通理性的大戲
沒有反抗，沒有鬥爭，就不可能終結不公平的舊秩序。這是馬克思、毛澤東宣揚的真理。如果不是因為接收了這個真理，杜潤生這樣的人是不會參加中共革命的。但是，杜潤生從自己悲劇性的革命經歷中認識到了另外一個真理，那就是沒有理性溝通和交往，就不可能建構一個公正的新秩序。杜潤生的幸運就在於，歷史給了他實踐這個理念一次罕見的機會。上世紀80年代，杜潤生利用自己主持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這個職位，導演了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一場弘揚溝通理性的大戲。在高層領導人之間，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在左右兩派之間，在老、中、青代際之間，在城裏人和鄉下人之間，在官、學、民之間，杜潤生以自己特有的稟賦和智慧，催化和促成了許多極富成果的政策對話。他的作用不是一個領唱者，而更像一個風格低調的交響樂指揮家。
作為政策設計的總協調者，杜潤生始終把握着農村改革的指向，那就是農民的自由和權利。作為中共災難性的土改運動與合作化運動的核心參與者，他的反思是真誠和深刻的。這種反思是80年代農村改革的靈魂所在。作為交響樂的指揮者，杜潤生的智慧就是用這個靈魂來指引和協調每個演奏者發出的聲音。當這種指引和協調產生出美妙音樂的時候，不是每個聽眾都能理解指揮家的才華。只是在這個指揮家被禁止演出之後，人們才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他們再也聽不到那麼美妙的音樂了，雖然老調子還在唱，還有老面孔留在台上。
杜潤生以及一代「兩頭真」的中共改革派，應該對中共革命以致中共改革的災難性後果承擔什麼樣的歷史責任，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和討論的大題目。因為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歷史邏輯的理解，從而有助於提高中國選擇未來的能力。但是，我確實不能接受隱含在對杜潤生以及其他中共改革領導人批評中的一些解讀歷史的邏輯。其中之一就是把一切歷史錯誤都歸咎於領導者的個人道德缺陷，同時用今天的認知水平和政治倫理水平，要求前人。這樣的邏輯讓我們很難從創造歷史的前輩中學到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東西，特別是創造歷史需要的特殊品格。
「強者服之以理，弱者賦之以權」
有人把杜潤生概括為中共的大儒，並精闢地指出，中共內部鬥士多，儒士少。我對杜潤生的理解是，他確實繼承了儒士的一些品格，尤其體現在面對強權不卑不亢。但杜潤生大大超越了儒士。儒士的人格要求是「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而我認為杜潤生體現了現代志士的品格，那就是「強者服之以理，弱者賦之以權（利）」。具有這樣的品格並不意味着不會犯歷史性的錯誤，但中國文明如果不能再產生具有這種品格的志士，就不可能走出治亂循環的宿命。
（羅小朋，中國著名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