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10月9日清晨6时许在北京病逝，终年102岁。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核心人物，参与起草多项重大决策，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都是他当年门生。本文作者，经济学家罗小朋曾在80年代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亦自认杜润生“徒子徒孙”中一员。
杜老去世，他的“徒子徒孙”们“如丧考妣”，新一代知识精英却有人发出了大不敬的声音，其中既有批“包产到户”的铁杆左派，也有坚信“普世价值”的铁杆右派。“盖棺”不能“论定”，是当代政治一个明显的现象，一个原因就是现代传媒令社会对当代历史的细节知之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多，解读也更趋多元化。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更新当代历史的解读，已成为推动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途径。
作为杜老“徒子徒孙”的一员，我认为新一代知识精英对那些从1980年代改革过程获益的精英不满是可以理解，也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是因为，80年代的改革，如同中共革命一样，早已走上了自己的反面，也因为80年代改革的过来人，对自己经历的那段历史，并没有能给出启示新一代的解读。
杜老的去世，是对经历过80年代改革这代人的一个敦促。因为杜老生前曾对我们这一代寄过厚望，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农民找到一条自由之路。眼看我们这代人也步入老年，不仅他的希望要落空，我们甚至无能让下一代人理解杜老，理解80年代。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沉重。
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正在进入又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我认为，理解上世纪的80年代，对于应对这个历史性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而理解杜润生对于理解80年代的政治，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为什么？因为对当年改革过程比较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判断，没有杜润生，中国的改革过程和结果会很不一样。
何以见得呢？难道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不足以倒逼改革吗？难道对文革教训的全民反思不足以促成改革的政治意志吗？难道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胡赵的锐意进取不足以实现改革的突破吗？从事后看历史，局外人很容易相信这些因素足以构成80年代的改革顺利进展的充分条件。尤其是看到农业“包产到户”给所有人，包括对这一改革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都带来了巨大好处，很多人难以想像，历史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包产到户”没有成为主流选择，集体化的农业仍然主导中国的农村和农业的另一条路径。这是因为很多人相信这样一个逻辑，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改革，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帕累托优化”（Pareto optimality）的改革，是不会有人反对，因此也不会不成功的。
但真实生活的逻辑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反对“包产到户”这一激进改革的人事前不可能知道自己一定得利，相反，当时发达地区不仅基层干部反对“包产到户”，而且多数农民也反对，因为他们害怕集体垮了会失去工业收入，害怕调干没有集体经营那样高产，那样有保障。因此，当时的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那就是反对“包产到户”的政治力量不惜与支持“包产到户”的力量摊牌，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源来阻止“包产到户”成为主流政策。一旦政治摊牌成为现实，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机会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反对“包产到户”成功的一方，绝不会给对方证明自己是错的机会。这正是政策过程难以逆转的原因。
化解了不利改革的政治摊牌
杜润生在80年代农村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局外人不易理解的角色，就是他化解或者说避免了一些不利改革的政治摊牌，从而让“包产到户”等重大改革潜在的“帕累托效应”成为现实。杜润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什么样的历史情景和个人品格让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杜润生成就80年代农村改革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还有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杜润生能化解改革决策过程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政治摊牌，首先和他在80年代改革所处的位置有直接关系。如果当时他不主持农村改革决策的参谋总部，就很难有机会化解围绕“包产到户”发生的政治冲突。而我相信，这场冲突一定会把中国改革引向另一条路径。当然，今天批判80年代改革的青年一代有理由相信，另一条路径未必就令中国比现在更糟。作为80年代改革的过来人，我的反驳是，要把历史转化成创造未来的智慧，仅仅指出这种可能性在理论上的存在远远不够。你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批判，必须表现出对人性，对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有足够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否则，我就有理由相信，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你没有能力作出比先辈更好的选择。
杜润生是超一流的倾听者，对话者，超一流的语言大师加幽默大师。无论面对的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从不装腔作势，几句话就能让对方感到轻松，并愿与他真诚交流。这绝不仅是一种后天习成的技能，而是人类合作本能演化达到的最高境界。没有这种合作本能，就没有人类秩序的演进，共产党如果没有把这种人吸引进来，也不可能夺得江山。
也正因如此，今天批判中共的一代人认为杜润生不足为训。他们指出杜润生设计的土改策略是助纣为虐，农村改革成功给中共榨取农民血汗创造了一轮新的机会，从而延长了这个暴虐的专制。虽然不能说这样的批判完全没有根据，但这种历史批判不仅对杜润生不公正，对中国未来的选择也是有害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历史解读，恰恰也是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铸成大灾难的一个认知原因。
导演了一场弘扬沟通理性的大戏
没有反抗，没有斗争，就不可能终结不公平的旧秩序。这是马克思、毛泽东宣扬的真理。如果不是因为接收了这个真理，杜润生这样的人是不会参加中共革命的。但是，杜润生从自己悲剧性的革命经历中认识到了另外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理性沟通和交往，就不可能建构一个公正的新秩序。杜润生的幸运就在于，历史给了他实践这个理念一次罕见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杜润生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个职位，导演了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场弘扬沟通理性的大戏。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左右两派之间，在老、中、青代际之间，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在官、学、民之间，杜润生以自己特有的禀赋和智慧，催化和促成了许多极富成果的政策对话。他的作用不是一个领唱者，而更像一个风格低调的交响乐指挥家。
作为政策设计的总协调者，杜润生始终把握着农村改革的指向，那就是农民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中共灾难性的土改运动与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参与者，他的反思是真诚和深刻的。这种反思是80年代农村改革的灵魂所在。作为交响乐的指挥者，杜润生的智慧就是用这个灵魂来指引和协调每个演奏者发出的声音。当这种指引和协调产生出美妙音乐的时候，不是每个听众都能理解指挥家的才华。只是在这个指挥家被禁止演出之后，人们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再也听不到那么美妙的音乐了，虽然老调子还在唱，还有老面孔留在台上。
杜润生以及一代“两头真”的中共改革派，应该对中共革命以致中共改革的灾难性后果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讨论的大题目。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逻辑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选择未来的能力。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隐含在对杜润生以及其他中共改革领导人批评中的一些解读历史的逻辑。其中之一就是把一切历史错误都归咎于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缺陷，同时用今天的认知水平和政治伦理水平，要求前人。这样的逻辑让我们很难从创造历史的前辈中学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创造历史需要的特殊品格。
“强者服之以理，弱者赋之以权”
有人把杜润生概括为中共的大儒，并精辟地指出，中共内部斗士多，儒士少。我对杜润生的理解是，他确实继承了儒士的一些品格，尤其体现在面对强权不卑不亢。但杜润生大大超越了儒士。儒士的人格要求是“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而我认为杜润生体现了现代志士的品格，那就是“强者服之以理，弱者赋之以权（利）”。具有这样的品格并不意味着不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但中国文明如果不能再产生具有这种品格的志士，就不可能走出治乱循环的宿命。
（罗小朋，中国著名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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