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端專訪

獨家專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願在香港推廣突尼斯經驗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定注意到了「突尼斯式對話」的特殊性,但他們相信,突尼斯的成功,並非偶然。


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獲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其中一個機構突尼斯人權聯盟主席。攝:FETHI BELAID/AFP
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獲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其中一個機構突尼斯人權聯盟主席。攝:FETHI BELAID/AFP

10月9日中午,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Abdessattar Ben Moussa)的手機被打爆了。和那些嗓音激動、連聲祝賀的親友一樣,他剛剛從電台聽到: 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突尼斯全國對話機制。這個機制由四個組織協力支撐,本·穆薩是其中人權聯合會的主席。

從朋友那裏得到他的手機號碼之後,整整一夜沒有打通。「本·穆薩先生要開一個緊急閉門會議,」他的同事提醒,「會後才會開機,你也知道,線路非常繁忙。」

第二天下午我再嘗試的時候,居然一次撥通,傳來一個響亮的男聲:「早上好!」提醒我香港與突尼斯時差七小時,間隔近一萬公里。

從媒體發佈的四方機制代表照片看,本·穆薩個子最高,唇上一抹灰白鬍子,笑容開朗。「真是一個大大的意外!」他聲音愉快,說自己一定會去奧斯陸,但隨即又說,去不去領獎並不重要,這個獎不是頒給個人,而是給全體突尼斯人——

「重要的是,諾貝爾委員會褒獎『對話』的價值,突尼斯經驗的價值。」

突尼斯全國對話機制的競爭對手,不乏名聲赫赫者: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國務卿凱瑞。和平獎揭曉時,不少媒體加上「爆冷」二字。

互聯網上很難查到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的英文資料,只有法文和阿拉伯文。「突尼斯人權聯盟」由受舊政權打壓的律師、獨立記者和博客寫手等組成,成立至今大約40年,上世紀九十年代遭前總統本·阿里取締,轉入地下。2013年應邀加入四方對話機制。

想到本·穆薩日程繁忙,對話隨時可能中斷,我迅速進入主題,問對話之路中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障礙非常多,我記得最困難的是兩個時刻:簽署『路線圖』,還有推選總理候選人——那天晚上恐怖分子等着我們宣布對話失敗,但是我們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本·穆薩提到的這兩個時刻,剛好解釋了突尼斯全國對話機制是如何力挽狂瀾。

2011年1月28日,突尼斯示威者在街頭向警員投扔石頭。攝: Zohra Bensalem/REUTERS
2011年1月28日,突尼斯示威者在街頭向警員投扔石頭。攝: Zohra Bensalem/REUTERS

突尼斯曾經面臨的險情,與埃及如出一轍。統治數十年的獨裁者一夕垮台,抗議初期反應遲鈍的宗教勢力迅速蘇醒,憑藉地下運營多年的草根網絡,在第一次選舉中獲勝,成為執政黨。接下來,他們違背初衷,忙着在所有部門安排自己人,給憲法塗抹濃重的伊斯蘭色彩。而經濟管理毫無章法,民怨沸騰。 新的抗議、新的衝突再起。

在埃及,革命最初的發起者——世俗中產階級,憤怒卻沒有足夠的力量抗衡舊勢力,眼看權力在宗教組織與軍方之間反覆易手。一場不流血的和平革命,結果竟是推翻穆巴拉克的兩大主力——軍方與穆斯林兄弟會火併,烽煙四起。

為挽救突尼斯陷於內戰,突尼斯總工會倡議組成全國對話機制,邀請其他三個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加入:突尼斯工商聯盟、人權聯盟和律師聯合會。目標只有一個:要求執政的伊斯蘭政黨交出權力,並為走向新憲法、新選舉制定時間表。

電話裏,本·穆薩把簽下「路線圖」的功勞歸於總工會主席侯賽因·阿巴斯。將近70年歷史的總工會,擁有五十萬繳費會員,佔總人口五分之一,遍布突尼斯各省各鎮。總工會創始人在突尼斯獨立運動中被視為民族英雄,歷屆政府都對總工會左右經濟的能力,敬畏三分。

而現任主席阿巴斯的智慧,更是獲勝關鍵。他是談判馬拉松高手。一名國會議員回憶說:「阿巴斯可以就同樣的問題,反覆追問六個小時。」在日夜兼程的兩個月多方談判之後,阿巴斯使出絕招,邀請所有政黨代表到議事廳,宣布「路線圖」計劃。包括伊斯蘭政黨主席格努希在內的一些政要,來到現場才驚訝地發現,電視台攝像機正對着自己,全程直播。

即便如此,阿巴斯還是花了三個小時,說服格努希,直至最後簽署。電視直播出現了三個小時的漫長空鏡。

難能可貴的是,總工會將突尼斯工商聯盟拉進對話。他們原本是天生對頭——工會代表底層工人,而工商聯盟由他們的僱主組成。這對冤家聯手,四個組織代表不同利益人群,加重了向執政黨示威的份量,顯示了民間團結的決心。

在「路線圖」上簽字的,不止伊斯蘭政黨,而是當時突尼斯所有政治黨派。促使他們這樣做的,卻是一個無黨派對話機制。

卡內基中心研究院薩拉·查耶斯指出:「突尼斯的故事,並非某個成熟的政黨,作出了負責的選擇,它的政黨跟其他陷於動蕩的國家一樣糟糕,但是,突尼斯的成功,提醒我們,無黨派組織和其中優異的個體的作用。」

本.穆薩提到的第二個困難時刻,彰顯了突尼斯人面對鮮血的勇氣。兩個著名的世俗派反對派接連遭暗殺,無論誰出任總理,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最終,不屬於任何政黨的總理人選,順利產生,政權和平交接。

「為什麼對話在突尼斯能夠成功,在你們的鄰居,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都慘烈失敗?」埃及第二次選舉,重回軍人執政老路。 利比亞、也門深陷內亂。而在伊拉克、敘利亞,極端宗教勢力控制了大片地區,「伊斯蘭國」興起。這些國家,都曾嘗試過內部對話。

「因為突尼斯非常特殊,我們不但有覺醒的年輕人,還有接近西方先進水平的教育體系,我們的婦女解放程度高,在教育和就職方面,她們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我們擁有一個複雜精細的社會。」

北非地圖上,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像一排整齊的門牙,而突尼斯,只是遺落齒尖的一塊餅乾碎屑。突尼斯面積太小,往往不被重視,但十九世紀阿拉伯世界最早的憲法運動,從這里誕生。它是「阿拉伯之春」始發地,又第一個走出暴力循環,這不得不叫人思索其中原委。

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的邊界垂直而落,訴說著殖民者劃分時的任人宰割。突尼斯邊界的線條卻很柔和,首都突尼斯市,可能是阿拉伯世界距離歐洲最近的首都。不過,不少突尼斯人私下開玩笑,巴黎才是他們的首都。

今日突尼斯莽莽沙漠,曾經是古羅馬帝國的糧倉和酒肆。1883年突尼斯成為法蘭西的被保護國。總統哈比卜·布爾吉巴五十年代出任首任總統,他雖然獨立意識強烈,但對法國文化沒有隔膜。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法國人。布爾吉巴甚至認為,當時風靡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義」是無用的浪漫,堅持親法路線。齋月期間,他在電視上喝果汁,還打算跟以色列交往。

本·穆薩阿拉伯語講得飛快,一些用詞我一時沒有聽懂,後來才明白是夾雜着法語。

我曾經在利比亞採訪兩個月,每次途經突尼斯,感覺空氣都變自由了。突尼斯女性多數不包頭巾,街上穿戴保守者,極有可能來自鄰國。突尼斯年輕人多是「雙槍」,阿拉伯文和法文都是母語。卡扎菲在利比亞廢除了外語教學。

1950年代突尼斯婦女已經可以主動離婚。本·穆薩提到的「男女平等」,讓我想到, 《紐約客》記者何偉最近在埃及的觀察:女性沒有解放,生產力便沒有釋放。「家庭關係不變革,談論革命就毫無意義。」他在報道中寫道。

「我們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本·穆薩說,「但在其他國家,比如利比亞就正相反。突尼斯通過對話解決分歧,而不是依靠武器。」

「阿拉伯之春」到來前,埃及和突尼斯都具備公民社會空間,因而實現早期的和平過渡。而在敘利亞、利比亞,一上來就是最慘烈的內戰,因為在當時執政黨嚴密控制下,公民社會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對話缺乏空間。埃及後來還是陷入了舊衝突的窠臼,或許恰恰說明它的公民社會根基,遠比不上突尼斯。

突尼斯的獨特,或者說幸運之處在於,各種勢力誰都無法獨大。突尼斯的伊斯蘭政黨同埃及穆兄會打着一樣的算盤,不過,他們遇到了勢均力敵的對手——四方對話。

另外,突尼斯自1950年代就開始削減軍費。埃及則為了備戰以色列,不斷增加軍費,耗費巨大,同時養成了軍中勢力。突尼斯軍隊保持相對中立,自「茉莉花革命」一開始就表明不會發動兵變。

同為宗教政黨,突尼斯復興運動黨也不如埃及穆兄會極端,沒有走上死磕的絕路。格努希交出執政權後,突尼斯舉行第二次選舉。世俗力量組成的新政黨完成輪替。格努希告訴支持者們,「五年不執政,並非壞事。」他四處受邀講演、採訪,而短暫出任埃及總統的穆兄會成員穆爾西,卻成為軍方階下囚。

四方機制完成「路線圖」的共識,但本·穆薩說「突尼斯各層面的對話還在進行」,它已經獲得政府及民間的熱烈響應。

他也承認,對話未能解決所有問題。突尼斯目前經濟仍然處於去年槍擊案的陰霾中,需要時間調整。

「民主必定帶來繁榮與安全嗎?」我問。

「民主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經濟的問題,而社會動蕩說明我們的民主尚未成功。」人們頭腦中仍有恐懼。」 一個在突尼斯投資的歐洲商人告訴我,獲獎之後,突尼斯整個氣氛變得積極,「當人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成功的可能也就更高。」

本·穆薩馬上要去開另一個會。我趕緊問出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您聽說過香港去年發生的大規模抗議嗎?香港人希望獲得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

本·穆薩有耳聞:「我知道,但是中央政府的態度是不同意。」

「在這個形勢中,中央政府過於強大,對話異常困難,」說著,他忽然提高了聲音問:「香港公民社會夠強嗎?」「非常活躍,去年發生的抗議就是一場公民社會的運動。」

「要求與中央政府對話,一定非常難,但公民社會必須持續敦促。」他說。

「我願意前來香港,幫助組織這樣的對話。」這令我頗感意外。目前而言,「突尼斯式」對話,在香港並不存在土壤。勢均力敵的局面沒有出現,不得不坐下來妥協的前提並不存在。

「突尼斯的經驗固然特別,我們有促成對話的獨特因素,但是香港對話未必一定不能成功,只是各方應該學會讓步,以整體利益為重。」他說「突尼斯經驗」應該寫進教科書。

此時,本·穆薩說馬上要開會,匆忙道別。不過,他一再表示,有機會願意來香港繼續討論。

如果說公民社會與中央對話,短期內無法實現,那麼,香港內部對話呢?撕裂的香港,泛政治化的香港,需不需要一場內部對話?這裏,突尼斯的經驗可以借鑒嗎?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定注意到了「突尼斯式對話」的特殊性,但仍將榮耀授予它,希望呵護風中之燭,繼續照亮黑暗。因為他們相信,突尼斯的成功,並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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