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愿在香港推广突尼斯经验

10月9日中午，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Abdessattar Ben Moussa）的手机被打爆了。和那些嗓音激动、连声祝贺的亲友一样，他刚刚从电台听到： 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这个机制由四个组织协力支撑，本·穆萨是其中人权联合会的主席。

从朋友那里得到他的手机号码之后，整整一夜没有打通。“本·穆萨先生要开一个紧急闭门会议，”他的同事提醒，“会后才会开机，你也知道，线路非常繁忙。”

第二天下午我再尝试的时候，居然一次拨通，传来一个响亮的男声：“早上好！”提醒我香港与突尼斯时差七小时，间隔近一万公里。

从媒体发布的四方机制代表照片看，本·穆萨个子最高，唇上一抹灰白胡子，笑容开朗。“真是一个大大的意外！”他声音愉快，说自己一定会去奥斯陆，但随即又说，去不去领奖并不重要，这个奖不是颁给个人，而是给全体突尼斯人——

“重要的是，诺贝尔委员会褒奖‘对话’的价值，突尼斯经验的价值。”

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的竞争对手，不乏名声赫赫者：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平奖揭晓时，不少媒体加上“爆冷”二字。

互联网上很难查到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的英文资料，只有法文和阿拉伯文。“突尼斯人权联盟”由受旧政权打压的律师、独立记者和博客写手等组成，成立至今大约40年，上世纪九十年代遭前总统本·阿里取缔，转入地下。2013年应邀加入四方对话机制。

想到本·穆萨日程繁忙，对话随时可能中断，我迅速进入主题，问对话之路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障碍非常多，我记得最困难的是两个时刻：签署‘路线图’，还有推选总理候选人——那天晚上恐怖分子等着我们宣布对话失败，但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本·穆萨提到的这两个时刻，刚好解释了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是如何力挽狂澜。

突尼斯曾经面临的险情，与埃及如出一辙。统治数十年的独裁者一夕垮台，抗议初期反应迟钝的宗教势力迅速苏醒，凭借地下运营多年的草根网络，在第一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接下来，他们违背初衷，忙着在所有部门安排自己人，给宪法涂抹浓重的伊斯兰色彩。而经济管理毫无章法，民怨沸腾。 新的抗议、新的冲突再起。

在埃及，革命最初的发起者——世俗中产阶级，愤怒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抗衡旧势力，眼看权力在宗教组织与军方之间反复易手。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结果竟是推翻穆巴拉克的两大主力——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火并，烽烟四起。

为挽救突尼斯陷于内战，突尼斯总工会倡议组成全国对话机制，邀请其他三个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加入：突尼斯工商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联合会。目标只有一个：要求执政的伊斯兰政党交出权力，并为走向新宪法、新选举制定时间表。

电话里，本·穆萨把签下“路线图”的功劳归于总工会主席侯赛因·阿巴斯。将近70年历史的总工会，拥有五十万缴费会员，占总人口五分之一，遍布突尼斯各省各镇。总工会创始人在突尼斯独立运动中被视为民族英雄，历届政府都对总工会左右经济的能力，敬畏三分。

而现任主席阿巴斯的智慧，更是获胜关键。他是谈判马拉松高手。一名国会议员回忆说：“阿巴斯可以就同样的问题，反复追问六个小时。”在日夜兼程的两个月多方谈判之后，阿巴斯使出绝招，邀请所有政党代表到议事厅，宣布“路线图”计划。包括伊斯兰政党主席格努希在内的一些政要，来到现场才惊讶地发现，电视台摄像机正对着自己，全程直播。

即便如此，阿巴斯还是花了三个小时，说服格努希，直至最后签署。电视直播出现了三个小时的漫长空镜。

难能可贵的是，总工会将突尼斯工商联盟拉进对话。他们原本是天生对头——工会代表底层工人，而工商联盟由他们的雇主组成。这对冤家联手，四个组织代表不同利益人群，加重了向执政党示威的份量，显示了民间团结的决心。

在“路线图”上签字的，不止伊斯兰政党，而是当时突尼斯所有政治党派。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却是一个无党派对话机制。

卡内基中心研究院萨拉·查耶斯指出：“突尼斯的故事，并非某个成熟的政党，作出了负责的选择，它的政党跟其他陷于动荡的国家一样糟糕，但是，突尼斯的成功，提醒我们，无党派组织和其中优异的个体的作用。”

本.穆萨提到的第二个困难时刻，彰显了突尼斯人面对鲜血的勇气。两个著名的世俗派反对派接连遭暗杀，无论谁出任总理，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最终，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总理人选，顺利产生，政权和平交接。

“为什么对话在突尼斯能够成功，在你们的邻居，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都惨烈失败？”埃及第二次选举，重回军人执政老路。 利比亚、也门深陷内乱。而在伊拉克、叙利亚，极端宗教势力控制了大片地区，“伊斯兰国”兴起。这些国家，都曾尝试过内部对话。

“因为突尼斯非常特殊，我们不但有觉醒的年轻人，还有接近西方先进水平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妇女解放程度高，在教育和就职方面，她们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拥有一个复杂精细的社会。”

北非地图上，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像一排整齐的门牙，而突尼斯，只是遗落齿尖的一块饼干碎屑。突尼斯面积太小，往往不被重视，但十九世纪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宪法运动，从这里诞生。它是“阿拉伯之春”始发地，又第一个走出暴力循环，这不得不叫人思索其中原委。

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垂直而落，诉说着殖民者划分时的任人宰割。突尼斯边界的线条却很柔和，首都突尼斯市，可能是阿拉伯世界距离欧洲最近的首都。不过，不少突尼斯人私下里开玩笑，巴黎才是他们的首都。

今日突尼斯莽莽沙漠，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粮仓和酒肆。1883年突尼斯成为法兰西的被保护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五十年代出任首任总统，他虽然独立意识强烈，但对法国文化没有隔膜。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法国人。布尔吉巴甚至认为，当时风靡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无用的浪漫，坚持亲法路线。斋月期间，他在电视上喝果汁，还打算跟以色列交往。

本·穆萨阿拉伯語讲得飞快，一些用词我一时没有听懂，后来才明白是夹杂着法语。

我曾经在利比亚采访两个月，每次途经突尼斯，感觉空气都变自由了。突尼斯女性多数不包头巾，街上穿戴保守者，极有可能来自邻国。突尼斯年轻人多是“双枪”，阿拉伯文和法文都是母语。卡扎菲在利比亚废除了外语教学。

1950年代突尼斯妇女已经可以主动离婚。本·穆萨提到的“男女平等”，让我想到， 《纽约客》记者何伟最近在埃及的观察：女性没有解放，生产力便没有释放。“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他在报道中写道。

“我们的公民社会非常强大，”本·穆萨说，“但在其他国家，比如利比亚就正相反。突尼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而不是依靠武器。”

“阿拉伯之春”到来前，埃及和突尼斯都具备公民社会空间，因而实现早期的和平过渡。而在叙利亚、利比亚，一上来就是最惨烈的内战，因为在当时执政党严密控制下，公民社会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对话缺乏空间。埃及后来还是陷入了旧冲突的窠臼，或许恰恰说明它的公民社会根基，远比不上突尼斯。

突尼斯的独特，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各种势力谁都无法独大。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同埃及穆兄会打着一样的算盘，不过，他们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四方对话。

另外，突尼斯自1950年代就开始削减军费。埃及则为了备战以色列，不断增加军费，耗费巨大，同时养成了军中势力。突尼斯军队保持相对中立，自“茉莉花革命”一开始就表明不会发动兵变。

同为宗教政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也不如埃及穆兄会极端，没有走上死磕的绝路。格努希交出执政权后，突尼斯举行第二次选举。世俗力量组成的新政党完成轮替。格努希告诉支持者们，“五年不执政，并非坏事。”他四处受邀讲演、采访，而短暂出任埃及总统的穆兄会成员穆尔西，却成为军方阶下囚。

四方机制完成“路线图”的共识，但本·穆萨说“突尼斯各层面的对话还在进行”，它已经获得政府及民间的热烈响应。

他也承认，对话未能解决所有问题。突尼斯目前经济仍然处于去年枪击案的阴霾中，需要时间调整。

“民主必定带来繁荣与安全吗？”我问。

“民主可以帮助解决社会经济的问题，而社会动荡说明我们的民主尚未成功。”人们头脑中仍有恐惧。” 一个在突尼斯投资的欧洲商人告诉我，获奖之后，突尼斯整个气氛变得积极，“当人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成功的可能也就更高。”

本·穆萨马上要去开另一个会。我赶紧问出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您听说过香港去年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吗？香港人希望获得符合国际标准的特首选举。”

本·穆萨有耳闻：“我知道，但是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不同意。”

“在这个形势中，中央政府过于强大，对话异常困难，”说着，他忽然提高了声音问：“香港公民社会够强吗？”“非常活跃，去年发生的抗议就是一场公民社会的运动。”

“要求与中央政府对话，一定非常难，但公民社会必须持续敦促。”他说。

“我愿意前来香港，帮助组织这样的对话。”这令我颇感意外。目前而言，“突尼斯式”对话，在香港并不存在土壤。势均力敌的局面没有出现，不得不坐下来妥协的前提并不存在。

“突尼斯的经验固然特别，我们有促成对话的独特因素，但是香港对话未必一定不能成功，只是各方应该学会让步，以整体利益为重。”他说“突尼斯经验”应该写进教科书。

此时，本·穆萨说马上要开会，匆忙道别。不过，他一再表示，有机会愿意来香港继续讨论。

如果说公民社会与中央对话，短期内无法实现，那么，香港内部对话呢？撕裂的香港，泛政治化的香港，需不需要一场内部对话？这里，突尼斯的经验可以借鉴吗？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一定注意到了“突尼斯式对话”的特殊性，但仍将荣耀授予它，希望呵护风中之烛，继续照亮黑暗。因为他们相信，突尼斯的成功，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