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之前到意大利米蘭參加國際會議，順道參觀剛於5月開幕的世博會，兩者均涉及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議題。發覺米蘭這個城市和香港有不少相同之處：假如用三個同心圓作為比喻的話，則內核便是早期發展的市中心舊區，中間的一層則是過往紡織業興盛時期的工業區，至於外圍尤其是靠近阿爾卑斯山區的地方，則是廣闊的田野和鄉郊度假區。
我通過網上預訂民宿的服務，住進世博不遠的米蘭理工大學分校的區域，這一帶除了有大量學生和年輕人進出，此外就是少數三、四層高的古舊民居。顯而易見，民宿的主人正是趁着世博的機會，將這些舊宅翻新然後在網上出租。我即時聯想到，香港大量舊樓近年也被改裝為精品酒店，不過民宿的最大分別，在於它規格遠較酒店靈活和彈性得多，能在短期內大大增加接待能力，遊客高峰期過後又可轉回住宅用途。不用像香港般建成了大量酒店，一旦跌市便無法調節房間供應量，甚至出現割喉式的減價潮。
不過當我入住這些舊宅裏的民宿，最深刻的感受卻是區內居民的目光。雖然他們大概都知道世博會場就在附近，但一時三刻，卻無法適應遊客「入侵」的事實。鄰家意大利阿嬤的眼神依然慈祥，但卻充滿疑惑，彷彿在質問我為何會在她家門口出現。教科書上告訴我們，這就是都市更替中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過程。在香港尤其是鐵路發展所到之處，例如土瓜灣和西環一帶，不但大量舊樓會被推倒式的重建，其他舊店老舖也迅速面臨淘汰。對於那些在區內居住了數十年的老街坊，就算沒有遭到逼遷的厄運，原有熟悉的社區網絡也早已瓦解了一大半。
另一邊廂，米蘭世博以食物和農業為主題，但感覺就更像工展會或農展會，淪為大集團在推銷工業化食品的營銷場，不堪入目。在我參與的國際會議中，便有不少當地團體長期進行民間倡議，要求世博會能更真實反映當地農業況，並探討更生態友善和更具可持續性的農模式。此外，亦有講者對當地小農經濟的前景表示憂慮，皆因黑手黨的土地兼併活動日益活躍。天下烏鴉一樣黑，我聽了之後亦禁不住苦笑起來。
在現實之中，米蘭位處的倫巴底地區，正是意大利北部最著名的農業區之一，至今仍擅長於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專攻產量少但高增值的農產品，並通過合作社直銷方式與城市結合。不少產品更冠以受保護原產地（designation of origin products, DOP）的標籤，與鄉郊度假產業互相配合，皆屬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回想香港政府雖名為推動農業發展，實質上卻一味大談高科技，完全罔顧現存香港農業的處境；與意大利產業的均衡和多元化，注重長遠和可持續發展，恰好形成兩極化的鮮明對比。
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除了訴諸所謂市場力量的解釋，我們能否以更人性化的方式看待問題？城市空間除了預留給利潤最高的行業，又能否兼容更加多元開放的都會想像？畢竟無論是米蘭或香港，顯然都是唯利是圖的商業都會，過往農業或工業時代「殘餘」的景觀，彷彿早就應該「盡快」加以淘汰──但問題是，那些傳統行業、舊區街坊以至生態系統，那些陪伴着整個城市成長的人和事，我們是否就應該棄之如敝屣？
恰巧最近參與農業政策、活化中環街市和土瓜灣重建等討論，有機會重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抗爭城市》（2012）一書。他近年喜歡採用「城市共同體」（urban commons）的概念，來形容五光十色的大都會生活模式，乃是世世代代市民集體創造和擁有的成果。但和工業革命早期的圈地運動一樣，城市空間卻往往被大財團「圈定」（enclosed）和私有化，從而謀取私人利益的最大，但如此一來，城市原有的多元開放性便不復存在。
主流經濟學家往往會以「共同體悲劇」（tragedy of commons）為由，指出城市空間乃是稀缺資源，使用人數增加至某水平便會出現「擠塞」（congestion），「雜」和「亂」乃是現實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因此必須藉着私有產權的清晰界定，方能達至資源的更好維護和有效運用。問題是經濟學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片面看到「擠塞」帶來的負面社會成本，卻看不到它所帶來的「旺」和「盛」，其實是極為重要的正面社會效益。私有化作為將社會成本內化的過程，亦往往將城市空間的多元開放性同時消滅，也就是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鄒祟銘，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著有《以銀為本：7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用消費改變世界》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