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前到意大利米兰参加国际会议，顺道参观刚于5月开幕的世博会，两者均涉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发觉米兰这个城市和香港有不少相同之处：假如用三个同心圆作为比喻的话，则内核便是早期发展的市中心旧区，中间的一层则是过往纺织业兴盛时期的工业区，至于外围尤其是靠近阿尔卑斯山区的地方，则是广阔的田野和乡郊度假区。
我通过网上预订民宿的服务，住进世博不远的米兰理工大学分校的区域，这一带除了有大量学生和年轻人进出，此外就是少数三、四层高的古旧民居。显而易见，民宿的主人正是趁着世博的机会，将这些旧宅翻新然后在网上出租。我即时联想到，香港大量旧楼近年也被改装为精品酒店，不过民宿的最大分别，在于它规格远较酒店灵活和弹性得多，能在短期内大大增加接待能力，游客高峰期过后又可转回住宅用途。不用像香港般建成了大量酒店，一旦跌市便无法调节房间供应量，甚至出现割喉式的减价潮。
不过当我入住这些旧宅里的民宿，最深刻的感受却是区内居民的目光。虽然他们大概都知道世博会场就在附近，但一时三刻，却无法适应游客“入侵”的事实。邻家意大利阿嬷的眼神依然慈祥，但却充满疑惑，仿佛在质问我为何会在她家门口出现。教科书上告诉我们，这就是都市更替中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过程。在香港尤其是铁路发展所到之处，例如土瓜湾和西环一带，不但大量旧楼会被推倒式的重建，其他旧店老铺也迅速面临淘汰。对于那些在区内居住了数十年的老街坊，就算没有遭到逼迁的厄运，原有熟悉的社区网络也早已瓦解了一大半。
另一边厢，米兰世博以食物和农业为主题，但感觉就更像工展会或农展会，沦为大集团在推销工业化食品的营销场，不堪入目。在我参与的国际会议中，便有不少当地团体长期进行民间倡议，要求世博会能更真实反映当地农业况，并探讨更生态友善和更具可持续性的农模式。此外，亦有讲者对当地小农经济的前景表示忧虑，皆因黑手党的土地兼并活动日益活跃。天下乌鸦一样黑，我听了之后亦禁不住苦笑起来。
在现实之中，米兰位处的伦巴底地区，正是意大利北部最著名的农业区之一，至今仍擅长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专攻产量少但高增值的农产品，并通过合作社直销方式与城市结合。不少产品更冠以受保护原产地（designation of origin products, DOP）的标签，与乡郊度假产业互相配合，皆属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回想香港政府虽名为推动农业发展，实质上却一味大谈高科技，完全罔顾现存香港农业的处境；与意大利产业的均衡和多元化，注重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恰好形成两极化的鲜明对比。
要把婴儿和污水一并倒掉？
除了诉诸所谓市场力量的解释，我们能否以更人性化的方式看待问题？城市空间除了预留给利润最高的行业，又能否兼容更加多元开放的都会想像？毕竟无论是米兰或香港，显然都是唯利是图的商业都会，过往农业或工业时代“残余”的景观，仿佛早就应该“尽快”加以淘汰──但问题是，那些传统行业、旧区街坊以至生态系统，那些陪伴着整个城市成长的人和事，我们是否就应该弃之如敝屣？
恰巧最近参与农业政策、活化中环街市和土瓜湾重建等讨论，有机会重看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抗争城市》（2012）一书。他近年喜欢采用“城市共同体”（urban commons）的概念，来形容五光十色的大都会生活模式，乃是世世代代市民集体创造和拥有的成果。但和工业革命早期的圈地运动一样，城市空间却往往被大财团“圈定”（enclosed）和私有化，从而谋取私人利益的最大，但如此一来，城市原有的多元开放性便不复存在。
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会以“共同体悲剧”（tragedy of commons）为由，指出城市空间乃是稀缺资源，使用人数增加至某水平便会出现“挤塞”（congestion），“杂”和“乱”乃是现实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必须借着私有产权的清晰界定，方能达至资源的更好维护和有效运用。问题是经济学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片面看到“挤塞”带来的负面社会成本，却看不到它所带来的“旺”和“盛”，其实是极为重要的正面社会效益。私有化作为将社会成本内化的过程，亦往往将城市空间的多元开放性同时消灭，也就是要把婴儿和污水一并倒掉！
（邹祟铭，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著有《以银为本：7评香港产业及人口政策》、《用消费改变世界》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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