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變動中國

羽戈:越富越民主,越窮越愛國

我們說「越富越民主」與「越窮越愛國」,不是作為結論,而是作為現象,而且,哪怕這兩個論斷能夠成立,卻不可從反面推導,窮人不配民主,富人不配愛國……


羽戈:根據光譜,我們會注意到,自由主義陣營集中於發達地區,除了北上廣三巨頭,還有沿海的江蘇、浙江、福建、海南、遼寧;保守主義陣營則集中於欠發達的內陸和邊疆。攝: Feng Li/Getty
羽戈:根據光譜,我們會注意到,自由主義陣營集中於發達地區,除了北上廣三巨頭,還有沿海的江蘇、浙江、福建、海南、遼寧;保守主義陣營則集中於欠發達的內陸和邊疆。攝: Feng Li/Getty

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珍妮佛.潘(Jennifer Pan)與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博士徐軼青(Yiqing Xu),依據「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數據庫所提供的171830個調查樣本,繪製了一副中國意識形態光譜(二人合作的論文《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表於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Network網站)。我對此事感興趣,原因有二:一來,「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風靡之時,我測過一次,答案與自我定位相符,倘不出意外,我應是被分析的樣本之一,說起來,對這副光譜的誕生,與有功焉;二來,不惟是我,關注政治的朋友,對中國各地的政治生態,都會有一個基本判斷,如哪些地方偏左,哪些地方偏右,哪些地方保守,哪些地方開放,哪些地方貪墨成風,哪些地方吏治清明,光譜恰以省份為單位,正可用來驗證。

對照光譜,與我的判斷略有出入。偏向自由主義的藍色地區,前五個我都預測準確,依次為上海、廣東、浙江、北京、江蘇。偏向保守主義的深紅地區,則有些令我意外,入圍十省包括新疆、貴州、廣西、寧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內蒙古、河北等。我原以為重慶、天津都該上榜,東北三省至少能分一杯羹,結果南北兩大直轄市皆屬中立,遼寧甚至進入了自由主義陣營。如果光譜可信,看來我對自己的國家不無隔膜。

「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襲用了左右之分(當然中國之左右不同於西方之左右),如政治觀念坐標,左即威權主義,右即自由主義;經濟觀念坐標,左即集體主義與福利主義,右即新自由主義;文化觀念坐標,左即保守與復古,右即自由與激進。這構成了繪製光譜的政治色素。具體說來,光譜之上的保守主義(左)指「對威權體制、國家統一和安全、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傳統文化價值的偏好和重視」,自由主義(右)指「對市場化改革、民主自由、現代科技的認同和提倡」。如此則不難發現,中國的左右之爭何以不同於西方的左右之爭:以左右之爭的起源地法國為例,左代表激進,右代表保守,左派主張社會改革和平等主義,右派擁護貴族統治和保守主義。今日中國與此恰恰相反。

根據光譜,我們還會注意到,自由主義陣營集中於發達地區,除了北上廣三巨頭,還有沿海的江蘇、浙江、福建、海南、遼寧;保守主義陣營則集中於欠發達的內陸和邊疆。由此引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即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如光譜所示,越發達的地方越右,反之則越左,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認同自由主義,反之則迷戀保守主義。 這個對比經得起檢驗嗎?

觀摩光譜之時,我想起了兩個政治學命題,一是「越富越民主」,二是「越窮越愛國」。

關於第一個命題,當數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詮釋最為流行:「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准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從亞里士多德到現在,人們一直認為,只有在富裕社會,即生活在現實貧困線上的公民相對較多的社會,才能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大批民眾理智地參與政治,培養必要的自我約束,以避免盲從不負責任煽動的呼籲。一個分化成大多數貧困民眾和少數顯貴的社會,要麼導致寡頭統治(少數上層分子的獨裁統治),要麼導致暴政(以民眾為基礎的獨裁統治)。」

李普塞特的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援引了充分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數據,以印證他的結論:經濟繁榮促進政治民主。如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將上百個國家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作五級,他發現,最窮國家當中,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次窮國家當中,7%屬於民主國家;次富國家當中,36%屬於民主國家;最富國家當中,100%屬於民主國家。數年後,拉里.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重拾達爾的方法論,結果則稍有差距,他所調查的25個最富國家當中,有19個民主國家,比例為76%,25個次富國家當中,有8個民主國家,比例佔32%,24個最窮國家當中,反而出現了2個民主國家,正如最富國家當中,有6個獨裁國家,堪稱例外。

達爾與戴蒙德的調查,發生在1970年代前後。此後,「第三波」民主浪潮奔騰而至,席捲天下,民主國家的隊伍愈發壯觀。我們不妨繼續使用達爾的方法論,依據2008年世界各國民主指數報告,勘察201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排名表,結果發現,排名前25的國家當中,至少有20個民主國家,排第三的卡塔爾、第六的阿聯酋、第十七的科威特,這三個李普塞特筆下的「石油國家」,應不屬於民主國家,排第十一的新加坡、第二十五的文萊,其民主屬性則有爭議。這個比例,更接近戴蒙德。達爾的結論似乎過於絕對化。

國家越富裕,越可能通向民主

回頭再看李普塞特的論斷:「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准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他強調的是「民主的可能性」,而非民主本身。不是說,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就越民主,只能說,它越可能通向民主。這裏還可以更具體一點,把經濟發展細分為財富指數、工業化指數、城市化指數、教育指數等。有人研究指出,城市化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61,教育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91,傳媒參與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84,政治參與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82。

這麼一來,我們當可明瞭,為什麼在中國意識形態光譜之上,會分出藍色地區與深紅地區,它們的差距到底表現在哪裏。說到底,這是全方位的差距,包括經濟、教育、傳媒、公民意識等。每一項的差距,都會導致意識形態的差距,綜合起來,差距必將擴大化,以至紅藍陣營涇渭分明,一個國家儼然斷裂成兩個世界。

中產階級是天生的民主派

毋須理論與數據,單憑常識與邏輯,不難想見,一個人,如果為溫飽問題所困擾,終日含辛茹苦,風餐露宿,他還有多少精力、心思去關心政治,關心自由、民主、法治建設呢;如果不必為溫飽問題所困擾,即飽暖之後,他可能思淫慾,卻也可能思權利(這方面最鮮明的表現,即投票率,低收入群體顯然要低於高收入群體)。一個人,如果一窮二白,家徒四壁,只怕他無意捍衛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因為他並無財產可言;如果家道小康,抑或富甲一方,他必然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財產權,盡力推動憲法增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之條款……質言之,經濟發展所造就的中產階級,乃是最嚮往民主的群體,記得有一說法:中產階級是天生的民主派。

這可謂經濟與民主之關係最直接的表達。此外,經濟還可通過影響教育、傳媒、生活方式等,與民主間接發生關係。「經濟上的被剝奪就是心理上的被剝奪:卑屈的習慣,幾乎接觸不到信息源、缺乏語言能力」,李普塞特引用這句話後,展開了他的論述:「接受民主的準則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個人安全感。一個人的經驗和穩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簡單化的政治觀點,越不可能理解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寬容的基本原則,越不可能領會或容忍政治變革的漸進主義思想……」

所謂「簡單化的政治觀點」,愛國則屬其一。這在中國意識形態光譜之上的表現,即認同「威權體制、國家統一和安全」。

我們的老祖宗,善於宣揚窮人的愛國之舉,如「位卑未敢忘憂國」、「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云云,不過這着眼於氣節,而非經濟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需要聲明,「越窮越愛國」不是我的發明。常常見人提起,不知出處在哪裏。起初我聽到這個說法,實在難以接受。愛國與否,與一個人貧窮或富足有什麼關係呢?有錢人就不能愛國麼,中國的富豪不是最喜歡把「愛國」掛在嘴邊?但凡是人,都可以愛他的國,正如都可以不愛他的國。我們的老祖宗,善於宣揚窮人的愛國之舉,如「位卑未敢忘憂國」、「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云云,不過這着眼於氣節,而非經濟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細細想來,拋開道德因素,「越窮越愛國」之說不是沒有道理。一方面,窮人對國家的依賴,正如對國家的仇恨,都可能超過富人,這一點不難理解,富人可以獨立於國家,窮人則不然,他們一無所有,只能期盼國家的拯救,如孺子之望慈母,大旱之望雲霓,然而,期望愈高,失望往往愈深,最終沉積為社會怨恨,故而窮人的革命性要強於富人。

貧困塑造了窮人政治觀

另一方面,貧困塑造了窮人的政治觀。李普塞特指出,世界各地的窮人階級,對於經濟問題,大都比較激進(如支持國家的福利政策),經濟問題之外,則偏向保守。他以195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隆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為例。3000名德國人被問及:「如果存在一黨、多黨和無黨三種情況,你認為哪一種更好?」結果,對多黨制的支持,工人階級與農民顯然不如中產階級與上流社會。

我們還可以談談教育與愛國的關係。如你所知,一個地方,經濟越發達,教育便可能越自主、越自由、越開放;反之,則越奴役、越專斷、越封閉。後者對應的教育,不啻是一種愚民教育。如錢鍾書所云:「從前愚民政策是不許人民受教育,現代愚民政策是只許人民受某一種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受教育的人,因為識了字,上印刷品的當……」今日中國的教育,大抵都是「某一種教育」。不過在藍色地區,教師與學生傾向於疏導、反抗;在深紅地區,則傾向於順服、強化,其苦果之一,便是容易盲從、受煽動,無意識、無條件的愛國。

愈是貧困,愈需民主

我以為一個國家,一個地方,愈是貧困,愈需民主,經濟與民主構成了一種齊頭並進的互動關係。

最後得補充兩點:第一,我們說「越富越民主」與「越窮越愛國」,不是作為結論,而是作為現象,而且,哪怕這兩個論斷能夠成立,卻不可從反面推導,窮人不配民主,富人不配愛國,相反,我以為一個國家,一個地方,愈是貧困,愈需民主,經濟與民主構成了一種齊頭並進的互動關係(富裕對民主的促進作用,大於民主對富裕的促進作用,所以「越富越民主」的提法,要高於「越民主越富」);第二,我們說「越富越民主」與「越窮越愛國」,強調的是一種可能性,一種概率,我喜歡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的口吻:「教育,如果說它不能使人成為好公民,至少使人成為好公民變得比較容易。」以此而論,富裕,如果說它不能使一個國家民主,至少使其通往民主之路變得比較容易……當然,既為可能性和概率,則允許例外發生。如「越富越民主」,富國如卡塔爾、阿聯酋等,都是明顯的反證。再如「越窮越愛國」,我聽過的解構愛國主義最有力的名言,恰恰來自窮人。這是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帝國的年代:1875-1914》書中的情節。一戰前夕,一位意大利農婦對她的兒子高喊:「快跑,祖國來了!」

補記

羅伯特.J.巴羅(Robert J.Barro)認為,民主既非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相比民主,法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更大一點。這個觀點針對的是「越民主越富」,而非「越富越民主」,不過正可作為中國意識形態光譜的一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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