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念館

冉雲飛:從官方史料,看一個省的反右運動(上)

反右運動固然是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但不管怎樣,各省的情況或有差異,應該就此做比較細緻的個案研究。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展覽。China Photos/Getty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展覽。China Photos/Getty

1957年的反右運動,已經過去快六十年了,但對此段歷史的研究,還沒有與其影響相匹配的著述出現。像朱正《1957年的夏季》與丁抒《陽謀》算是比較有意思的著作,但其間的研究與判斷,都還有一些可商之處。而宋永毅主編的《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內容相當豐富龐雜,但也不乏漏收。與此同時,武宜三主編的《1957受難者姓名大辭典》,有不少發現,但尚未完全出籠。反右運動固然是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但我認為不管怎樣,各省的情況或有差異,應該就此做比較細緻的個案研究。

近讀當代貴州簡史編委會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當代貴州大事記》(1949—1995),覺得可以用其間的史料,來研究一下反右運動的運作機制及其後續影響,以便做一個切片式的個案研究。這樣的研究,可以了解官方的說法,以及他們公佈的右派數字。不管他們的說法是否有掩蓋,是否準確,至少要將其公布與研究出來,讓更多的人知曉與印證。而各省都有像《當代貴州大事記》一類的官方書籍出籠,加上各縣縣誌(以及校史)所載的右派數字,應該能從中得到相對完整的數字,從而比較他們所說的五十五萬右派的數字是否真是事實。

再者,運動存在地域與時間差異,很多人以為小事,其實要把運動研究得細緻,切不可不注意及此。因為時間差可以研究出文件的傳輸與傳達速度,可以窺看運轉效率。地域差異,可以從中看出各地領導者的一些個體差異,在大一統的中央文件面前有何不同的表現,雖然他們的差異可能不容易發現,但並非毫無研究價值。

同時,既是運動,也得研究其餘波,以及是何時衰減的及其過程。這對研究通過運動群眾來管控民眾的「社會動力學」,包括社會心理在內的政治心理學是有相當益處的。

整風與反右的一體兩面

無論有多少爭論,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就不能稱之為「整風」,而是真正的反右運動的開始。

整風運動於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並準備在1957年開展實施的一次政治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於5月1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此文件。5月3日與5月6日,貴州省委分別兩次進行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在全省整風的決定,成立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並確立5月4日從省級機關和貴陽市機關開始,地、縣兩級插秧後次之,最後於1957年冬至1958年春區、鄉三級分層整風的計劃(P139—140)。

整風與反右的關係,應該有遞進承接關係。官方承認,整風說的是如何在黨組織內進行一次普遍和深入「三反」整風運動——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以利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及改進工作作風,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按理說,整風完全是黨內組織及一些人員重新洗牌的自潔兼造神動作,但後來毛澤東將其擴大到民主黨派及其他知識各界,就由黨內整風,向黨外整肅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中不滿共產黨的言論轉變。後來乾脆由黨內整風變為全民整風,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名稱貫穿其後期整風,是其顯著特徵(沈志華《毛澤東的憂慮 1957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

1957年5月8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貫徹中央整風運動指示的辦法》,10日,省委整風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確定各級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的整風運動,由省委各部直接領導,各地、州、市、縣委都要成立以第一書記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17日省委把整風從10號的科以上幹部擴大到黨員幹部,要求黨員幹部「鑽研文件」,「歡迎批評」。這個運動持續了多久呢?「1958年6月中旬以後,各級黨組織分別對縣級以上機關、企業、團體和學校陸續進行了整風大檢查。9月,全省整風運動基本結束」( P140)。

在我看來,無論有多少爭論,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就不能稱之為「整風」,而是真正的反右運動的開始。雖然這看上去只是名稱不同,但其實質卻有很大的區別。

當然官方一直提的名稱是包括反右運動在內的整風運動,好像整風運動涵蓋了反右運動,其實整風雖然冠名於前,但實質主要是反右,而真正反對官僚主義等則付諸闕如。因為這個時候正是官員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將那些曾經的反對者打成右派的大好時機,公器私用,公報私仇,用起來十分嫻熟、得心應手。

從貴州來看,整風運動開始於1957年5月8日,完畢於1958年9月——因為9月再不結束,就無法搞農村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的運動——共費時一年零四個月,去掉一個月外,可以說明直接反右時間為一年零三個月。

未予改正右派遠不只六人

很多人說都沿襲只有羅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說法,這說法我糾正了許多次,雖然是錯卻成了難以糾正的「通說」,真可算得上是傳播學上的「習非成是」。

由於檔案並沒有開放,或者說即便開放了,也存在隱匿與特意提前銷毀的嫌疑,故要弄出各省精准的右派數字,恐怕難度還是比較高。

但問題在於,各省右派的數字,不難在官方出版的簡史與大事記裏找到——當然我們可以對此數字存疑,但我們卻不能在檔案沒有開放前,不加以利用與研究——因為正如我此前所說,每個省(自治區)都幾乎出了某某省(自治區)當代簡史、或者某某省大事記一類書,下點苦功,就可以蒐羅到一些記載右派的數字,做這種事不需要太高深的學術技巧。

早年讀過由王治國、黃一龍等著的《當代四川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一書,其它內容都忘記了,唯獨對是書第106頁的注釋一,不能忘卻:「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復查,全省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處分的共64724人,其中划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況不明以外,其餘全屬錯案,一律予以改正。」

由於我與著者之一黃一龍先生相識,所以21位不明情況的人,其實是相當明瞭的。因為我曾在舊書攤搜到1987年10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印發之《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共21人,其中第一名就是我研究的「大右派」學姐馮元春先生。

很多人說都沿襲只有羅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說法,這說法我糾正了許多次,雖然是錯卻成了難以糾正的「通說」,真可算得上是傳播學上的「習非成是」。後來又有人在網絡上說全國有包括羅隆基在內的96人不予改正的說法,我不知這說法來源於何處。雖然文中說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還是未查到原始出處(《揭密五位終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級」右派》)。姑算此數的存在且是對的,那麼四川「21人情況不明」,其實相當明瞭的不予改正之右派,其所佔人數在全國也是相當多的了。

同樣是上列此文所引,說「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改正』552877人」。能把右派總人數55萬精確到個位數,不管是否準確,總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但這552973人,各省所佔情形是多少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壞分子」沒有「平反通知書」

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時大量運用的「壞分子」名目。官方發文件要求不在工人、農民中劃分右派,但整肅依然是嚴厲的,只不過把整肅出來的人用「壞分子」來名之而已。

黃一龍等所著的《當代四川簡史》裏說,四川反右運動受處分的64724人,划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這說明有14445人,雖然不是右派卻也是反右運動所處理的,這個比例相當的大,達22%。

事實上,這批不被划成右派卻遭處理的人,目前很難知道其被處理的罪名。但以我過往研究的經驗來看,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時大量運用的「壞分子」名目。官方發文件要求不在工人、農民中劃分右派,但整肅依然是嚴厲的,只不過把整肅出來的人用「壞分子」來名之而已。

雖然平反現在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平反一說,有很多可以闡釋的政治學意涵,此處不贅——但對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久經各種運動折磨的右派來說,也有如卸重軛的感覺。我看到很多各類平反通知書,但從未看到過給「壞分子」平反的通知書,可能打成「壞分子」的人,根本就沒有像划右派分子這樣「正規」的憑證。

四川右派有50279人,佔全國55萬右派的近乎十分之一,四川的人口基數固然大,但反右運動的「烈度」也遠強於它省。在讀《當代貴州大事記》的同時,我讀到譚仲池主編的《長沙通史》當代卷,得知長沙市右派為1620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P156),並說全為錯划。

貴州省共划「右派分子」10082名,1959年至1964分五批為2000人摘掉右派帽子,1980年摘掉全省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對錯划的全部予以改正,恢復名譽(P143)。如果我們能將每個省的右派數字加總起來,就能看出有意思的問題:

要麼符合全國右派552973人的數字,要麼不符合,那麼這裡面的差異是怎麼來的呢?存不存在下面在鬥爭之初誇大數字,平反之時隱匿數字的現象呢?恐怕值得仔細觀察與研究。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針對工農的「反右」

工人、農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當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風,但又不划右派,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由此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對不划右派的人所進行的一場運動。

若從6月8日開始才算進入全國性的反右運動的話,那麼我從《當代貴州大事記》一書發現最早的記載就是,7月4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這說明從反右運動來看,從中央運動到貴州跟隨之間,大約用了近一個月時間。這是下面在觀察上面的風向呢,還是在等上級的指示呢,或許都有可能。或者是此前早有諸種批判,只不過未列入《當代貴州大事記》而已。時間差異與空間傳輸的距離有無關係,由於檔案的不開放,也只能讓人懸揣。

同年8月27日至9月3日貴州省委宣傳部召開全省宣傳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全省範圍內結合整風和反右派鬥爭,向各階層、各方面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P145—146)。到了反右運動推進兩個月後,宣傳部已經公開傳達要向各階層(從上到下的縱)與各方面(打破階層與行業的橫)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這就有了點從深度與廣度上全方位翻烙餅的意味,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話。

為什麼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呢?這就需要對反右歷史有所了解。反右運動名聲很大,主要在各級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各級老師、大學生是主要對象)、工商業者等城市人群,而工人、農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當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風,但又不划右派,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由此展開。

不知貴州情形如何?四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得相當左,許多未成年中學生因為同情右派,說了些真話,或者因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肅。如王建軍先生主編的《五八劫》(2010年內部自印)及其續編,就通過第一手材料,說四川一萬名學生就有三千二百名學生被打成「三、四類」學生。這兩類學生,無論成績再好,都被剝奪了上大學的可能。這就是反右運動及後續所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人的摧殘。

四個月後的11月16日,中共貴州省委轉批省委統戰部《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指示的意見》,除了小型工商業者不進行反右鬥爭外,「對工商界骨幹分子、一般資產階級分子、其他小型工商業者,採取不同方式進行」(P148)。同年12月3日至5日召開的「中共貴州省第一代次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做出《為爭取我省整風運動的全勝而鬥爭》的決議。從標題就可以看上去,「全勝」與「鬥爭」說的其實就是反右運動。

整風運動比較靠後的,多是方外之人。1958年1月20日中共貴州省委統戰部發出《關於在漢族和少數民族宗教界進行教育問題的通知》,要使分散在全省城鄉各地的教徒教眾,通過這次全民整風,「都受到一次普遍而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P153)。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對不划右派的人所進行的一場運動。

但就我掌握的史料來看,四川的佛教界和道教界,均有在1957年划成右派(關於成都佛教界右派情形,請參看拙著《古蜀之肺:大慈寺傳》最後一章,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並因此自殺的人,不知貴州是否有所例外?

(未完待續)

(冉雲飛,中國著名作家,著有《沈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給你愛的人以自由》等,長期關注反右歷史、中國教育,子女教育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