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已經過去快六十年了，但對此段歷史的研究，還沒有與其影響相匹配的著述出現。像朱正《1957年的夏季》與丁抒《陽謀》算是比較有意思的著作，但其間的研究與判斷，都還有一些可商之處。而宋永毅主編的《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內容相當豐富龐雜，但也不乏漏收。與此同時，武宜三主編的《1957受難者姓名大辭典》，有不少發現，但尚未完全出籠。反右運動固然是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但我認為不管怎樣，各省的情況或有差異，應該就此做比較細緻的個案研究。
近讀當代貴州簡史編委會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當代貴州大事記》（1949—1995），覺得可以用其間的史料，來研究一下反右運動的運作機制及其後續影響，以便做一個切片式的個案研究。這樣的研究，可以了解官方的說法，以及他們公佈的右派數字。不管他們的說法是否有掩蓋，是否準確，至少要將其公布與研究出來，讓更多的人知曉與印證。而各省都有像《當代貴州大事記》一類的官方書籍出籠，加上各縣縣誌（以及校史）所載的右派數字，應該能從中得到相對完整的數字，從而比較他們所說的五十五萬右派的數字是否真是事實。
再者，運動存在地域與時間差異，很多人以為小事，其實要把運動研究得細緻，切不可不注意及此。因為時間差可以研究出文件的傳輸與傳達速度，可以窺看運轉效率。地域差異，可以從中看出各地領導者的一些個體差異，在大一統的中央文件面前有何不同的表現，雖然他們的差異可能不容易發現，但並非毫無研究價值。
同時，既是運動，也得研究其餘波，以及是何時衰減的及其過程。這對研究通過運動群眾來管控民眾的「社會動力學」，包括社會心理在內的政治心理學是有相當益處的。
整風與反右的一體兩面
無論有多少爭論，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就不能稱之為「整風」，而是真正的反右運動的開始。
整風運動於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並準備在1957年開展實施的一次政治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於5月1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此文件。5月3日與5月6日，貴州省委分別兩次進行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在全省整風的決定，成立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並確立5月4日從省級機關和貴陽市機關開始，地、縣兩級插秧後次之，最後於1957年冬至1958年春區、鄉三級分層整風的計劃（P139—140）。
整風與反右的關係，應該有遞進承接關係。官方承認，整風說的是如何在黨組織內進行一次普遍和深入「三反」整風運動——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以利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及改進工作作風，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按理說，整風完全是黨內組織及一些人員重新洗牌的自潔兼造神動作，但後來毛澤東將其擴大到民主黨派及其他知識各界，就由黨內整風，向黨外整肅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中不滿共產黨的言論轉變。後來乾脆由黨內整風變為全民整風，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名稱貫穿其後期整風，是其顯著特徵（沈志華《毛澤東的憂慮 1957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
1957年5月8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貫徹中央整風運動指示的辦法》，10日，省委整風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確定各級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的整風運動，由省委各部直接領導，各地、州、市、縣委都要成立以第一書記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17日省委把整風從10號的科以上幹部擴大到黨員幹部，要求黨員幹部「鑽研文件」，「歡迎批評」。這個運動持續了多久呢？「1958年6月中旬以後，各級黨組織分別對縣級以上機關、企業、團體和學校陸續進行了整風大檢查。9月，全省整風運動基本結束」（ P140）。
在我看來，無論有多少爭論，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就不能稱之為「整風」，而是真正的反右運動的開始。雖然這看上去只是名稱不同，但其實質卻有很大的區別。
當然官方一直提的名稱是包括反右運動在內的整風運動，好像整風運動涵蓋了反右運動，其實整風雖然冠名於前，但實質主要是反右，而真正反對官僚主義等則付諸闕如。因為這個時候正是官員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將那些曾經的反對者打成右派的大好時機，公器私用，公報私仇，用起來十分嫻熟、得心應手。
從貴州來看，整風運動開始於1957年5月8日，完畢於1958年9月——因為9月再不結束，就無法搞農村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的運動——共費時一年零四個月，去掉一個月外，可以說明直接反右時間為一年零三個月。
未予改正右派遠不只六人
很多人說都沿襲只有羅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說法，這說法我糾正了許多次，雖然是錯卻成了難以糾正的「通說」，真可算得上是傳播學上的「習非成是」。
由於檔案並沒有開放，或者說即便開放了，也存在隱匿與特意提前銷毀的嫌疑，故要弄出各省精准的右派數字，恐怕難度還是比較高。
但問題在於，各省右派的數字，不難在官方出版的簡史與大事記裏找到——當然我們可以對此數字存疑，但我們卻不能在檔案沒有開放前，不加以利用與研究——因為正如我此前所說，每個省（自治區）都幾乎出了某某省（自治區）當代簡史、或者某某省大事記一類書，下點苦功，就可以蒐羅到一些記載右派的數字，做這種事不需要太高深的學術技巧。
早年讀過由王治國、黃一龍等著的《當代四川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一書，其它內容都忘記了，唯獨對是書第106頁的注釋一，不能忘卻：「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復查，全省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處分的共64724人，其中划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況不明以外，其餘全屬錯案，一律予以改正。」
由於我與著者之一黃一龍先生相識，所以21位不明情況的人，其實是相當明瞭的。因為我曾在舊書攤搜到1987年10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印發之《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共21人，其中第一名就是我研究的「大右派」學姐馮元春先生。
很多人說都沿襲只有羅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說法，這說法我糾正了許多次，雖然是錯卻成了難以糾正的「通說」，真可算得上是傳播學上的「習非成是」。後來又有人在網絡上說全國有包括羅隆基在內的96人不予改正的說法，我不知這說法來源於何處。雖然文中說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還是未查到原始出處（《揭密五位終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級」右派》）。姑算此數的存在且是對的，那麼四川「21人情況不明」，其實相當明瞭的不予改正之右派，其所佔人數在全國也是相當多的了。
同樣是上列此文所引，說「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改正』552877人」。能把右派總人數55萬精確到個位數，不管是否準確，總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但這552973人，各省所佔情形是多少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壞分子」沒有「平反通知書」
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時大量運用的「壞分子」名目。官方發文件要求不在工人、農民中劃分右派，但整肅依然是嚴厲的，只不過把整肅出來的人用「壞分子」來名之而已。
黃一龍等所著的《當代四川簡史》裏說，四川反右運動受處分的64724人，划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這說明有14445人，雖然不是右派卻也是反右運動所處理的，這個比例相當的大，達22%。
事實上，這批不被划成右派卻遭處理的人，目前很難知道其被處理的罪名。但以我過往研究的經驗來看，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時大量運用的「壞分子」名目。官方發文件要求不在工人、農民中劃分右派，但整肅依然是嚴厲的，只不過把整肅出來的人用「壞分子」來名之而已。
雖然平反現在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平反一說，有很多可以闡釋的政治學意涵，此處不贅——但對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久經各種運動折磨的右派來說，也有如卸重軛的感覺。我看到很多各類平反通知書，但從未看到過給「壞分子」平反的通知書，可能打成「壞分子」的人，根本就沒有像划右派分子這樣「正規」的憑證。
四川右派有50279人，佔全國55萬右派的近乎十分之一，四川的人口基數固然大，但反右運動的「烈度」也遠強於它省。在讀《當代貴州大事記》的同時，我讀到譚仲池主編的《長沙通史》當代卷，得知長沙市右派為1620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P156），並說全為錯划。
貴州省共划「右派分子」10082名，1959年至1964分五批為2000人摘掉右派帽子，1980年摘掉全省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對錯划的全部予以改正，恢復名譽（P143）。如果我們能將每個省的右派數字加總起來，就能看出有意思的問題：
要麼符合全國右派552973人的數字，要麼不符合，那麼這裡面的差異是怎麼來的呢？存不存在下面在鬥爭之初誇大數字，平反之時隱匿數字的現象呢？恐怕值得仔細觀察與研究。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針對工農的「反右」
工人、農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當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風，但又不划右派，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由此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對不划右派的人所進行的一場運動。
若從6月8日開始才算進入全國性的反右運動的話，那麼我從《當代貴州大事記》一書發現最早的記載就是，7月4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這說明從反右運動來看，從中央運動到貴州跟隨之間，大約用了近一個月時間。這是下面在觀察上面的風向呢，還是在等上級的指示呢，或許都有可能。或者是此前早有諸種批判，只不過未列入《當代貴州大事記》而已。時間差異與空間傳輸的距離有無關係，由於檔案的不開放，也只能讓人懸揣。
同年8月27日至9月3日貴州省委宣傳部召開全省宣傳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全省範圍內結合整風和反右派鬥爭，向各階層、各方面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P145—146）。到了反右運動推進兩個月後，宣傳部已經公開傳達要向各階層（從上到下的縱）與各方面（打破階層與行業的橫）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這就有了點從深度與廣度上全方位翻烙餅的意味，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話。
為什麼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呢？這就需要對反右歷史有所了解。反右運動名聲很大，主要在各級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各級老師、大學生是主要對象）、工商業者等城市人群，而工人、農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當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風，但又不划右派，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由此展開。
不知貴州情形如何？四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得相當左，許多未成年中學生因為同情右派，說了些真話，或者因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肅。如王建軍先生主編的《五八劫》（2010年內部自印）及其續編，就通過第一手材料，說四川一萬名學生就有三千二百名學生被打成「三、四類」學生。這兩類學生，無論成績再好，都被剝奪了上大學的可能。這就是反右運動及後續所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人的摧殘。
四個月後的11月16日，中共貴州省委轉批省委統戰部《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指示的意見》，除了小型工商業者不進行反右鬥爭外，「對工商界骨幹分子、一般資產階級分子、其他小型工商業者，採取不同方式進行」（P148）。同年12月3日至5日召開的「中共貴州省第一代次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做出《為爭取我省整風運動的全勝而鬥爭》的決議。從標題就可以看上去，「全勝」與「鬥爭」說的其實就是反右運動。
整風運動比較靠後的，多是方外之人。1958年1月20日中共貴州省委統戰部發出《關於在漢族和少數民族宗教界進行教育問題的通知》，要使分散在全省城鄉各地的教徒教眾，通過這次全民整風，「都受到一次普遍而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P153）。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對不划右派的人所進行的一場運動。
但就我掌握的史料來看，四川的佛教界和道教界，均有在1957年划成右派（關於成都佛教界右派情形，請參看拙著《古蜀之肺：大慈寺傳》最後一章，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並因此自殺的人，不知貴州是否有所例外？
（未完待續）
（冉雲飛，中國著名作家，著有《沈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給你愛的人以自由》等，長期關注反右歷史、中國教育，子女教育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