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管治困難是明顯的事實。解釋這個現象目前有兩種互相對立的主要論述。第一種是從中央政府和建制派當中的主流的角度，認為是因為「反對派」的干擾、「反共」意識形態的存在、外國勢力干預等等因素。第二種是從泛民和其支持者的角度，歸咎於中央干預「港人自治」、沒有民主政制、特首缺乏認受性等等原因。
以上兩種論述都是由政治鬥爭的角度出發，當然值得深入研究分析。但是香港的管治困難，除了因為「一國兩制」及中國與香港的政治現況的獨特因素外，也有其世界普遍性。即是說，近年來世界各地都出現管治困難的局面，當中都有一些因為時代發展而引致的共通因素。
管治問題的三種情況
美國史丹福大學著名的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在2014年發表的著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開頭就列出了21世紀初世界各地出現管治問題的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例如利比亞、尼日利亞、索馬利亞、馬利等非洲國家；它們缺乏一個國家機器（“State”），即不能擁有一個無可置疑的有合法權力的中央政府，有能力在其國土範圍內維持社會安定及執行法律。
第二種情況，是例如美國；它擁有一個超過200年歷史，具有深厚的民主合法性，非常龐大及極為制度化的國家機器，但此機器近年來運作得不好，結果引致禍及全世界的金融風暴，並且因兩大政黨分別佔有國會多數席位及掌控行政機關，而出現的「否決式政體」（vetocracy）；美國要推行政治改革十分困難，其毛病為過分制度化（too institutionalized）。
第三種情況是如土耳其和巴西；它們雖在新興市場經濟發展上成就顯著，亦實行了有競爭性的民主，但因政府領導層的貪污或獨裁手段、施政錯誤等因素，引致以中產階級為主要的大規模群眾示威。問題的癥結是政府未能適應經濟發展帶來的新的社會情況，包括要較靈活地回應不斷改變的公眾要求，提供較有成效的管治成績。
21世紀的新形勢
上述的第三種情況所涉及的新的社會和世界形勢，主要是指全球化和地區融合對各個國家和城市的政府管治，帶來了無可抵擋的壓力、束縛和連鎖反應，特別是經濟金融的大幅波動對民生就業的影響；另外，網絡科技的急速發展，教育程度的提高，抗議政治（protest politics）流行和年輕一代抗爭者的出現，政治和社會參與意識的增長，民主人權概念的普及，政黨和政治領袖的威信下降，公民社會的興起和強大，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分權，等等。
無論是具有什麼政制（西方式民主、威權、混合或專制）的國家的管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上述世界發展趨勢的影響；因此，傳統的中央集權、由上至下、層級官僚式的控制和管理的政府模式，已是過時和無效。國際環境的重要影響愈益增加；國內或社會內部有愈來愈多分散的、有不同利益和訴求的社會活動者 （societal actors），力圖影響政府施政，出現「多中心」（multiple centers）的現象。政府內外交逼，其作為中心的管治能力自然下降，亦即政治學者所說的，政府已「空洞化」（hollowing out of the state）。
回到香港的現況；文首提到的涉及「一國兩制」的政治矛盾因素的確存在，而這些因素在23條、國民教育科和政治改革等的事件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在整體的公共政策領域，香港管治困難的主要原因，其實是福山教授所說的第三種情況：政府未能有效地適應21世紀的時代變遷，以及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趨勢。
香港管治問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香港管治困難的問題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前者（特殊性）是圍繞着「一國兩制」的政治矛盾，體現在對《基本法》的理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中國現況和中央政府的看法、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政黨政治等等方面；而後者（普遍性）是指特區政府面對的不少管治問題，同樣發生在其他地區，解決之道是其管治思維、方針、政策和方法，是否能適應21世紀的時代特點。
如果把近年來施政不暢順，以及「行政主導」未能有效落實，完全歸咎於香港政治鬥爭的特殊性方面，特區政府便不能與時並進。將「行政主導」理解為以行政長官為中心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並期望所有建制派、泛民派和其他持份者都應該順應和接受他的政策，否則就是不合作，及阻撓施政；有這種舊式思維就不可能改善管治。
如何理解「行政主導」
21世紀的「管治」，須要讓社會有關持份者都有渠道去參與管理公共事務，通過集體去解決公共領域問題（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in the public realm）。政府不再「划船」，而是「領航」（governments no longer row, they steer），去建構「網絡式管治」 （network governance），或「聯結式的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在這個新模式下，政府的角色不是威權者，而是「推動者」 （activator）。它協調及統籌相關的利益，將持份者視為夥伴，通過談判、討價還價，以達至各方或有足夠多數可以妥協接受的方案。這樣做才有機會成功制訂及落實政策；即是說，政府只可以通過它的協調能力，去局部及有時候恢復和實現它的有效管治，從而在某種情度上實現「行政主導」。
與其爭論特首的「超然地位」，或「三權分立」是否破壞「行政主導」，不如認真研究如何適應新時代的情況，以改善特區政府的管治。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