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訪美 觀點 政經論衡

中美峰會之後,可能到來的新冷戰

習近平在美逗留的整整一週里,與奧巴馬的接觸僅僅只有一次晚宴和一天的會談。中美峰會最終並沒有取得什麼令人驚豔的成果。雙方的分歧卻在峰會前後、記者會上顯露無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奧巴馬邀請出席白宮舉行的國宴。攝:Mike Theiler/REUTERS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奧巴馬邀請出席白宮舉行的國宴。攝:Mike Theiler/REUTERS

當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合作與交流,並不足以消弭這一最新也是最深刻的意識形態分歧,那麼一場以互聯網為意識形態和戰場的冷戰終於不可避免了。

也許中美關係真的到了一個轉折點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逗留的整整一周裏,與奧巴馬的接觸僅僅只有一次晚宴和一天的會談。而這場從9.3閱兵就開始鋪陳的中美峰會,最終並沒有取得什麼令人驚艷的成果。雙方的分歧卻在峰會前後、記者會上顯露無疑。這大概是1979年鄧小平訪美以來、歷次中美峰會還從未發生過的情形。

問題是,這些分歧到底有多嚴重,到底算多大事?是否影響此次習訪美的外交評估?這就要回到中美外交的基本面。

中美關係,中國歷來的最優先外交

我們知道,從1949年至今,中美關係的確立歷經前兩代政治領導核心,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位政治強人分別一手打造。也就是說,毛在晚年通過基辛格和尼克遜訪華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從冷戰的孤立和文革的混亂中走了出來。

這是共產陣營自斯大林死後,從1953年東德危機、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波茨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連串不穩定事件中,最具內部分裂、打破平衡的一個轉折點。中國今天改革開放的成就均建立在這一政治遺產之上。而鄧小平,不過繼承了毛澤東的路線,包括通過上台伊始的訪美,奠定了中美蜜月關係的基礎,也包括繼續毛的印度支那路線,發動對越戰爭,然後鞏固他的國內權威地位。

之後歷任官僚出身的領導人,無不把中美關係當作最優先外交,把美國市場和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21世紀的反恐問題當作頭等大事, 以維持內部統治、穩定和發展。無論經歷何種波折、衝突,小如銀河號事件或李文和案、大至六四事件,甚至1999年「5.8」事件和2001年南海撞機,都被積極處理,不影響中美關係的合作主旋律。

中美峰會2015,卻開了倒車

但是,習上任三年後的這一次訪美,卻似乎搞砸了。除了既定的氣候議題以及一些技術性合作,幾乎沒有什麼重大分歧得以解決,特別是網絡安全、南海問題和人權問題。

前者,有習率龐大代表團在西海岸逗留整整三天,竭盡全力拉攏西部新興互聯網資本,卻無法緩和白宮會談後兩國在互聯網安全上的根本分歧;後者,有習和第一夫人親自上陣,分別在紐約聯大和婦女峰會上許諾重資建立南南基金和全球女性教育扶貧基金,但不敵希拉里.克林頓的一句shameless。

一場準備經年,並有大排場的「9.3閱兵」鋪墊的中美峰會,第一次陷入無戰略共識可確認、戰略合作基礎闕如的境地,而雙方的重大分歧沒有得到任何回緩。這是一個不祥的開端。第一次,中國最高領導人在中美關係上沒有發揮出充分的個人影響力,補救中美關係的裂痕或者促進中美軸心的鞏固,哪怕「江-胡時代」的墨守成規也未做到,而是開上了1971年基辛格訪華以來中美關係的倒車。

事實上,從習在西雅圖的政策說明會開始,他的外交修辭便奠定了此次峰會的失敗。習以多個否定的句式,表明了否認事實、拒絕承擔責任的態度,對中美在互聯網安全、在南海航行權、在人權問題上的衝突,採取切割和推卸。這是傳統中國官僚處理問題的慣習,居然被不自覺地運用到兩個大國之間核心利益衝突的解決,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對待類似問題的處理思維幾乎如出一轍,其潛在危險也應相去不遠。

結果不出意外,奧巴馬在會後的記者會上對分歧不加掩飾,對習處理分歧的努力也表示了懷疑。如果再聯繫美國政界和媒體的反應,無論事前事後,可以看出,中美間的巨大分歧以及未來的可能衝突已經不可避免。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訪問華盛頓,外交系統卻未能盡全力爭取他在國會發表演講,直接當面對美國的立法者解釋、緩頰,就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而外交系統過分投入到了一個牽制性或象徵性的聯大演講中,而無力創造更好的機會來面對中美真正的外交難題,既顯示了官僚系統的僵化、退縮,也暴露了習氏外交的隨意性,對外交爭端的嚴重性估計不足。

網絡安全,「新冷戰」的主戰場

而分歧的核心,一是南海問題,二是網絡安全。前者,無論美國如何重申作為非利害關係國有責任確保航行自由的立場,或者中方繼續否認大規模海島建設的戰略意圖,仍然只是舊地緣政治的繼續,關係石油供應和自由貿易,關係周邊東南亞國家,關係東北亞。在這個太平洋的地中海,匯聚了超敏感的利益復合體,周邊的東南亞國家都是新興民族國家,其超強民族主義意識只比中國強。其劍拔弩張的格局,都讓中美雙方不敢輕舉妄動,反而可能逐漸緩和,尋找磋商解決的途徑。倒是後者,互聯網安全和互聯網自由的問題,超越了傳統地緣政治的範疇,也超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概念,才是一個真正棘手問題,也是中美關係未來最不確定的炸彈。

換言之,當2008年高加索戰爭爆發,國際社會的一部分聲音,也包括筆者本人,將之稱為新冷戰的開端,並沒有太多附議。人們大多認為那不過是一場過時地區衝突樣式的繼續,俄國人僅憑僥倖得以穿越羅克斯基隧道,避免了悲劇性的全軍覆滅。再到去年的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衝突,世人彷彿才恍然大悟,終於採取了聯合制裁俄羅斯的手段。 一場伴隨小規模衝突,以意識形態對立為標誌的新冷戰正在拉開序幕。

尤其當9-3閱兵的天安門城樓上,寥寥無幾的若干地區國家領導人環繞着普京和習近平的時候,新冷戰的國際聯盟才終於浮現上來。此前,中國已經效法俄羅斯開始嚴格控制境外NGO、控制互聯網、壓制公民社會和新聞自由,一個世界性的以互聯網自由為敵、以公民社會為敵的陣營在迅速形成。回溯習上台伊始先後對非洲、對拉美對戰略拉攏,以及「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不難看出輸出「中國模式」威權控制的戰略意圖,而此次習訪美在聯大的發言,便是利用聯合國平台,向願意加入這一陣營的南方國家提供經濟援助。

互聯網安全,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取代了美蘇冷戰期間的「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歧,變成了一個最新的意識形態戰場。其中,既有美國以色列利用計算機病毒攻擊伊朗核工廠,也有美國2003年的大停電——針對那次停電的調查發現,有黑客侵入電力系統,當黑客意識到他們闖下大禍的時候,發出「糟了」的中文信息;也有圍繞互聯網自由和言論自由,中國政府展開的系列「淨網」行動。幾乎所有的對互聯網的輿論管制、對大V的抓捕示眾、對獨立NGO的鎮壓、對「五毛軍團」和「小粉紅」的培養,都被納入最新的《國家安全法》,被所謂「互聯網主權」的範疇所遮蓋了,得以繼續在一個過時的民族國家框架內繼續。

然而,今天的互聯網已經與電網、物聯網、幾乎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高度重合,而一個小的局部錯誤就可能引發整個系統的崩塌,如雪崩和地震一般。 一個人的選擇,開關式的變化,就可能引發高頻小規模震盪,最後觸發大規模變革,如2011年的茉莉花運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互聯網對國家安全和社會革命的雙重意義,自我賦予了它意識形態的神化高度,也自我增強地將自身轉變為意識形態衝突的戰爭手段和戰場,即網絡戰爭,並成為新冷戰的主要形式。這是中美雙方近年來都不遺餘力發展的。

無人幸免的互聯網極權主義

那麼,當習奧峰會無力尋求分歧解決之道,便意味着衝突的加劇,只是衝突形式如何展現並不確定。最新的《外交事務》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一個巨型計算中心,這個機房本身以及冷卻水所需的泵站或許便是新冷戰的一個具體目標。而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已經否決了如果爆發網絡戰,必要時將以核武器來報復己方中心機房被摧毀的建議——一場也許暫時不至於考慮捲入熱核戰爭的靜悄悄的冷戰。而當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合作與交流並不足以消弭這一最新也是最深刻的意識形態分歧,如同美國硅谷的互聯網廠商即使進入中國也無助於此,那麼一場以互聯網為意識形態和戰場的冷戰終於不可避免了。

這是一場超越「傳統石油——碳基政治」為基礎的「生產——消費模式」的舊地緣政治,而是一場圍繞「信息傳遞」的硅基政治和秩序,思想和自由也因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代價高昂。而對思想自由的控制,毋須核武器或者機關槍,只需要更多的警察強制。這意味着,未來的新冷戰,我們終究必須面對的自由之戰,同時也意味着我們要回到1984的極權狀態。

在共產主義的互聯網極權控制下,沒有人能夠逃脫。例如,在今年「710」大規模抓捕人權律師行動的同時,美國的Telegram秘密社交媒體服務器,在同一時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飽和攻擊。一個很可能悲劇的未來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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